志扬先生 解释学分类及其他

解释学分类及其他

张志扬

同学们：

大人文学科文、史、哲、政不分，其文本研读都离不开解释，即便“改变世界”也仍然要“解释世界”做引导和做疏解。马克思就是马克思的反证。除了自然科学的坐实，如果考证、训诂、注疏到阐发都属于解释的话，那么，没有什么不需要解释的。但必须意识到，解释是有不同的，还不仅是外在的类型不同，尤其是品质品性不同，决非“千篇一律”，更谈不上“怎样都行”，别以为进入现代解释学，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根本没有这种现代人自主自傲的自由度。

一解释学

我想先从进入解释学的一个叙事例子分析谈起。

A “我说的之所以是真理，因为我说的符合真理。”

B “我说的之所以是真理，因为真理就是我说的那个样子。”

C “我说的之所以是真理，因为真理就是我说真理的那个说法。”

A 可以叫做“聆听者说”，身位谦卑，或听神言，或听道行。但其中仍不乏暗渡陈仓的翻转，如，后起的形而上学家自以为他发现了形而上学同一性“本体”，意识形态家自以为发现了意识形态“真理”，他们不假思索地用自己的“专名”去命名这个普遍真理的发现——“某某主义”：

康德———“康德主义”

马克思——“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

等等。

B 可以叫做“聆听者升格为主述者说”，身位高抬，俨然“我即真理”。如，按照“马克思主义”加时间地点条件的转移出现了“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原来的“马克思主义”也就被说成了“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尽管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相去甚远。

这时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马克思曾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明确表示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如果面对今天普遍掩盖“自在之物”和“二律背反”的“康德主义”或“新康德主义”，康德肯定也会说：“我不是康德主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肯定也不会承认自己是“柏拉图主义”或“亚里士多德主义”。真正的开创者贴近源头反而审慎得多。

C 可以叫做“指涉物的知识学化”，听和说的“那个东西”（指涉物）常常被现身为没有主体的主体，即以知识学的面貌独行主体之间。被谁？被具有中介性质的“语言”、“逻辑”等。于是，解释学（说法）便成了获得解释“学”之为“知识学”的必要条件——“说法”作为动词则倾向方法论。如伽达默尔之所为。

如此转变当然有一个背景：“启蒙主义”、“进化论”、“民主主义”。对此我不细说了，因为它几乎成为今天不言自明的前提。在此背景上，解释学经历了一个本体论转变，走上了现代知识学的道路。其标志性范畴如下。

（1）“前理解”——“历史学命运”

这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的。

“先有”——进入共在境域：问“是什么”必须先行进入“是”中，即与所问“什么”共同在世而是其所是，也就是使问者获得该问的处身性。例如，“唐山地震”和“汶川地震”，如果仅仅问“是什么”的“什么”，不过“7.8级”和“8.0级”，但是两个地震决不单纯是自然现象，人在其中，它危及人的生存也自然关联着人的态度或处身性。因

而“是其所是”的“是”呈现出的“处身性”，在1976年时代或在2008年时代，便“是”出完全不同的“意义生成”关联域。

“先见”——在“是”中展现其视域、视角、维度、层次等，进而表现在取向性的问题意识中，如上述例子的意义，或“阶级”，或“民族”，或“人本”等。还有更外围的即世界性的“亲疏之分”、“主从之分”、“观望之分”等。“先行”（把握）——上面两点已基本进入把握问题的进路了，它甚至还可能预设着问题方向及其目的：“问题的提法已经把问题的解决包含着。”所谓“视阈”、“时限”是很重要的，决非抽象的时空范畴。古希腊以来的“完善”归属于“有限性”，或相对“恶无限”而言的“善无限”，否则无法把握，也如柏拉图所言：“给无限以限定”。

当然，接踵而来的问题是：既然有限，又如何变换成形而上学的甚至意识形态的独断？例如，“不确定的确定性”如何变成“确定的不确定性”、“有限的无限性”如何变成“无限的普遍必然性”、“相关性”如何变成“独断性”、最后，“审慎的真理”如何变成“主宰一切的霸权真理”，等等。人的降解的欲望在背后起着颠覆的作用——前提当然是承认“欲望分有等级”：从低级的“食色性也”到高级的“爱智慧之审慎而敬神”。然而现代性首先表现为“知识即力量”、“知识即功利”，使与“善、美”脱节的“真”成为主导，再将标榜“真”之人性欲望本能化、对象化，所有这一切，启蒙主义者全把它当成“技术进化论”使然，并赋予“天然的合理性”。于是，历史的反讽结伴而行。

（2）“视野融合”——“历史效果融合”

这是伽达默尔的概念。前提是承诺了达到“共同思想”，尽管可能不是当下兑现，但将来已经预设着可能性。可惜，伽达默尔完全不追问对话中隐藏了的“视野融合”究竟是“谁融合谁？”比如，柏拉图最早把“是”区分为“存在于”和“归属于”，从而把“最高存在者”的“本相”分离开来，它存在于“具相”中但不归属于“具相”，反过来看，“具相”归属于“本相”但不存在于“本相”。显然，柏拉图对基本词语“存在”（“有”、“是”、“给出”，或“解蔽”、“涌现”、“聚集”）进行了“强力意志”的“视野融合”即融合到柏拉图的视野中。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融合到“实体”的范畴主谓逻辑中，让以名词为主导的“主谓结构”对应从而构造世界的“事物结构”，由此确立了“强力意志”（“人是万物尺度”）的命名原则，开创了西方形而上学时代。它一直走到今天的技术主宰一切的“手段王国”地步。

总而言之，所谓“视野融合”无非就是“权力意志融合”。

这就是海德格尔多次警示过的，现代语言剥夺古代语言自行言说，正如强者剥夺弱者的自行言说一样。根据当然是启蒙进化。

也难怪德里达要叫喊：“反对保护性剥夺。”

（3）“解释学循环”

“前理解结构”已经预设着循环了。具体到文本阅读则可分为“内循环”与“外循环”以及“双向循环”。

仅以“内循环”为例。看青年马克思《巴黎手稿》“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

——“劳动产品”的异化

——“劳动行为”的异化

——“劳动” 的异化

——“劳动关系”的异化

在社会现象和一般社会生产领域，每一个前者的异化都是后者异化的结果，而“劳动关系的异化”本身就是“私有制”。也就是说，私有制是异化的总根源，它产生异化同时又被异化再生产，从而把私有制作为永恒轮回的生产关系确定下来了。这正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证资本主义永恒的事实根据和理论根据。

如何突破它，马克思发现了第三个规定“劳动的异化”隐含着“异化的界限”而有“出离”的可能。它首先表现为“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区分，然后发现劳动力的自然分工与社会分工只有到了一定程度才产生私有制，因而确立了私有制是生产力一定阶段的产物。于是有了历史唯物主义，于是私有制永恒的迷梦打破了。《巴黎手稿》无论从整体结构，还是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表面看起来是典型的解释学循环，但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