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作战

关于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的几点思考
二旅二营李赞
学号 1302010051
摘要：体系方法用于计划的这种军事应用能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

“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是我军首创的基本概念。

对应于美军主要是“网络中心战”理论。

对于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本人通过课程学习并结合查阅资料有以下几点体会。

体系方法用于计划的这种军事应用能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那个时候美国陆军航空兵计划人员在位于维吉尼亚兰利的航空兵战术学校，发展了战略轰炸理论。

美国研究空中力量的理论家相信敌人经济的主要威胁能被找出来，并且能够在敌对行动爆发之前评估出来。

这所谓的工业网理论聚焦于那些敌人关键的战争经济依赖的那部分重要的工业上。

目的是用一种体系方法来产生一连串的效果，这些效果能够导致敌人经济崩溃。

最终的目标是削弱敌人的抵抗意志并迫使它停止战斗。

从这个角度看，工业网理论的正确运用将确保快速而决定的胜利。

“基于信息系统体系作战能力”是我军首创的概念。

一个新概念的提出既是对变化了的战争形态新质的凝练与折
射，也是对传统理念的突破与扬弃。

它集中体现了我军对信息化战争规律、特点探索的递进、认知的跃升；体现了我们从研究信息化军队、信息化战争的一般规律入手，最终落脚到指导我军现代化建设和打赢的特殊规律上来。

一、网聚能力
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说白了，就是通过信息网络凝聚而成的新质战斗力，我们称其为“网聚能力”。

具体地说，是以军事信息系统为基础，依靠网络的“无疆界、零距离、即时性”特性，通过数据的广泛融合和信息的快速流动，把各类作战资源和能力实时有效地汇聚起来，形成具有倍增效应的整体作战能力。

它给现代战争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无网不成军，无战不经网。

美军“网络中心战”理论，看重和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网聚能力，因而实至名归地成为美军转型战略的基石。

深入研究美军《2010年联合构想》和《2020年联合构想》可以发现，在这两个联合转型文件当中，最核心的内容其实只有两句话：一是要在2010年前获得信息优势；二是要在2020年前获得决策优势。

有了这两个优势，美军才有可能获得未来联合作战的行动优势和战场胜势。

信息技术和信息网络的发展一日千里，使全社会的互联互通互操作和多网融合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我们已经看到军队和地方各种各样的“N网一体”，互联网与物联网的结合无疑也会成就全球大势，并将创造出资源优化配置下无与伦比的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方式，包括新的战斗力增长方式。

网聚能力如此关键、如此重要，同时也在无限延伸扩张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脆弱!以至于，西方第一个使用“信息战”概念的美国人托马斯·罗纳说，战胜敌人的最好办法，就是攻击对方的信息系统。

没有几年，“网络帝国”、“网络霸权”、“网络核武器”等惊悚的预言或说法，就接踵而来。

2009年5月1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演讲，把“确保国家Cyberspace安全”定为最高国策，列入国家最高行政优先级项目。

去年6月，美国又宣布组建覆盖时间域、空间域、频率域、能力域的网络战(我国汪成为院士称之为“控域”)司令部，大力整合原来分散在美国各军种中的网络战指挥机构，以及分布在88个国家或地区、近4000处军事设施中的1.5万个计算机网络和相应作战资源。

俄罗斯则把网络攻击手段定性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将网络战威胁排在核战争之后，保留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甚至核武器给予反击的权利。

大多数国家都对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安全和军队信息化发展给予高度关注。

以此为标志，网聚能力完成了从概念到实践的又一次质的飞跃。

二、信息主导
作战制胜机理的改变，源于作战体系中主导要素的易位。

现代条件下，信息资源取代物质能量资源成为作战能力的新源泉，作战能力与信息质量的关系远比与部队数量的关系更为紧密。

作战体系中主导要素与其他作战要素相互关系的这一质变，可以用“两个决定”的规律来表述。

信息优势决定体系作战能力水平。

信息在体系对抗中成为核心资源和主导要素，从单纯信息域迅速扩展到整个控制域，作战制胜的机理演变为夺取和建立信息优势，并转化为决策优势、行动优势和战争胜势。

战场胜负不单取决于投入作战资源的数量，更取决于谁能够在决定性的时间、地点和目标上有效地集中信息力和打击力。

在某种意义上，现代作战正在演变成为“谁能看得见、辨得明”和“谁能藏得好、防得住”的对抗。

攻防易手、主被动转换，一切取决于对源头情报信息的掌控利用。

对于信息优势的争夺，不但存在于战时，更延展渗透到平时；不但见之于军事领域，更广泛扩散于所有信息赋值领域。

围绕这一焦点的对抗与争夺，异常复杂激烈。

信息流程决定指挥控制流程。

信息系统的普遍应用，信息流程的不断加速，使作战体系形成了“神联力融”的力量结构，缩短了“发现—决策—计划—行动”的周期，催生了
“以快打慢”、“以远制近”、“以高控低”、“以少胜多”等综合现象。

指挥控制层次减少、同步协调频率加快，成为必然趋势。

基于信息系统体系作战能力的发挥，将直接受制于指挥控制的效率和水平，受制于指挥员和指挥机关在人机结合运行中的知识、能力以及联合思维方式。

三、体系破击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三种战争规律说”。

用之于今天，可以认为，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是信息时代各国军队建设的普遍规律；非对称作战，是弱者战胜强者的特殊规律；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实行完全主动作战，是中国人民战争更为特殊的规律。

这第三种更为特殊的规律，在当代就是体系破击战。

体系破击战，是我军信息时代的核心作战思想与基本战法，旨在以非对称攻势行动为主导，以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为枢纽，使用精锐作战力量和国家战略资源，运用软硬复合作战手段，快速连续地攻击敌网络化作战体系的重心和薄弱环节，通过剥夺敌信息优势、破坏敌体系结构、降低敌作战效能来达成制胜目的。

四、无缝链接
“从传感器到发射器的无缝链接”，是外军对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能力形成的一种概括。

体现这一模式雏形的伊拉克战争，也被冠以“第一场连线战争”的名号。

无缝链接的生成过程，可以从信息融合、系统耦合两方面来理解。

以信息融合为途径，实现作战要素高度集成。

也就是，以栅格化信息设施为基础，以一体化指挥平台为纽带，以信息单元嵌入为关键，实现侦察、指控、武器平台的无缝链接和战场信息的高度融合，充分发挥信息要素在作战能力生成中的主导作用。

在信息化特征初现的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联军部队来自39个国家，共部署有80余万兵力，投入了3700辆主战坦克、4000多辆装甲车、2790架作战飞机、2000多架直升机、210多艘战舰，战争中之所以能够比较协调一致的运转，除了绝对优势于对手之外，依靠的正是信息融合引导下的作战要素集成。

以系统耦合为核心，实现“侦控打评”灵敏联动。

其中，发挥系统要素功能是基础，规范系统运行机制是保证，优化系统信息流程是关键。

信息流转的顺畅高效，既依赖于又推动着侦—控—打—评(外军称之为OODA循环)各作战环节的协调运转和快速循环。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军共动用各类轨道卫星90多颗，加上空中预警机、无人侦察机和特种侦察分队等的协调配合，“侦”得了大量信息；整个空袭过
程，有2/3的飞行架次是在起飞后根据战场情况遂行各类临时任务，其中对巴格达的约1500架次空袭，87%是适应战场情况变化随机调整的，实现了实时“控”；在全部打击行动中，精确制导弹药约占总投弹量2万枚的70%，实现了信息主导“打”；作战中，美英联军利用各种侦测手段跟踪监视战场态势，每2.6～6分钟刷新一次通用态势图，力求及时“评”估作战效果，为下一轮打击提供参考依据。

当然，战争中的误伤、联军行动的失误、打击效果评估的滞后等等，也无不与信息融合、系统耦合的缺陷相关。

五、程序重组
信息化条件下作战、建军的新规律，是“信息流”连接和引导“物质流”、释放“能量流”；“信息链”支持“指挥链”、控制“打击链”。

随着战争的发展，信息系统涵盖的要素日益丰富，要素间的黏合不断加强，系统整体的自动化水平持续提高。

C4KISR是美军现行指挥自动化系统的简称，是从C2→C3→C3I→C4I→C4ISR→C4KISR逐步演变过来的。

20世纪50年代，美军启用了C2(指挥和控制)指挥控制系统的概念；60年代，增加了通信的内容，形成了C3系统；1977年，情报被添入系统，变成C3I；1989年，计算机普遍应用，形成C4I系统；90年代，监视与侦察融合到系统之中，
形成了 C4ISR系统；2002年，又加进去打击要素，形成现在的C4KISR系统。

显然，信息传递、处理环节的增多，必须有利于而不是有碍于信息流速的加快和信息流程的缩短。

怎么解决这一矛盾？程序重组。

所谓程序重组，就是围绕信息的无阻碍快速流动这一指标，从侦察预警、态势感知的源头开始，调整梳理所有信息传递、指令执行的终端和单元，重新安排指挥控制各环节各部门的运行程序、主要职能、协调关系、体系功能等。

鉴于指挥控制系统处于军队有效开发和利用信息的中心，是将信息转变为可行动知识的枢纽所在，因此，指挥控制系统的程序重组，对于提高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格外重要。

北约从1991年开始的C2发展研究，2006年创建的C2成熟度模型，我军一些院校几年前开展的作战程序重组研究，已经取得一批重要成果，可以在顶层设计和实际操作方面为我军信息化转型提供有益借鉴。

在此方面，关键是做好以下两点：
一是以知识作基础，以认知和决策为核心，以指挥控制链为基本线索，按照流向正、流速快、流程短的标准化信息流程，调整指挥流程、工作流程和军队组织形态。

二是依据作战信息的完整流程和作战指挥的完整过程，建设一体化指
挥平台和各类信息网络，提供优化结构、调整职能、配置资源和联合行动的物质技术基础。

六、两个倍增
两个倍增，就是要通过结构优化、功能重组等综合集成措施，实现各军兵种部队作战能力与联合作战体系作战能力的同时倍增。

其中，前一个倍增是后一个倍增的基础，后一个倍增用以规范和引导前一个倍增。

只要是能够从联合作战大系统中获得的作战资源和作战能力，各军兵种、各作战单元就不一定非要自己拥有；只要是能够从国家和人民群众中动员征用的资源、设施，军队也不一定非要自己拥有。

实现两个能力同时倍增，很关键的一条，是处理好加强各军兵种特色建设与加强公共支援保障力量建设的关系，处理好武器装备和重大项目建设中取与舍的关系，处理好国防建设与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的关系。

国内外的经验教训都证明，搞好一个军兵种的整体建设不易，搞好联合作战大整体的建设更难；决定上什么装备和重大项目不易，决定下什么装备和重大项目更难；谋划实施军队或国家、地方一个方面的信息化建设不易，站在全局和未来高度运筹实现军民融合式发展更难。

难就难在战胜自己、改变思维习惯，难在突破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的重重束缚。

我们既要善于取，更当敢于舍，学会以舍换取，努力做到果断决心舍、综合集成取。

这一点，在我国安全威胁综合性提高、军费和许多国防资源还比较有限的情况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要放眼战争演变和军队转型发展的方向，特别是安全威胁综合化，战争网络化、远程化、高速化、精确化和无人、无形、无声、新概念化等趋势，着眼全球常规精确打击、1小时内到达、CEP小于1米、核常手段难辨等典型的作战样式，统筹考虑和规划设计我军的体系作战能力建设问题，力求在机械化信息化的复合式、跨越式发展中创造更高的综合效益。

科学的集成方法是实现“两个倍增”的重要途径。

在思想观念、顶层设计和配套措施上，宜采用我国传统博弈文化中下围棋而不是下象棋的思路。

要摆脱楚河汉界和车马炮将士相移动规则的诸多限制，按照在网格化战场上灵活调动黑白两色作战资源的理念，布局投子、运筹帷幄，推进军队改革、转型及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完成。

七、作战模块+战略战役要素
在信息化条件下，军队最重要的能力是先敌发现、先敌决策、先敌行动的能力，军队的灵活反应、快速投送和作战行动的精确性、同步性，比任何其他传统能力都更加重要。

近年来，外军对信息化、轻型化、多样化作战模块的建设格外青睐，一个主要趋势，是旅级作战部队大量增加并成为主体。

例如，以色列陆军现役13.3万人，编制15个师，每师编制2～8个旅。

美国陆军计划在2020年前，将现有10个师级部队全部改造成73个作战旅(45个现役旅、28个后备役，包括装甲旅、机械化步兵旅、重型骑兵旅、轻型骑兵旅、轻型步兵旅、“斯特赖克”旅6种类型) 、21个战斗航空旅(包括空降旅、空中突击旅2种类型)和15个“爱国者”导弹营，支持其作战的是200多个模块化的联合火力、空投、工程、防化等支援保障旅。

其中，每个“斯特赖克”旅仅编制3000～5000人，但其作战能力却相当于1个机械化步兵第4师，或者2个转型前的步兵军。

其奥妙就在于“作战模块+战略战役要素”的力量建设与运用方式，使得“斯特赖克”旅在执行任务时，能够得到远远超出自身编制装备能力的各类支援和保障。

这与上面所说的“两个倍增”的思想殊途同归。

而且对于我们这种富有人民战争光荣传统的国度来说，其中蕴含的发展潜力和空间可以无穷大。

关键是换思路，让信息技术为优良传统服务，让优良传统插上现代科技的翅膀更好飞翔。

进一步说，军事转型最核心的目标，不是发展武器装备，而是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优化运用作战资源，是在信息系统
延伸、扩大和解放人的能动性的基础上，更好地实现人与武器的结合、军队与人民的结合、国内国际两个最广泛统一战线的结合。

形成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既要重视作战模块建设，更须把重心始终置于“体系融合”以及为这种融合“提供共同支援保障能力”的战略战役要素建设方面，尽可能把联合转型、联合作战的思想嵌入模块，固化在一体化指挥平台、各类武器装备系统和联合文化的制度建设之中，依靠硬件和软件的共同作用，实现上述两者的有机衔接和无极转换。

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本质内涵是网聚能力，作用机理是信息主导，核心战法是体系破击，生成模式是无缝链接，实现途径是程序重组，集成标准是两个倍增，总体思路是作战模块+战略战役要素。

人的作用、人民战争的作用，将在信息化条件下得到更广泛、更充分、更有效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