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作者是否为吴承恩之讨论

《西游记》作者是否为吴承恩之讨论

[摘要] 《西游记》问世时是一部未署名的作品，当时即有多种猜测，明清间“丘处机”说曾流行一时，至今仍有信从者；近来“吴承恩”说几乎成定论，但在学术界，因为证据薄弱不断受到质疑和否定，不时有各种主张与猜测。在《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与非吴承恩之间展开激烈的争论。本文主要总结诸家关于《西游记》作者的观点及反驳意见等。

[关键词] 《西游记》；作者；吴承恩；争论

纵览一个世纪以来，《西游记》作者的研究，大体经历了无作者，推测作者为丘处机、吴承恩；否定丘处机，考证作者为吴承恩；否定吴承恩，寻觅新作者的探索历程。

现行的几种明版《西游记》均未署名。明世德堂刊本陈元之序云：“《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旧有序，余读一过，亦不著姓氏作者之名。”只录了一些传闻而已。故而，作者是谁便成为学者一直争论的话题。

首先，关于《西游记》作者最早的推测是丘处机。最早见于清初汪象旭评本《西游记记证道书》与假借虞集名写的《西游证道书序》。该序云：“余浮湛史馆，鹿鹿丹铅。一日，有衡岳紫琼道人持老友危敬夫手札来谒，余与流连浃月，道人将归，乃出一帙示余曰：‘此国初丘长春所纂《西游记》也，敢乞公一序以传。’余受而读之。见书中所载，乃唐玄奘法师取经事迹……而余窃窥真君之旨，所言者在玄奘，而意实不在玄奘；所纪者在取经，而志实不在取经：特假此以喻大道耳。”自此，许多学者认为《西游记》即为丘处机所写，或有人认为丘处机是全真教领袖，所以此《西游记》并非游戏之作，而是“修丹证道”之书。

然而，丘处机是元代人，又是为道士，他所写的《西游记》是否为讲取经故事的小说《西游记》不少人有所怀疑。最早提出怀疑的是钱大昕与纪昀。纪昀是从小说所反映的时代来说的，他查出小说所写的官制都是明制，从而断定所写时代必为明代，所以作者不可能是元人丘处机。钱大昕则亲眼看到了丘处机所写的《西游记》。他的《跋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说：“《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述，于西域道里风俗，颇足考证。而世鲜传本，予始于《道藏》抄得之。村俗小说有《唐三藏西游演义》，乃明人所作。”指出丘处机的《西游记》是一部记述地理风俗的西行游记，与取经故事毫不相干。自此，丘处机为小说《西游记》的作者的说法不攻自破。

其后，则是吴承恩作《西游记》之说。最早将吴承恩《西游记》推测为通俗小说《西游记》的是清初学者吴玉搢。乾隆十年，他在《山阳志遗》中，一方面对丘处机作《西游记》持认可态度，另一方面又推测说吴承恩将丘长春的《西游记》改为通俗演义了。“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指吴承恩）著。考《西游记》旧称为证道书，谓其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园有序，称此书系其国初丘长春真人所撰……意长春初有此记，至先生乃为之通俗演义。如《三国志》本陈寿，而演义则称罗贯中也。”吴玉搢的另一条证据是：“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手无疑。”乾隆三十六年，山阳人阮葵生在他的《茶余客话》中承袭了吴玉搢的说法，更强调吴承恩的《西游记》为通俗演义：“或长春初有此记，射阳因而衍义，极诞幻诡变之观耳。亦如《左氏》之有《列国志》，《三国》之有《演义》。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妇孺皆解。而他方人读之

不尽然。是则出淮人之手无疑。”（《茶余客话》卷二一）然而，两人的说法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推测之词。他们说吴承恩作小说《西游记》的三条理由：必有所本；淮安方言；将丘氏《西游记》演义为小说，没有一条能站得住脚。

20世纪初，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涉及作者，用吴承恩说。鲁迅末明言作者是吴承恩，但一来对吴承恩生平特作介绍，在论述该小说内容与风格时，则引《淮安府志》论及吴承恩语。显然，鲁迅是把小说《西游记》作为吴承恩的著作，但并未找出新的证据。

对《西游记》作者论证最详的是胡适的《西游记考证》。这篇考证一方面推算出了吴承恩的生卒年（大约生于正德之末，死于万历之处）。另一方面又找到了吴承恩的若干首诗，特别是《二郎搜山图歌》，从中可看出《西游记》作者的影子：“这一篇《二郎搜山图歌》，很可以表示《西游记》作者的胸襟和著书的态度了。”但是，胡适先生的这篇考证远不及《红楼梦考证》所论的那么严密。因为要说明吴承恩是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必须在吴承恩与小说《西游记》之间找到直接关系和说明此种直接关系的证据。譬如，吴承恩所写的是《西游记》小说，而不是同名的其他书等。但胡适没有这么做，他绕开了这一问题，直接接受了千人丁晏的观点。胡适自己说：“我前年做《西游记序》，还不知道《西游记》的作者是谁，只能说：‘《西游记》小说之作避灾明朝中叶以后’，‘是明朝中叶以后以为无名的小说家做的’。后来见《小说考证》卷二，页七十六，引山阳丁晏的话，说据淮安府康熙初旧志艺文书目，《西游记》是淮安嘉靖中岁贡生吴承恩作的。《小说考证》收的材料最滥，但丁晏是经学家，他的话又是根据《淮安府志》，所以我们依着他的指引，去访寻关于吴承恩的材料。”但是，《淮安府志》究竟记载了什么；吴承恩所写的《西游记》是否为小说；丁晏的话是否可靠，这些胡适都未加以考虑。

最早对吴承恩为小说《西游记》作者提出怀疑的是俞平伯。早在1933年，他就在《驳<跋销释真空宝卷>》中明确提出：“吴氏作《西游记》，根据《淮安府志》，志书上所谓《西游记》是不是这个《西游记》呢》很难定。”叶德均也认为，《淮安府志》著录吴承恩《西游记》“是否即通俗小说，不无可疑”。1980年，矶部彰用传统目录学的眼光重新审视天启《淮安府志》的相关记载，提出了否定吴承恩的《西游记》为小说《西游记》作者的两个新的有力证据。其一是“从传统目录学立场来看，不将为人喜爱的白话文学收入艺文之中，是基于士大夫的传统意识。即使把白话文学收入艺文志中，那也只是明朝公认为文学的戏曲类。如果说淮安府的府史书魄力采取了只将‘小说西游记’著录与文艺志的原则，这不符合通行做法”。“假如《淮安府志》中吴承恩的作品‘西游记’指的是三藏西天取经故事，那么它当属戏曲‘西游记’。”其二是发现《千顷堂书目》卷八史部《舆地类》中，“清楚地写着‘吴承恩西游记’”。说明吴承恩的“西游记”不是小说而是游记。

与吴承恩直接接触过的同时代人稍晚的李维桢、吴国荣、陈文烛、丘度等人对吴承恩的诗文均有评论，但均未提及《西游记》。按常理，如果吴承恩作了《西游记》，而通俗小说《西游记》在当时又是名震一时的，对吴承恩稍有所接触与了解而且对他的诗文有评论的文人不可能对一部巨作丝毫不严，这并不符合常规。

1983年，章培恒先生在《社会科学展现》第四期上发表《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作》。章培恒先生此文在中国大陆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反响。章培恒对认为吴承恩是小说《西游记》作者的主要依据进行了一一反驳。一、天启《淮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