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霆案案例分析

许霆案案例分析
机械104班XXX 1003010414
一、案情及判决
2006年4月21日晚10时，被告人许霆来到天河区黄埔大道某银行的ATM取款机取款。

结果取出1000元后，他惊讶地发现银行卡账户里只被扣了1元，狂喜之下，许霆连续取款5.4万元。

当晚，许霆回到住处，将此事告诉了同伴郭安山。

两人随即再次前往提款，之后反复操作多次。

后经警方查实，许霆先后取款171笔，合计17.5万元；郭安山则取款1.8
万元。

事后，二人各携赃款潜逃。

同年11月7日，郭安山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全额退还赃款1.8万元。

经天河区法院审理后，法院认定其构成盗窃罪，但考虑到其自首并主动退赃，故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元。

而潜逃一年的许霆，17.5万元赃款因投资失败而挥霍一空，今年5月在陕西宝鸡火车站被警方抓获。

日前，广州市中院审理后认为，被告许霆以非法侵占为目的，伙同同案人采用秘密手段，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行为已构成盗窃罪，遂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许霆随后提出上诉，2008年3月，广州中院认定许霆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1]。

许霆再度上诉，2008年5月，广东省高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许霆案引起的极大争议
许霆案件引起人们的关注和以往引起关注的案件的关注点有些不同，以前引起关注的焦点集中案件的定性上，而这一次人们关注的是量刑部分——人们普遍觉得量刑过重了，即使是认为许霆的行为应当入罪并受到刑罚的人也认为无期徒刑过于严厉。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兴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广州许霆案”属于恶性取款，定罪判刑是应该的，但这是一个特殊的盗窃案件，判处盗窃金融机构罪显然不合适，应该综合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从我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一审判处无期徒刑明显过重”。

贺卫方表示，自己得知这个判决时，感到很震惊，“不是对法律判处当事人有罪感到震惊，而是对其处罚太过严厉感到震惊”。

这一次司法实践界和理论界难得的在同一个案件上有了和谐统一的观点：许霆案件的一审判决是过于严厉了。

这一次法律精英们俯从了民意，问题关键是为什么民众会认为
量刑过重呢？
量刑过重是一个比较之后得到的结论，民众把许霆案件和贪污案件作了比较。

现在不少贪污了百万、千万的官员得到的刑罚量也至多不过是一个无期(近几年司法实践有关贿赂性犯罪的判决告诉我们，此类案件适用死刑的数量、比例在下降)，许霆的行为即使再超越法律界限也不会比这些贪污的官员更加严重，既然行为并不见得严重，那么获得了比贪污更加严重的刑罚后果，民众自然要愤怒，自然要不平。

从民众情感上来说民众对于国家公权力的代表们要求要更高，因为我们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清官文化”。

所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就是一个生动的写照，国家公权力代表的贪污行为要远远比盗窃行为不能为民众所接受。

关于这一点也并不是民众的“仇视官员”的表现，从刑法理论上分析我们同样能够得到相较之于盗窃我们更应当严惩贪污的结论。

单从行为的性质来看，贪污行为其中有一种表现形式就是窃取；然而盗窃的主体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并且是在利用这种身份，贪污的行为人不仅侵犯了财产性的权益还破坏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

对比盗窃罪而言贪污侵犯了更多国家保护的重要利益、关系，理所当然应当承担更严厉的刑罚后果，然而现实中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形，于是民众对于刑法的朴素理解与司法实践出现了偏差，这种偏差导致了民众对于司法的不理解和不满意这对建立法治国家是有害的。

三、关于许霆案件的几种主要观点
（一）不当得利说
这种观点认为许霆与银行是一种合同法律关系，许霆办理银行卡并存入相应的金钱，而银行提供服务，包括设置ATM机让自己的客户取款。

案件的起因是因为银行的错误给付而使许霆获得了不当得利。

不当得利的构成包括四个方面，一方取得财产利益，一方受到损失，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间有因果关系，没有法律根据。

银行本来只需要给许霆以卡内金额为限的金钱，但事实上却远远超出了本应给予的金额，对于此，银行欠缺给付目的，属于给付错误，而本案完全符合上述四点，是属于给付不当得利。

这种观点认为许霆的行为还可以通过民事法律继续调整就应该继续停留在民法的调整范畴之内。

（二）银行过错说
该说强调，银行在该案中负有对ATM机、银行计算机系统的维护责任，许霆的取钱行为完全在银行的“配合”下完成的，该案的发生也是在银行的“过错在先”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许霆不应构成犯罪。

该说把矛头指向了银行系统，甚至出现了如果许霆要定罪就应当把银行作为共犯的说法（许霆的辩护律师就曾在法庭上质问ATM知罪么？）。

（三）侵占说
该说认为因为无法证明许霆有着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在二审法庭上许霆也坚称自己是为了替银行保管这17.5万，后来许霆携款逃走的行为完全可以是看成是他不归还欠款的表现，这样一来许霆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又不会带来无期徒刑这种让我们大家都感到有些过重的刑罚，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折衷的办法。

（四）盗窃说
这种观点认为许霆的行为符合刑法之中盗窃罪的犯罪构成，应当以盗窃罪入罪，承担刑事责任。

然而持这种观点的人也都认为以无期徒刑作为刑罚后果也过于严厉了。

对于许霆案件现在有理论支撑的观点基本上都属于这四种观点的范围，下面我们将对许霆案件从定罪到量刑做一次梳理。

三、专家意见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
就许霆案而言，适用特殊减轻的理由有三：一是银行明显存在过错。

这一过错虽然不能成为许霆无罪的理由，却可以成为适用特殊减轻的根据。

二是违法程度较轻。

许霆是利用自动取款机的故障而窃取财物，这和采用破坏自动取款机甚至非法潜入金融机构的盗窃行为相比，客观违法程度较轻。

三是责任程度较轻。

银行的过错产生了巨大的金钱诱惑，从而诱发了许霆的犯罪。

从期待可能性上来说，由于存在着自动取款机故障这一附随状况而使得期待可能性程度有所降低，由此可以减轻许霆的责任。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
银行不应随便动用公众权力
许章润认为顾客与银行之间首先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

事发后，银行应该首先采用民事手段来实现民事救济，如果不行，才应当提起动用公共权力。

银行有取款录像、有身份证号码，完全可以通过通知被告等后续服务来索回。

直接动用公众权力是一种不恰当的做法。

公共权力是依靠纳税人的资金来维持的，是一种稀缺资源。

稀缺资源不得随便动用。

我们感觉到这里有一个强强联合的问题，即金融这样强势一方与公安司法这样强势一方相结合，而没有把顾客作为上帝来看待。

这是一个重大的缺陷。

如果是民事侵权纠纷案件，那么作为公权机关的公安机关、法院就应当超脱其上，不予干涉。

实际上，事情一旦发生，金融机构、司法机关等便强强联合，一致对外。

这个案件发生在金融机构和它的服务对象之间，首先应该在平权的基础上，运用民法条例来解决。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徐松林：
民法应予以优先考虑
徐松林认为，对许霆案应该考虑到刑法定罪量刑时通用的谦抑原则，即一个案子如果能用民法解决，就不要再动用刑法来解决。

徐松林认为，如果在某种情况下，很多人都会经受不住诱惑而去做的话，就不应该再认定为刑事犯罪行为。

清华大学法学院许章润教授也认同判决太过严苛，“如果一个人采用非暴力手段非法侵占了一定钱财，就应该以终身自由为代价，还是太严重”。

许教授认为被告与金融机构应该先在一种服务对等关系的前提下去协商解决问题，如果一方出现侵权，则应首先动用民法法律，不能擅用公权刑法。

“相反，对因银行提供的服务不完善而引发的人性恶的一面，引发不良贪念，银行应该道歉，甚至可以向银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四、我的看法
个人觉得许霆还是比较亏的，我对大多数群众的看法是持相同意见的，即量刑过重，我也很赞同上面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的意见。

，ATM机并不能够等同于刑法中作说的金融机构。

虽然现行的刑法对于ATM机没有做出过直接的定性，但是参照其他法条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刑法对于金融机构的理解，在情节罪的加重条款之中金融机构与银行并列在一起，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家对于金融机构的规定不会低于人们对于银行的理解。

ATM机本身并不具备成为银行的全部条件，虽然由于网络的连接人们使用ATM机已经能够完成银行的各种基本的服务，但是ATM 机却不具备值班的管理员（虽然ATM机可能和警察局联网但是很快赶到现场不能取代就在现场）、柜台出纳员（虽然有的学者把出错的ATM机比作神经有问题的出纳但是银行不会让一个有问题的出纳出错171次而不及时更换）、会计（虽然ATM机会受到银行的监控但是对于欠款的计算毕竟没有银行快捷）等等，基于这些ATM机不具备的因素，笔者认为ATM机不等于银行，不等于金融机构，这样许霆就不会构成盗窃金融机构且数额巨大了。

我相当同情许霆，对于那么多的
贪官污吏我是恨之入骨，但他们所受到的惩罚却是那么小，而许霆却在一审中被严判，这是为什么呢？似乎很不公平啊！就是被判5年，判的也有点重啊……
五、许霆案给我们的启示
备受关注的许霆涉嫌利用银行柜员机出错盗窃一案，法院重审，刑期从无期改判到5年。

事情似乎告一段落，但是许霆事件给我们留下的思考却远远不仅与此。

首先，许霆的行为是要受到否定的，这正是他目无法纪或不懂法的体现，因此我国的法制宣传还任重道远。

其次，许霆事件暴露出我国现行法制的不健全，法律条文在运用上的僵化等弊端。

许霆案的意义在于此案的终审将起到引导作用，客观上推动法治的进步和发展。

最后，许霆事件最主要的是反映了当今我国舆论与司法的关系。

第一、舆论的监督作用。

各级机关要积极主动接受媒体的意见和监督，建立新闻通报制度，定期约请新闻媒体，加强沟通。

第二、媒体审判。

所谓媒体审判是指媒体对司法机关正在审理，但尚未结案的案件的事实和性质，抢先作出带有倾向性观点的大量报道，从而对司法机关客观公正依法处理案件产生不良影响。

第三、舆论与司法的矛盾本质上体现的是民意与个案审判之间断裂。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考虑激活在我国消失已久的陪审制度，让人民陪审员能够以法律之外的眼光来看待许霆犯下的罪，来决定其应该受到什么样的罚。

法律是维护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公正更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而要维护司法公正，除了掌握司法大权的国家机关，媒体、社会甚至每个公民都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