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英语Unit2翻译

谢谢你，罗西

微不足道的几句话和一小束铃兰，却在那段煎熬的日子里给我了莫名的安慰。

那是无比漫长的一年——我儿子安德里安短暂人生的最后一年。乘火车到伦敦滑铁卢车站几乎已经成为我的一种习惯，随后步行25分钟，通过滑铁卢桥到大奥蒙德街的儿童医院。到医院的这段路程并非毫无希望，因为我渴望见到我的儿子，也因为我被一种难以名状的坚定信念所鼓舞——今天他会奇迹般的康复。

但晚上返回车站的路上总是无比绝望。又一次没有奇迹。就像法国人说的那样，有些夜晚变得难以忍受。

在病房中，我把小儿子抱上床，听着他的祈祷直到他在我怀里入睡。通常情况下，安顿好这一切后我有足够的时间前往车站。我常常在横跨泰晤士河的桥上停留片刻，看着川流不息的河水奔向大海。

一天晚上，我神情恍惚地盯着黑油油的河水，没有注意到一个女人站到我身旁。我抬起头看见了她；她离我相当近。我曾在街对面的阴影里见过她。我不假思索就认出了她，而且可以肯定，她就是被委婉地称为“夜晚女郎”的那类人。

“晚上好，先生。”

“晚上好，”我答道。对于她的出现我有些窘迫，况且我不确定她的意图。

她不再看着我，扭头盯着泰晤士河。“你去了儿童医院，”她说。这是个陈述而非疑问。

“对，”我告诉她，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问。“我的小儿子是那儿的病人。”

“他情况很糟，对吧？”她问。

“对，我恐怕是，”我回答道。然后我更像对自己说道，“恐怕他真的是很糟。”

她伸出手碰了碰我的胳膊，我可以看到她眼中的泪水。“我很抱歉，先生，”她轻声说道。随后她很快收回了手，转身离开。回去的路上我一直想着这次邂逅，莫名其妙的振作了一些。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照例往返于医院，我的情绪也在无缘由的希望和完全的绝望中交替着。她常常和我一起在桥上伫立。

她会这么问，“他怎么样了呢？”“好点儿了么？他在潘趣先生的病房，对吧？”

“是的，”我回答道，奇怪她怎么会知道。“还是老样子。”

她从来不问我的名字，但让我叫她罗西。“我朋友都这么叫我。”

“我儿子叫安德里安，罗西。”我告诉他，“他一头金发，眼睛是灰色的，快四岁了。”

她点点头没说什么。

我开始相当依赖这些会面。一天晚上我给了她一张安德里安的照片，和我钱包里的那张一样。我在照片背后写道：“谢谢你，罗西。”她看了好一会儿，用手绢把它包起来，小心的放到手提包里。

最终，医院还是打来电话：“我觉得您最好马上赶来。”

他躺在那儿，看起来那么小，灰色的眼睛认真地看着我。我俯身擦干他额头上的汗。

“爸爸，你为什么哭呀？爸爸，我害怕。爸爸，我会没事的对吧？”

“是的亲爱的，爸爸在这儿，你会没事儿的。”

握在我手中的小手松了下去。

当一切都结束后，两个好心的护士搂着我走出病房。我走在伦敦的大街上，天色已晚。

第二天晚上，料理好医院里的事务后，我站在桥上，倚着护栏，眼神空洞的望着河水，试图控制自己的情绪。我转过身去，罗西就在我身旁。她轻轻碰了碰我的胳膊，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样。

“给，”她说，递给我一个薄纸包着的花束。“这给他的。替我把这个放到他墓上，好吗？”她把那一小束铃兰猛地塞到我手里，抽泣着转身跑开。

坟墓上覆盖着很多花环。在大量的悼念鲜花中，那一小束铃兰与周围娇艳的玫瑰，黄水仙，郁金香，银莲花等形成鲜明对比。

我计算好最后一次探访医院附近地区的时间，以便在晚上能路过滑铁卢桥。我想告诉罗西，她送的花我带到了。但我没有见到她。我想不出她出了什么事。

我鼓起勇气朝最近的警察局走去，也就几个街区的路。那位彬彬有礼，助人为乐的英国警察听取了我的寻人启事。他以疑惑的目光看着我。

“是的，先生。我几乎可以肯定你说的是谁。”他向我保证道，“她常在滑铁卢桥附近。也可以说，她常在那儿做‘生意’。她叫罗西，是吧？”

“对，对，”我说，“她就是我要找的人。”

“很抱歉，先生，”他轻声说。“我们所说的人已经死了。前几天晚上我们在街上找到她，可能是心脏病突发。”

“她有亲戚么，或者家人？”

“没有，先生，很抱歉。”警察说。“我们检查了她的手提包，没有任何证件。只有一些化妆品，火柴，香烟，手绢和几张照片。”

“她的手提包还在这儿么？”我问。“我能不能看看——看看里面有什么？”

警官有些犹豫。“这个，先生，这可是个不寻常的要求。”

“您看，警官，”我继续说，并且从钱包中取出我儿子的照片。“这是我的儿子。如果您说的人就是我要找的，那她的手提包里会有一张一模一样的照片。”

“稍等一下，先生。”警官说，并且进入里面的办公室。几分钟后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棕色的手提包，上面系着一张物品清单卡。他看着有些兴奋。

“是的，先生，”他肯定地说，手指从物品清单卡上划过，“里面有两张快照。”

他打开包递给我两张照片。有一张和我手中的一模一样。我反过来，上面是我的字迹：“谢谢你，罗西。”另一张是一个深色头发的小女孩。

我得再去一个地方。第二天我乘火车去了伦敦，到了儿童医院。我记起罗西曾提到一个叫“本”的朋友，他是医院的门卫。我到门房那儿询问，一个和蔼的中年男子走了出来。

“对，确实是。”他肯定得说。“我认识罗西。她以前会定期过来，你知道的，询问你儿子的情况。我常常从你儿子病房打听消息来告诉她。”

“她并不是一直做那行的，你知道的，”本继续说，“你见到她之前，她做过服务员。她女儿走以后她才沦落街头的。你知道吗，那个小女孩是六岁的时候死在这个医院的，那大概是一年前的事了。我就是那时候认识罗西的——她过去常来这儿看波尔达。这是她女儿的名字。自那个小女孩死后，罗西就不再做服务员了。”

“本，你能告诉我罗西葬在哪儿吗？”

“不，先生，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她女儿葬在哪儿。罗西以前每周日下午都会去那儿，她还会带束花，除除草。我和她去过一两次。”

我在小土堆旁跪下。由于没有剪刀，我试着用手拔掉杂乱的荒草。我从墓地角落的水龙头接水灌满了蓝色花瓶，重新把它放到墓前。

我打开包着花束的薄纸，将这束铃兰插到花瓶里，然后把薄纸塞到雨衣口里，站起身来快步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