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读后感

《常识》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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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读后感（一）

梁文道的书名《常识》，这是来自美国立国时期的托马斯？佩恩（Thomas Paine）的同名书，这位给自己取名“痛苦”美国之父，难以社会对个人的不公，英国对美洲的欺凌，写出了这本不到50页的小册子《常识》，却卖出了50万册（当时北美不过200万），它唤起了北美民众独立的信念。在今天这本小册子依然被列为“改变美国的20本书”中第一本。

梁文道说过：“常识”是我很关心的一个概念。所谓“常识”，就是一个国家、社会的游戏规则，是大家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东西。他又说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

通读全文，不可否认，梁文道有很高文学素养以及独特的见解和深刻的认识，措词用得好，讲得也很客观，在文章中，他并没有回避时下热点的问题，文章中他冷静而富有理性的观点，对于我们而言，是一剂清热解毒的凉茶。

在民间：政府的好帮手主题下，梁文道列举了在面对天灾时，日本政府迟钝的官僚系统与高质的公民，民间组织的捐献活动进行强烈的对比。同时他又指出在08年次“百年不遇的超级大雪灾中，政府的缺陷与民间社会的的缺席。作者认为在天灾面前，不应该只让有关

部门去垄断救助，应该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强大力量。在文章中，梁文道直接指出了政府架构条条块块间的不协，、机制的缺陷，、危机管理的不足与基础建设的脆弱的缺点，这是很多作者都无法做到的。

可以说梁文道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是个斯文不失风趣的读书人，他讲的事情其实并高深，只是常识，至少是现代文明的常识。常识的作用在于解惑。不过，也并非大家经常谈论的东西就可以称为常识。比如现在很多年轻人津津乐道的明星的八卦，绯闻。

与“常识”相对立的，应该就是“潜规则”。曾经勇敢揭露“非典”真相的钟南山院士又在两会上放炮，抨击“领导不在讲真话，领导一来颂功德”的会议作风，赢得热烈掌声。这就是大家都熟悉的潜规则，人人都知道是病态的，但人人都要按着这个规则来进行，否则就只有离开这个圈子，而现实又常常逼着许多人不能不参与这个潜规则，这就是“反常识”。缺乏“常识”的我们，就生活在这样野蛮而荒谬的“反常识”中，

当然文学就是作者的看法，也是一家之谈：

在国耻：向“百年国耻”说再见这个主题下，梁文道举了鲁迅笔下的典型人物代表“阿Q”，“阿Q”确实存在国民的劣根性，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是作者又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有些中国人把某些国家的旅游景点特意以中文书写的“禁止吐痰”警告牌单纯地解读为歧视中国人，梁文道认为以这是一种稍经刺激就立刻动怒的敏感反应，认为这是一种自我贬损的冲动。对于这一点，我非常不赞同。在外国旅游景点中，它赫然用中文写着“禁止吐痰”这四个字的警告牌，若

是有其他文字的警告牌还好，但它独独用中文写，这是代表什么，这种场景屡见不鲜，如在外国的厕所中，独独用中文写着“请冲水”，这明显是对中国人的素质看不过去，用中文写着告示，诚然写告示的人可能只是出于一种提示作用，但在背后，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这种行为的不屑和鄙视，但只是用中文写着，这意义不明而喻。这显然是对中国人赤裸裸的挑衅。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能意识到。但是梁文道却认为这不过是一种自我贬损的冲动，那么当他看到这些字牌，他又有什么想法，就是一笑置之？

梁文道在文中提过，他要以“本地人”的眼光去看待事情，但实际上他并不是以我们大陆的角度去写，他更多的还是从一个港台同胞的角度去看大陆。他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大陆人看起来是常识的东西，对于在他们另外一种生长环境里成长里来的人却很难懂。可能也有略带反讽的意味吧。

常识》是梁文道在大陆出的第一本书，除了真话，还是真话。不过毕竟一本书写的只是作者的观点，没有人能保证作者自己的观点绝对正确，但是总体来说，有这样的书很好，希望将来有更多这样的书籍，让现代思想的活水来浇灌荒芜的马勒戈壁。

《常识》读后感（二）

常识，顾名思义，即最普通的知识。若是人尽皆知，则此书有何意义。然而如今社会，人们总是忘记常识，甚至连常识也算不上的常识。所以，总是出现一些欺昧人性良知，触及道德底线的事。海子早就写下了这样的话：“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所

以梁文道先生在开篇就写道：“《常识》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乃因此为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在我看来，常识并非修订于书目中的人性三纲，行事五常。也非通往圣人之路的人生公式。只是在当今社会大背景下做符合人情，符合时代潮流的事而已。

常识对我们来说有何作用。说得好听些就是有利于人格的塑造。说白了就是做个好人，至少不做丢人的事。在共和国的土地上，我们从来不缺少冠冕堂皇的信仰，少的往往是毫不起眼的常识和那审视良心自我反省的过程。我们只在一味的博学，而从不参省乎己。也难怪无法知名而行有过矣了。我们不至于吾日三省吾身，我们只需在行事之前用最起码的常识去审视自己的行为，不陶醉于自我，足矣。若是国家领导人这样，则不会有十年文革、大跃进的错误。若是企业家这样，则不会有山西黑煤窑、三鹿毒奶粉的后果。若是执法者这样，则不会有躲猫猫、俯卧撑事件的发生。常识，可谓是人生在世的一个尺度吧。

不仅如此，常识也为我们诠释了大国民小世界中的千姿百态。可以说中国人很爱谈论政治，街道中，晚饭后，论坛上，无处不充塞着政治的身影。然而，又有几个人能真正看清时事，做到旁观者清呢。也许在通往共产主义大道上的我们，听得更多的是新闻联播中对社会主义的赞美，对领导人活动日程的播送。很少听到中日形式，中美动态，世界多极化的深刻剖析，难道只有在香港凤凰卫视这种受到资本主义影响的地方才能有这种意识形态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以人民

利益为核心的共产主义社会更应该对人民讲实话，做实事。

近几年，中国在对外传媒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突破，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最明显的就是每年国家的灾难增多了，其实不是这些年中国走背运，而只是以前我们市井百姓没有权利知道而已。国家有着一定的国家机密绝不为错，否则你也绝不可能在世界上立足。然而，有些冠名为国家机密的事件最终纸里包不住火，还是曝光了出来，结果比事件本身更令人唾弃。

在马哲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然而中国社会意识的独立性似乎有着人为因素。每当我们学习近代世界历史时，教材总是对当时中国与世界的背景分析透彻，对事件发生的实质深层剖析，让我们看清了原委始末。可为什么我们总是能给人们呈现出一个深刻的历史而不是一场清晰的时局呢。“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固然不错，“但防患于未然”岂不更好。也许时局太紧太突然，可堂堂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就没有一个能看清的人吗，还是什么堵住了他们的嘴。有人说是政府的抑制，于是大骂中国政府的人权问题。可回过头来想想，有着铁血硬汉传统的中国人是不是容易头脑发热，在搞不清实质的情况下随意游行，盲目排外。从而发起了一股抵制日货，抵制家乐福的热潮。梁文道先生在《日本：搞清楚你要反对的对象》中，这样写道：“反日从一开始就反错了对象，把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日本意图加入联合国安理会、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和美国军事联防和钓鱼岛一股脑地混成一团，并且连接各种各样的‘日本人论’，本质化成了对日本的整体否定。”他又引用南方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