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师陀《说书人》的多重情感错位

谈谈师陀《说书人》的多重情感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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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师陀《说书人》的多重情感错位-中学语文论文

谈谈师陀《说书人》的多重情感错位

董健

《说书人》是新修订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二“珍爱生命”第二模块“陨落与升华”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师陀于1942年1月3日写下的，后收入小说集《果园城记》。夏志清博士高度评价师陀的小说“文笔典雅，饶有诗意”，甚至说“《果园城记》的18篇素描虽无悲剧力量，但却有鲁迅在《呐喊》及《彷徨》中所表现的讽刺与同情”①，《说书人》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很好地体现这了这一评价。小说叙述了旧社会一个曾经给大家带来快乐的社会底层的说书人，随时代变迁，被社会和时代遗弃，最终贫疾而死，葬在乱葬岗的故事，是“一首‘小城’和‘说书人’的挽歌”②。小说采用散文化的笔法，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深深地打动了读者。其奥秘除了文笔的典雅，独特的视角以及师陀本人的天赋以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作者没有像传统小说那样通过激烈的矛盾冲突来吸引读者、表达思想、反映社会生活，而是通过“我”的情感与理性的错位、“我”与小城人的情感错位以及人物与读者的情感错位来表现“讽刺与同情”的，设计精巧，曲尽其妙。

一、情感与理性的错位

孙绍振先生提出的真善美三维“错位理论”认为：艺术的感染力来自于审美价值与科学认识和实用价值之间拉开距离，三者之间产生“错位”，才能有审美情感的自由可言。③说书“无疑是一种贱业”，从实用价值上看，基本是“无用”的；从理性上说，是大多数人不想为的；从情感上说，“我”却对它无比热爱，“宁可让世间最爱我的人去失望，放弃为人敬仰的空中楼阁——什么英雄，什

么将军，什么学者，什么大僚，全由他去！我甘心将这些台衔让给别人，在我自己的大名下，毫不踌躇地写上—说书人，一个世人特准的撒谎家！”。这种情感与理性的错位，强烈地吸引着读者想去探究其中的原因。于是作者在这样的错位中自然地抒发了对说书人热情洋溢的赞美。“应该说我被他迷住了”，说书人为“我”创造了一个美好精神的世界，“当一切曾使我欢喜和苦痛的全随了岁月暗淡了，只有那些被吹嘘和根本不曾存在过的人物，直到现在还在我昏暗的记忆中出现——在我们记忆中，他们永远顶生动顶有光辉。跟这些人物一起出现的，还有在夜色模糊中玉墀四周的石栏，一直冲上去的殿角，在空中飞翔的蝙蝠。天下至大，难道还有比这更使我们难忘，还有比最早种在我们心田的种子难拔去的吗？”。说书的人用他“特准的撒谎”，引领我们认识“英雄”与“侠义”，在我们心中种下了“真、善、美”的种子，以至“我每次到小城里第一个总想到他”。

随着说书人的死去，说书和说书创造的美好精神世界也一同消逝。“是怎么回事？十字坡现在在哪里？小商河在哪里？截教的瘟黄阵和隋炀帝赏过的琼花又在哪里？凡是回忆中我们以为好的，全是容易过去的，一逝不再来的，这些事先前在我们感觉上全离我们多么近，现在又多么远，多么渺茫，多么空虚！”在师陀这种抒情之中我们感受到了“我”对说书人、说书以及说书人所创造的精神世界无限的眷恋，从情感上希望它能够永远传承下去，但从理性上说这又不可能，“他的老听客慢慢减少了，年老的一个跟着一个死了；年少的都长成大人，他们有了大人的职务，再不然他们到外乡去，离开了这个小城”，“城隍庙早已改成俱乐部”，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发展，说书人与说书这个传统职业注定要消逝在时代洪流中。作者通过这一情感与理性的错位不仅表现了小人物在大时代中无法

安身立命、无法生存的孤独感，而且抒发了对说书人的同情以及说书这门艺术消逝的感慨与惆怅。

二、“我”与小城人的情感错位

孙绍振先生的“情感错位”理论的第二个层面是人物之间的情感错位。“在小说形象中，感情层次之间的差距是一种心理差距，并不是现实人物中人际关系的差距。相反，人际关系差距越小，感情的心理差距就越大，形象就比较生动。也可以说，人际关系的亲密程度和感情距离构成反差，形象也就越生动。”④《说书人》围绕着说书人，构成了两组错位的情感。首先是“我”对于说书的同情与礼赞，这是作者借助于“我”这个叙事主体着力表现的情感。“他说‘封神’、说‘隋唐’、说‘七侠五义’和‘精忠传…，讲的都是古代的刘唐、武松、鲁智深、孙二娘，他们行侠仗义，嫉恶如仇，说书人从道义上引导着小城的人们向真、向善、向美，给现实生活中难以自救的苦人以及前来听书休闲的劳动者一种精神安慰。“当你还活着的时候，甚至当你支持着你的病体的时候，你可曾想到你感动过多少人，你给了人多少幻想，将人的心灵引得多么远吗？你也曾想到这一层，你向这个沉闷的世界吹进一股生气，在人类的平凡生活中，你另外创造一个世人永不可企及的，一个侠义勇敢的天地吗？”说书人用他的生命，用他的故事感动着小镇上的人，把人们的心灵引向远方，为这个“沉闷”的世界吹进了生气，为小镇的人创造一个侠义勇气的世界。“从这个意义说，师陀笔下的说书人是一位善良高尚专习口头传播、说教的道德家。”⑤这样的情感是作者极力渲染的，也是与读者能够形成共鸣的。

其次，就是小城人对说书人的情感。说书人倾其一生在努力地说书，为小城“吹进一股生气”，这样的人从情感上应该得到小城人的感谢与铭记，但现实又

是怎样呢？“说到关节处把惊堂木一拍，听书的每次给他一个或两个制钱”，“听书的也由每次一个或两个制钱给他增加到三个，后来五个，再后来制钱绝迹，每次给他一个铜元”，“时常将收到的钱数一下，他叹息日子艰难，让客人另外给他增加”。小城人与说书人之间不过是消费者与服务者的关系，听书给钱，他们觉得天经地义，没有什么附加的情感，与他们所得到的精神上的享受，他们的付出是极其微薄的。

小城的人物除了“我”这个外来客之外还有四个，分别是卖汤的、两个扛手和一个掘墓人，在他们眼中读书人就是一个“多余人”。“原来说书人放桌子的地方停着一个卖汤的”，在说书人还没有死的时候，他的地方已经被卖汤的“侵占”了，“卖汤的说他正害病——‘他好几天没有来了。…对于说书人的生病，卖汤的显然很淡漠。两个杠手，在我询问“说书的死了？”的时候，“他们大概认为我的话没有意思，全不作声”，在“我”询问他家中情况时，杠手说“谁知道！我们没听说过”，由此不难看出小城人对说书人是不了解的，也不想去了解；甚至在下葬时“嘲弄”道：“现在你好到地下去了，带着你的书。”读到这里，读者和“我”一样，心中不免充满一阵阵的悲凉。

卖汤者和扛手是小城人的一个注脚，他们对于说书人的冷漠，其实是小城人情感的一个缩影。在他们眼中说书人是一个“多余人”，在“我”眼中说书人又是一个善良的“道德家”，这两种反差巨大的身份定位，导致冷漠、鄙视与同情、礼赞两种反差巨大的情感并列存在。我再次回到小城的过程正是两组人物物理距离缩小而心理距离扩大的过程，其顶峰是在“我”与两个扛手的对话时刻，作者在这种强烈的错位之中不动声色地表达了对小城和小城人所呈现的落后和麻木、冷漠的讽刺与批判，为“小城”唱响了一益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