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湖区的历史演变 四

洞庭湖区的历史演变四

洞庭湖区的历史演变

作者：郭辉东

一、先秦两汉时期洞庭湖的演变

先秦两汉时期，洞庭湖又称“九江”，为一汇合湘、资。沅、滇四水及荆江分洪水流，向北流入长江的巨大湖泽。－（禹贡·荆州记载“九江’在荆州境内，而且水势十分浩渺。（山海经·中山经）记载：“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法沅之风，交滞湘之渊，‘九江’之间。”（山海经·海内东经）记载：“湘水出舜葬东南瞰，酉环之，入洞庭下，一日东南‘酉泽”’；“沅水出象郡谭成西，东注江，入下隽酉，合洞庭中”。

古时洞庭素有九江之汇的称呼，沅、渐、抚、辰、淑。酉、澄、资、湘合为九江。“九江”究竟指什么地方？历来存在争论，汉魏以来至宋代以前的学者有各种解释。宋代以来的大多数学者，论证了（禹贡》中的“九江”即今日的洞庭湖，从而成为定论。湖北黄梅及江西九江等古代并不属于荆州范围，而在扬州境内。（水经》称“九江地在长沙下隽西北”，今人考证下隽县在今湖南泪罗、岳阳之间的新墙河口，证明九江即洞庭湖无疑。

先秦两汉时期大江的上荆江段南通洞庭湖的情况，可以从当时许多文献中得到证明。建国后在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为战国楚怀王六年所作，其舟节铭文记载鄂君船队西南航线为：“上江，入湘，……入资、阮、渣、油，上江、庚木关，庚鄂”。表明当时水上航行能沿洞庭湖水道上溯，经过资水、院水、渣水和油水各入湖水口，西北可通今沙市附近的庚木关及楚都部城。这也证明今松滋、公安县境内的右油木（上游为诡水）也是南流入湖的。战国屈原的《九歌·湘君》中说：“沛吾乘兮桂舟”，“吾道兮洞庭”，“望洋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表明由洞庭湖中舟行，一由港水下游经荆江南岸的“法阳”（今湖北沙市与公安问），可以进入长江。（楚辞·哀盼中说“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这是记段都王室百姓“方仲春东迁”，“去故乡而就远”的逃亡路线，其舟行方向与（鄂君启节）和（九歌·湘君）中记述的相反，都一致表明当时荆江在江陵以下确有一支分流南入洞庭的水道。做国策）、（史记）和（水经）等文献记载表明，先秦两汉时期洞庭湖接纳四水及荆江分洪的水系格局，与目前相似，而且在江陵以下确有一支分流南入洞庭的水道。（战国策》和（史记）记载，战国末年，秦国准备进攻楚国的黔中郡，派“汉中之甲”，乘船经巴水、西汉水（嘉陵江），沿长江出峡，“四日而至五清’。（史记·秦本纪

）记载：公元前277年，秦派22蜀郡太守张若起兵攻楚，即按上述路线，略取楚国的“江南”之地，设立属秦的黔中郡。（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19年秋秦始皇南巡欲往衡山，因在洞庭湖遇风浪“几不得渡”，只好半途而返。（淮南子·人间训》记载，“江水之始于服山也，可寨衣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起波涛，舟航一日，不能济也’。记述全国水道的（水经）一书，对湘、院法水均直接称“入江”，仅资水载明为“东与沉水合于湖中，东北人江’。但都道元的（水经注）则称：“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会大江”，并称“湖水广圆五百里，日月若出没其中”。先秦两汉时期洞庭湖的水面和具体湖周界线，目前从文献记载中难以精确考证。依据湖区考古发掘资料可知，湖区腹地绝大多数新石器时期文化层至龙山期中断，表明从距今4000 年前，洞庭湖的水面扩大，直到秦汉时期，湖区腹地很少留下什么文化遗址或墓葬。秦汉时期已在湖区边缘地带广泛设县，而湖区腹地平原水网区当时都没有设置一县。至于人工围湖垦殖的情况更为少见，仅东汉初年樊重曾在西洞庭湖区兴筑过“樊破”，其位置在今常德市北89里，据说“有肥田数千顷，岁收谷千万科”《元和郡县志》。

根据先秦两汉时期文献记载，结合对商、周、秦、汉时期湖区边缘地区文化遗址分布情况分析，卞鸿翔、龚循礼等人编著的（洞庭湖的变迁）一书，概述洞庭盆地形成与演变之后，根据概略勾绘的先秦两汉时期洞庭湖形势图估算，当时的湖泊面积达6000平方公里以上。

距今3000年左右，湖南的气温比现今为高，苍郁的森林和密茂的花木遍布各地。变幻莫测的风云，滔滔的洪水，凶猛的野兽，又常常给人类带来各种灾难。湖南先民正是在这种生态环境中世代相继，不断战胜自然，开发和利用自然，求得生存和发展，为湖南历史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石。我国以某种历史事实原型与湖南有关的传说，或许从某个角度反映了洞庭湖区历史的影子。比如：量尤被黄帝杀害后一部分族人南流成为“苗量”先民，炎帝南迁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帝舜南巡崩葬于九疑，二妃哭之陨于湘江遂为湘水之神，大禹治水南抵九疑并在衡山留下（禹碑），周昭王三次南征“荆蛮”而葬于昭潭，周穆王起六师至于九江伐楚。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2000多年前就在洞庭湖畔写下了离骚、九歌（内含湘君、湘夫人）、天问等煌煌大篇，（楚辞）的地理图示表明，洞庭湖区正是屈原当年主要活动的范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诗句

，至今仍然激励着人们。

春秋战国时期，因湖区比较接近楚国的国都部（今湖北江陵西北），是楚国向南方发展的必经之地，所以楚人进入湖区比较多，特别在西北部人口分布比较稠密。春秋战国后期，湖南进入楚、秦版图。湖南虽属内陆，但以长江、洞庭湖和湘资沉渣四大水系为枝干形成的交通网络，使湖南自古以来就成为中原地区南通两广、南海，西上云贵川的中介地和走廊。同时，从赣、皖、苏、浙西上，从甘、陕、巴蜀南下和东进，洞庭湖亦属途经之地。

楚国势力分东西两路进入湖南，西路自鄂都一带越江南下进入洞庭湖西部的遭水流域和沅水下游地区；东路自鄂地一带沿洞庭湖东岸和湘江下游南进，在岳阳、泪罗一带建立重要军事据点，再南湖湘江而上，扩展到湘中、湘南地区。楚灵王时，楚在洞庭湖西北岸统治已经稳固。约公元前385年，吴起相楚以后，对

南方湘、粤、桂等地越族土著民族发动了全面征服战争。至此楚国基本上完成了对湖南的全部征服，史称“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克服五岭的障碍，保证军粮的顺利运输，命令史禄凿渠运粮深入越地，利用湘桂谷地凿出一条古老的运河灵渠，沟通湘漓二水，联结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其年代之久远，工程之艰巨，设计之灵巧，可与都江堰、郑国渠媲美。

两汉时代，湖区经济还很不发达，“民食鱼稻”，以捕鱼、打猎为业，仍属地广人稀的地区。据（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从公元2年至公元140年，湖南省人口由71．74万发展到281．33万，增长2．92倍，而武陵、长沙H 郡人口从42．16万发展到131．03万，增长2．1倍。该数据虽不能完全反映湖区的实际情况，但揭示出当时区域人口增长速度的趋势。此后一段时间，武陵郡、长沙郡等湘江流域地区人口增加较多，武陵、长沙二郡的湖区部分人口增加较少。

二、魏晋时期洞庭湖的演变

东汉末年，北方战乱频繁，湖南境内，特别是洞庭湖区和湘江流域人口剧增，垦殖的发展使天然植被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西洞庭湖因长期缓慢淤积，加之人工围垦使湖面缩小，湖泊水位也因之被雍高而高于荆江，致使原先的湖区西北向南流的油水及荆江分洪的虎渡等河均逐渐淤塞。三国时期成书的（水经）首次记载：油水下游改从居陵县以北，“东北入于江”。（水经注）也明文记载当时油水在公安县酉，“北流注入大江”。油水由“南流”变为“北流入江”的事实，表明汉末至魏晋发生过一次“江湖关系”的根本转变，荆江汛期

不再分洪入湖。魏晋时期水道变迁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杜预运河的出现。据（晋书卷三十四·杜预》记载：“旧水道，唯污汉达江陵，千数百里，北无通路，又巴丘湖，be湘之合，表里山）11实为险固，荆蛮之所恃地。预乃开扬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嘈。”扬口即扬口垒，在今湖北天门县东南，夏水为从江陵以东荆江分洪入汉水的水道。杜预在平定东吴之后，镇守的治所在荆州，为了接运港粮和镇守荆蛮的需要，开了扬口巴陵的千里运河，“内泻长江之险”，可以理解为向荆江北岸分泄长江汛期洪水。“达巴陵”的南段，据同治（巴陵县志·山水）考证，相当于今岳阳君山北面的壕沟河，在今君山农场五分场以南，经穆湖铺至君山芦苇场一段仍有故迹可寻，其余多已湮塞。

魏晋南北朝时期，洞庭湖区的围垦活动已初具规模。三国吴时，丹阳太守李衡在龙阳（今汉寿）已记洲上“作宅”，“种桔千株’‘，“岁得绢数千匹，家道富足”。酉晋末年，巴蜀流民数万人流入荆湘，遍布于洞庭湖区边缘各地。东晋初年，原在河南平氏县境的义阳郡流民又大量涌入洞庭湖西岸，穆帝（345—315年）时侨置义阳郡流民于今渲县新洲一带，刘宋元徽二年（474年），又．割罗县、益阳、湘西三县的滨湖土地，于黄陵庙南置湘阴县以安顿巴蜀流民。由此可见，在东晋、南朝之际，洞庭湖区的围垦已形成一定的规模。

根据沿湖置县的历史可以推断，当时的围垦活动已由湖区边缘逐渐向湖区中心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