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与庾信创作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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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信南北漂泊的人生经历却在文学上结出了“穷南

北之胜”的丰硕果实，其实庾信的创作成就并非凭空而来，而正是植根于那个特定的南北变迁的时代，不断变换的地域环境，再加上庾信自身的文学天赋等多种因素的天才整合，才成就了庾信集大成的文学。探求庾信创作的发展轨迹，不能不关注地域环境地域文化对其创作的影响。地域空间为人物的活动提供了舞台，金陵（江左）、江陵（荆楚）、长安（关陇）有着各自的地域和文化特征，三地本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把它们组合起来，就成了庾信人生之旅中的三个重要的路标，从中勾勒出的是庾信一生由南入北的人生轨迹。

“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模式包括三个地理空间要素：移出场、移入场和移动路径。移出场是指人或物移出的场所，移入场是指人或物移入的场所，移动路径是指连接移出场和移入场之间的路线。”[1]庾信的第一个移出场是金陵，移入场是江陵，移动的路径是由长江下游到长江中游，移动的原因是因为侯景之乱的爆发而被迫逃亡，那一年庾信36岁。庾信的第二个移出场是江陵，移入场是长安，移动的路径是由长江流域移到黄河流域，原因是受梁元帝之命出使西魏而被羁留，江陵之难也使他永远地留在了关陇之地的长安，再也没有回归到原来出发的第一个移出场，那一年庾信42岁。庾信本为南阳新野(今河南)人，生长于江南的金陵，中年逃奔至荆楚之地的江陵，后又出使西魏，永远留在了长安，回归到原点是他后半生的梦想。庾信生平的前两个时期都活动于长江流域，那里均是南方文化的中心，但江左与荆楚又有着明显的不同，后

期所处的长安则属于关陇地区，那里则是北方文化的中心。可以说作家活动地点的变换不仅改变的是其笔下的描述对象，其创作风格随之也有了较大的改变，三地各不相同的地域文化共同孕育了庾信华实相扶，情文兼至的文学创作。“北迁”对于庾信的创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本文拟从瘐信生活的三个地域来探讨其各自对他创作的影响。

一、江左文化与庾信的创作

如果我们追溯庾信创作的源头，首先要提到的就是

那充满灵动之气的江南，那里有他最初的生命之水，江南孕育了庾信浪漫的气质，那里是他的文化之根，也是他的生命之根，是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忘怀的地方，“某本吴人，常想江湖之味。”（《谢赵王干鱼启》）“夫寄根江南，淼淼幽潭，传节大夏，悠悠广野。”（《邛竹杖赋》）本文所说的江左即指江南以金陵为中心的吴地，庾信在此生活了36年，其文学创作亦与江左这一地域息息相关，应当说，庾信从内心里认同的自己就是吴地之人。

江左地域文化对于庾信的意义首先在于他对故都金陵的认同。36岁以前生活在金陵时，庾信作品中的地域观念并不明显，他与徐陵、萧纲等人一样，只是宫廷文人集团之中的一员，“少年惟有欢乐，饮酒那得留残”（《舞媚娘》），但到了北朝以后，他才发现了金陵的意义。梁建都建康，即古金陵之地。此前的东吴、东晋、宋、齐都曾建都于此。作为京畿之地，南齐的谢在《鼓吹曲》中曾赞美这

地域文化与庾信创作之关系

收稿日期：2009-08-16

基金项目：江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教研项目《六朝由南入北文人研究》（2009WYY06）

作者简介：张喜贵（1965－），男，黑龙江拜泉人，江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六朝文学研究。

（江南大学文学院，江苏无锡

214122）

摘要：金陵（江左）、江陵（荆楚）、长安（关陇）画出了庾信人生之旅中的三个路标，江左文化使庾信的创作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艳丽底色，荆楚文化则为庾信的创作打上了明显的楚地文化的印迹，关陇文化更使庾信的创作具有了“胡化”的特征，三地的地域文化共同孕育了庾信创作，从而使庾信成为了穷南北之胜的作家。

关键词：庾信；地域文化；江左；荆楚；关陇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0）01－0141－04

张喜贵

2010年第1期（复总第75期）

船山学刊Chuanshan Journal No．1，2010（rest．tot No．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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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是“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洲”。金陵、建业这样的地名在庾信前期作品中基本没有出现过，但庾信入北之后，金陵等地名却经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家住金陵县前，嫁得长安少年。”（《怨歌行》）“二男一女，并得胜衣；金陵丧乱，相守亡没。”（《伤心赋》）“在昔金陵，天下丧乱，王室板荡，生民涂炭。”（《伤心赋》）“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寄王琳》）“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盗移国，金陵瓦解。”（《哀江南赋》）“若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祸始。”（《哀江南赋》）金陵成了庾信作品中的原乡，永远挥之不去，那里曾给了他无尽的荣耀，“畴昔国士遇，生平知己恩”，但那里又是让他伤心的地方，萧梁王朝转眼间灰飞烟灭，金陵留给庾信更多的是痛苦的回忆，侯景发动了金陵之祸，梁武帝、简文帝相继故去，自己的二男一女也相继死去，

“昔之虎踞龙，

加以黄旗紫气，莫不随狐兔而窟穴，与风尘而殓瘁。”“千悲万恨，何可胜言。”庾信作品中的“金陵情结”可以说开创了后代金陵怀古主题的先河。

其次是南朝乐府民歌与文人诗歌对庾信的影响。南朝江左一带吴歌非常丰富，江南建业就是其发源地，“吴声杂曲，并出江南。东晋以来，稍有增广。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2]乐府民歌那质朴自然的语言，深厚真挚的感情，都对庾信的作品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他的许多诗歌都与江左的吴歌有着密切联系，如《乌夜啼》开篇即写道：“促柱繁弦非《子夜》，歌声舞态异《前溪》。”《荡子赋》中说“新歌《子夜》，旧舞《前溪》。”子夜，指《子夜歌》、《子夜四时歌》等南朝流行的乐府民歌，相传《子夜歌》起于晋朝，由一个女子子夜所作，其特点是弦急调悲。《前溪歌》，为晋城车骑将军沈玩所制，诗中用了《史记》中司马相如以琴心挑文君及窦滔妻苏蕙织锦为回文诗之事来隐以自喻，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感。庾信在《咏舞》诗中有“顿履随疏节，低鬟逐上声。”其中的“上声”就是指《上声歌》，此外，庾信还多次写到刘碧玉：“定知刘碧玉，偷嫁汝南王”（《结客少年场》）；“定知刘碧玉，将过阴丽华”（《咏画屏风二十四首》）；“直将刘碧玉，来过阴丽华。”（《奉和赵王美人春日》）明显是借鉴吴声歌中的《碧玉歌》，碧玉本为晋汝南王之妾，宠而歌之。“碧玉破瓜时，相为情颠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可见子山对吴声歌曲的熟悉与喜爱。萧涤非先生在其《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庾信条下还列有《对酒歌》、《怨歌行》、《舞媚娘》等乐府，从中可以看出庾信对南朝乐府民歌的学习是有意识的。在《哀江南赋》中庾信说“吴越吟，荆艳楚舞”，那是他对南朝盛世的美好怀念，其中他就特意提到了吴、越一带的歌曲，荆

楚地区的乐舞。

江左文人诗歌对子山创作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庾信与江左宫廷的文人关系密切，十五岁侍梁东宫讲读，十九岁为湘东国常侍，转安南府行参军，二十岁为萧纲东宫府抄撰学士。子山诗文可以说是从宫体入手，所以一涉及女性人物，就显得千娇百媚，妖艳动人。无论是在南朝写王昭君的“片片红颜落，双双泪眼生”，还是在北朝抒写自我情怀的“纤腰减束素，别泪损横波”都莫不如此。给庾信以很大影响的还有被称为“太康之英”的陆机，尤其是子山入北之后，相似的身世之感使他不但在作品中一再提及这位同样由南入北的吴人，如《哀江南赋》中就有“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陆士衡闻而抚掌，是所甘心”，“逢赴洛之陆机”等等，而且更有意识地模仿陆机的《演连珠》而作了四十四首《拟连珠》，叙南北兴废之事，发展了这种借物陈义，以达讽谕之旨的文体。

再次是江左自然山川的影响。江左气候湿润、河流纵横，庾信的作品大多充满了水的灵动，如《春赋》中他写宫苑的春色，就能紧紧围绕着曲水流觞来渲染刻划，水在他的笔下似乎已不仅仅是简单的自然物，它可以像镜子一样映出美女的身姿，水面还可以传送凌波仙子佩玉的和鸣，人们既可以在水边流杯取乐，又可以在滩头尽情的戏水，“影来池里，花落衫中”、“吹箫弄玉之台，鸣佩凌波之水”、“三月曲水向河津，日晚河边多解神。树下流杯客，沙头渡水人。……池中水影悬胜镜，屋里衣香不如花”，如此看来《春赋》简直可以称为一篇写于江南的“水之赋”了，一提到水，庾信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亲切感，以至于到了北朝的庾信还一直深深地眷恋着建业之水，“还思建邺水，终忆武昌鱼”（《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十首》）；“涸鲋常思水，惊飞每失林”（《拟咏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可以说正是建业之水孕育了子山创作中永不衰竭的性灵之气。正因为这里风景优美，物产丰富，容易产生安土重迁的思想，张季鹰的莼羹之恋，陆机的华亭之思，很大程度上都源于这块人杰地灵的土地。失去才知道存在的价值，于是庾信的作品中才有了不绝如缕的江南之恋。

二、荆楚文化与庾信的创作

金陵之祸中庾信把守的朱雀航失守，庾信不得不逃离

金陵西奔江陵。加上逃难的时间，庾信在此生活了大约五年。江陵是古代楚文化的发源地，在六朝时江陵是仅次于京城金陵的大城市，庾信八世祖庾滔随晋元帝南渡，官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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