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作为哲学隐喻的小说.

探析作为哲学隐喻的小说

也许历史将证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城市青年知识分子以“留学”为名的出国潮是华人移民史的一个重要关节点。久经锁国之后的中国社会，转型期骤起的各种思潮，夹带着宏远的幻想、与体制冲撞的丰沛激情、苏醒的现实的欲望和利益计较（哪怕是经过“诗化”的欲望与利益）……，统统由他们带进海外的“准移民”生活中经受检验。在抵达异国之初的惊愕、震动和其后相当一段岁月的挣扎、消磨之后，这一代知识者身上的那些打着中国社会标记的文化元素，有些被扬弃了，有些仍然保留下来，更多的则被改造了,在融合了新的经验和思考之后，成为新的创造和表达的资源。对于海外汉语写作来说，这一点尤其是意味深长的：你怎样能够摆脱汉语这种凝结着宿命的“异族性”的媒介特性，而同时又能向你的读者讲好你的故事？

所以，海外汉语写作，在多数情况下，一拿起笔（一打开电脑）劈头盖脑就是身份问题：我是谁？对谁说话？为谁写作？我为何在此？理由何在？我的选择是否一种历史的错置？而此种“错置”又是如何发生、如何可能的？张颐武说：“认同（按即本文所谓“身份”）是移民文学的中心问题，对于认同的关切支撑着移民文学的存在。”[1]区别仅仅在于各人对这个中心问题的处理不同：或显明或隐秘，或浅尝辄止或深耕细作,或以饱满丰实的华洋世相促人感喟，或以哲学的洞见探触漂泊人生的奥秘。

过去十余年间在澳大利亚华文世界出现的就是这样一种景观。宏观地看，它已经成为了当代华语（不论是中国本土还是海外）文学的一部分。例如，悉尼女作家抗凝（林达）的中短篇小说（《天黑之前回家》、《最后一局》等），最初就既出现在悉尼的华文报刊，也发表于中国大陆的文学杂志，如上海的《收获》等。

抗凝的小说，对那些想了解澳大利亚乃至一般意义上的海外华语文学所达到的水准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一方面，海外女性写作活跃，抗凝是其中一分子但又较少女性写作易见的自恋倾向，另一方面，西方评论界近年开始注意和翻译“少数民族”（包括华人）的写作，澳大利亚则出了好些对澳华作品的英语译作，而抗凝是其中尚处于“沉默”之中的一个：她尚不为英语批评界和翻译界所注意，也因此尚未被西方视角的偏见所“改造”。这又使她的写作可以不考虑迎合英语文学市场的口味，而葆有汉语写作那些最内在的品质。

在繁盛的世界华文创作的芜杂底色下，抗凝小说的艺术品质正日益突出。

一

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是这样两点。第一，抗凝小说非常风格化，语言资质较高，语感颇具吸引力。她的小说结合了机智的隐喻、镇静的反讽、要言不烦的感慨和点到即止的描摹，配合着时空交错的多线索故事和被无数小段分隔，断续跳跃而勾连自如的叙述结构，使人在任何一个地方开始阅读都会感觉有味。抗凝小说在其题旨的可能深度和传达的有效性方面取得了令人意外的平

衡。如果说，近十多年来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的崛起，的确留下了一批成熟的和具有形式美感的叙事类文本，那么，抗凝的中短篇小说,虽然数量不多, 却的确是其中的重要篇章。

第二，抗凝的小说有较为深远的题旨，它使读者的感悟不囿于一时一地的事变和世相。我们知道，所有八、九十年代出国潮的目标国（也就是那些主要的西方社会），都发生过“中国留学生”争取居留权的运动，澳大利亚也不例外。我所称“新华人文学”的发生，即以此为重要的社会历史基础。[2] “居留故事”在海外华文世界里可说连篇累牍。但抗凝的居留故事从不粘滞于具体场景，而是渗透了关于命运、时间、土地、全球化等重大疑难的哲学领悟。

总的来说，抗凝一段又一段从容的述说，要做的是揭示“彻头彻尾的外乡人结构上的悲剧”。（《最后的天堂》）但这基本上不是那种可以哭出声来的东西，而是在岁月的回味中“原来如此”的惊心发现和“不过如此”的徒劳无奈。

抗凝提示了：那些人生中至关重要的决定，常常是在我们没有充足理由的情况下作出的。中篇小说《天黑之前回家》[3]一开头，引入的是一个在日本侵华战火中仓惶逃难的家族故事，在一场“我们要到那里去”的混乱争执中，仅凭无知无识的“外婆”一个偶然的决断改变了行进的路线，就是一番完全不同的命运，如同树枝在某个节点分出新的枝桠就无法再重合为一。抗凝在据此展开的整个故事中揭示：人心与人生的聚散离合可以基于情欲，可以基于利益，还可以基于偶然的直觉，就是不基于可靠的设计。因为任何设计都有错失，人想谱写的任何生活之歌都会在命运的演绎中离弦走板。“过把瘾”的一次出洋闯荡不过延伸了家族茫无所终的“走难”里程，望穿秋水的夫妻团聚最终以分道扬镳收场，精心策划的创业可以一无所获，严密推导的法案判词建基于全盘荒谬……这些人们非常熟悉的“留学生”情节因被编织在所有“地球人”的混乱版图之内而获得了普遍的领悟.从历史上以色列人神圣而无谓的战争，到中国大陆的斯文扫地鸡犬升天，历史行动中的每个人开始时都以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人通常要把程式全部走完才会死心”（《天黑之前回家》），才知道命运的无常。

无法预知的宿命，这是抗凝小说醉心的主题。由此她深刻质疑了人类行为结局的可知性和可控性。她似乎把一个源自索福克勒斯的亘古命题，转用于包括“留学生”在内的当代中国移民在这个可疑的世界上的历史性迷失，从而使之获得了某种超越性的启示意义。这意义直指人作为文化造物在身份上的流变、分裂与混杂无解。

八、九十年代出国潮中的中国人争取在西方社会定居的斗争，历经数年曲折，在九十年代中后期相继获得成功。区别于针对此题材许多“苦尽甘来”的喜剧调子，抗凝故事的发人深省之处在于，它拒绝把留学生在世俗的法律意义上获得“居民身份”看作这种荒诞宿命的边界：

就这么一块可怜的陆地，人类在上面声势浩大、前赴后继来回搬了几千年。

……（1993年11月1日，澳大利亚政府公布准许中国人居留的决定）那一夜有雾，雾色苍凉。雾气把夜团团围住，使夜更加凝重，安祥，有人悄悄唱起了国际歌，随后又有人压住嗓门唱起《九一八》。歌声四起之际，人们一下子都悲壮起来。琴唱得比谁都动情，低沉的女中音铅一样沉沉压下来，在唱到‘在那个悲惨的时候，我离开我的家乡，流浪……’时，琴突然捂住脸，泪从

她那纤细美丽的手指缝中流下来。

那天夜里，大屋的情绪在琴用手捂住脸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哭泣，思绪如潮，悲歌如潮。绿卡作为敲门砖的使命至此全部结束。人们再一次被偶然所操纵，迎来了生命历程中真正的漂泊。（《最后的天堂》

二

有关这方面描写的最为奇异之处，还是让我们回到《天黑之前回家》这个中篇吧。

抗凝在讲述“我”这个留学生在中国的家庭故事时，给“我”的母亲安排了一份异乎寻常的职业：一个大陆的法医。“母亲”每天都尽责地在解剖室检验每一具尸体的特征，作出身份认定，考证有关它们死亡的错综复杂的原因和过程并编成与“事实”一一对应的档案。“母亲”醉心于这种研究，并且成果累累。如斯过了大半生之后，“母亲”在一次解剖中，无意把两具同性别,同年龄尸体上的标签张冠李戴。母亲的错误“使两具千辛万苦之后才被验明正身的尸体再次失去身份。”这个错误忽然使母亲感到这“如同把猴子的标签贴在马身上一样有趣”，“母亲”由此发现：

一个虚假的过去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代替一个真实的过去，一具毫无生命的尸体，叫什么名字有什么关系？既然死亡的事实不重要，结论会有多少重要性？

于是，这个法医界的模范工作者，开始时常故意把尸体的名字互相对换，这样的恶作剧做了一次又一次，竟能一再瞒天过海，一个复杂而又简单、无法解释而又任凭解释的死人对活人意味着什么？“母亲”竟被这个在她和尸体打交道的多年中还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弄得迷醉不已。

这是一个带着阴森快意的奇特的文学玩笑，是抗凝提供的一个关于“身份错置”的象征。死人是不能为自己证明身份的，而附在它们身上的所有故事只是别人任意注解的结果：无论对错，一个死人无法再为自己言说什么。在任何死亡案件中都会有一些只有在场者知道或谁也不知道而被死亡带入沉默与遗忘的东西。这个象征对一切试图弄清事物确切成因的“真理”进行了残酷的嘲弄。

小说中的母亲似乎是做了大半生“必然性”的仆从之后，玩了一回只有上帝才有权玩的把戏.她也把自己和上帝的身份错置了。她从此知道自己罪孽深重。

但是，罪孽深重不仅在于她故意让尸体失去身份。一个问题是，就算在她“正确”地编写着尸体档案的时候，难道她就没有僭越上帝的权能吗？人真的可以确切地掌握真相、真理、因果、规律、本质、必然性吗？在这个作品中，“我”作为留学生的出国故事是这样穿插进来的：

“母亲”一生只为两件事,一是成为一部解剖书的作者,二是强迫“我”学医.“母亲”认为,人体如宇宙奥妙无穷,而“我”始终觉得人体只是一副臭皮囊,不能与宇宙同日而语.“我”开始与“母亲”作对。作对以“我”大获全胜告终.“我”远走悉尼攻读神学,“我”相信,“母亲”折腾一辈子拯救的充其量是人的肉体,而“我”拯救的是人的灵魂.虚无的神学不过是一出对严谨医学的“恶作剧”以及对“走吧,再不走,日子都过完了”的一个随机选择。此后，“我”开始了在澳大利亚折腾。……

多少年之后，在“母亲”弥留之际，“我”赶到了“母亲”的病床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