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隐喻特性分析

文学隐喻特性分析

作者：张知馨

来源：《青年文学家》2009年第17期

摘要:语言深深扎根于认知结构中。传统语言学将隐喻看作是语言形式上的修辞,是语言装饰的手段。文学隐喻来源于文学家个人独特的感受和体验,需要创造者独特的洞察力,也需要读者有更高的感知能力去理解本体与喻体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拟以张爱玲文学作品中出现的隐喻为例,尽力找出张氏话语的隐喻世界,旨在分析文学隐喻的特性以及给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文学隐喻特性启示

作者简介:张知馨,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200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对外汉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09)-17-0023-02

一、引言

传统语言学将隐喻纳入修辞学领域进行研究,现代隐喻学以莱考夫和约翰逊为代表开辟了隐喻研究的新途径,认为它不仅仅是修辞现象,更是人类的一种认知现象。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作者这样界定隐喻的本质:通过另一件事情来理解、经验某事。。隐喻不仅属于语言的,而且属于思想、活力、行为。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善于运用隐喻这一语言艺术的人是天才,创造隐喻的天赋依赖从不同事物中发现相同。人们隐喻式的感知也由于认识主体的情感、态度、联想使人们开阔了对客体的认识。张爱玲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不可多得的怀着天才梦的作家,隐喻在其文学作品中无处不在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隐喻已然渗透成为她的一种思维方式,一个认识世界、理解时代的重要工具。

二、张爱玲小说中的隐喻内涵

张爱玲在小说世界中执着地表达自己对于世界最为真实的体认感,她无情地将解剖刀指向自己,还原最彻底的人性。

首先,关于“参差对照”的隐喻思维方式。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说:“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是有力,没有美 ,似乎缺少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当人们把“苍凉”奉为其小说风格的圭臬时,“参差对照”的隐喻性就隐匿在这一风格后被人习焉不察。葱绿配桃红的隐喻是对大多数人整体人生基调的认知,人生原本没有如大红大绿般决然的对立,参差对照亲和地接纳了诸多差异,包容了人生中种种复杂因素。张爱玲“参差对照”的隐喻思维彰显了她独特的伦理关怀和审美诉求,创造性地对中国人的生活情态进行了观察与领悟,表达了她对现实人生宽宥悲悯的透彻认知。

其次,关于“花”的隐喻。根据“花”字的各种意义,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都已经成了死喻。用花比做女子,从古代诗词里就开始出现。《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张爱玲这样描写:“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粒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一道出神入化的两性关系的隐喻,将娇艳风流和青春圣洁的两种女人分别比作红白玫瑰。在文化与文明错位的转型时期,红玫瑰没有成就自己的热烈,白玫瑰也没有实现自己的圣洁,幸福永远与“玫瑰们”擦肩而过。文中, 本体与喻体仍属异类事物、异质事物, 却在“悲剧美”这一范畴中紧紧相连, 显现出作者超乎寻常的洞察力。这里的”玫瑰花“是时代的产物,以特定的情感经验为背景创造出来的喻体,它与过去普遍象征美好的憧憬形成了相反的解读。同时,花的形态颜色各异,女子形态气质万千,也恰好相互对照。因此,关于”花“的隐喻是有足够文化和经验的基础的。。

再次,张爱玲小说和散文中的一些惊世骇俗的隐喻运用。如《天才梦》中最令人惊叹的隐喻:“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将生命比作一袭带给人喜悦的华美的袍,生命当中那些咬噬性的小烦恼犹如这袍上的跳蚤,袍子和蚤子这两者恰恰构成了生命本质的两面。再如,《色戒》也用了一个很经典的隐喻去揭示王佳芝与易先生之间的情感纠葛:“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事他的人,死是她的鬼。”这句话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一个懵懂女子在突如其来的情欲、爱和恨面前失去了判断和理智,最后她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只是有感情了。这个隐喻的社会经验归根结底是传统文化“女弱”的认知模型,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特别在“成为他的人”之后,同时也意味着人权、人格的被剥夺,她们自己也因为卑微而快乐,因为牺牲而幸福,这就是猎人与猎物、虎与伥的终极占有。

三、文学隐喻的特性

隐喻分为常规隐喻和非常规隐喻,非常规隐喻包括文学隐喻,或更正为正统的诗性隐喻。文学隐喻要求更高的境界、更细腻的刻画、更吸引人的突然性和新颖性。隐喻到底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哪些典型特征呢?

第一、原创性。通过个体思维的努力发现原先现实的万物的内在联系和自然辨证的关系。这是通过作者的“直觉”实现的。每一部作品都体现了作者的原创思维,这构成了一个作家的文体风格特征。张爱玲小说的苍凉风格,跟她使用的隐喻不无关系。试看她所理解的“悲哀”是“如匪浣衣“的一种,那是杂乱不洁的,壅塞的忧伤,这构成了人生苦恼的全部,让你永远不能痛快,永世不得纯粹。”如匪浣衣“这个隐喻,张爱玲是很喜爱的,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你不可能查到这四个字组合的词语,所以读者真正要理解这四个字所表达的人世的悲哀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这纯属作者原创的抽象概念,折射出她独特的个人生活体验。

第二、不真实性。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部讲述的生活,要使最乏味的事情成为“奇遇”,只需要以隐喻的方式开始讲述它。但是这种被讲述和经过修饰的内容能在多大程度上接近真实呢?隐喻在充当“人与言的和解者”这个角色是不彻底的,随着思维的发展和认识主客体的二分,人们对隐喻的“真值”产生了怀疑。这也可以从胡塞尔的现象学揭开语言的神秘面纱,让人们看到符号的两面性来理解。一方面它是所指,与对象有关;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表述,与意义有关,要达到事物的本质需用纯粹的意识去“还原”事实本身。真理从粗糙的本义转移到发现隐喻的真理,以至到精密的隐喻意义。这里涉及到有关意义的辩证法。在方法论上,为了克服语义表达的模糊性和不真实性,隐喻互动理论也对隐喻的构建做了一定的要求:

(1) 在隐喻中,建立新的意义和新的相似点。

(2) 隐喻不能简约到仅仅是比较或者类推。(也就是我们说的精密)

(3) 隐喻不能作本义的直译而不失去部分意义。

(4) 隐喻的成分(本体和喻源)互相影响,其结果是各自的意义有所变化。

(5) 隐喻同时使用了存在于各自成分中的相似点和不同点。

(6) 隐喻意味着本体和喻源之间的张力。

因此,如果说一部文学作品运用的隐喻是“真”的,这个隐喻也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隐喻,从而也无法体现作者超过常人的敏锐的洞察力。

第三、不一致性。我们把隐喻定义为用一类事物去经历和理解另一类事物,是来源域向目标域的投射。那么,一个隐喻至少涉及两个不同类的事物,两个不一致的义域。当一个合适的源域概念与本体概念并置时,这个隐喻使用了通常与源域联系的词语来描写本体特征,而这些特征常规上是不能直接用于本体的。试举《第一炉香》为例: “如果湘粤一带深目削颊的美人是糖醋排骨,那么上海女人就是粉蒸肉。”把女子隐喻为秀色“佳肴”,“糖醋排骨”和“粉蒸肉”这些家庭食物在该隐喻中被用来描绘一群秀色可餐的女人以及她们的生存状态。这种不一致性渗透于文学隐喻之中,通过表面的冲突发现两个源域的相似性,从而达到文学揭露世相本质的目的。文学隐喻的矛盾张力绝不是一次语义障碍,而是一个解答,一次跳跃,一层意义,一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