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北朝乐府民歌

中国古代文学论文
论南北朝乐府民歌
【摘要】：南北朝时代是我国文学史上乐府民歌又一次繁荣灿烂的时代。

其上承《诗经》和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下启唐代及以后的新乐府创作。

在形式主义文风泛滥的南北朝时期,这种“口出天然,刚健清新”的民歌的出现显得特别可贵,可谓是一种新的力量、新的血液。

要研究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轨迹,把握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脉搏,就不能不研究南北朝乐府民歌。

【关键词】：南朝北朝乐府诗民歌
文学史上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始于东汉建安年代,迄于隋统一,历时约四百年。

南北朝乐府民歌是继周民歌和汉乐府民歌之后以比较集中的方式出现的又一批人民口头创作,是我国诗歌史上又一次新的发展。

它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继承了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

南北朝乐府民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是显著的、巨大的,在表现手法上,民歌对唐代诗人也有许多启发,如口语的运用。

以体裁而言,南北朝乐府民歌开辟了一条抒情小诗的新道路,即五、七言绝句体。

这对唐代七言歌行的发展也起了示范性的推动作用。

南北朝民歌虽是同一时代的产物,但由于南北的长期对峙,北朝又受鲜卑贵族的统治,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大都不相同,因而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和情调。

南北朝时代，也像汉代一样，设有专门的乐府机关，采集诗歌，配合音乐演唱。

这些乐府诗中有民间歌谣，也有贵族文人的作。

其中民歌部分更为新鲜活泼和艺术的魅惑力量。

一、南朝民歌
南朝乐府民歌大部分保存在清商曲辞中。

清商曲是我国古代主要的通俗乐曲，许多民歌都配合这种音乐演唱。

南朝乐府民歌，以《清商曲辞》中的“吴声歌”和“西曲歌”为主，前者计三百二十六首，后者一百四十二首。

“郎歌妙意曲，依亦吐芳词”(《子夜歌》)
这些歌词在内容上有一共同的特点，就是几乎全是情歌。

这些情歌十之七八出自女子之口，且有妓女婢妾所作。

其中某些情歌还含有较浓厚的色情成分和脂粉气。

产生上述特点或者说局限性的主要原因，首先是由于这些民歌以城市都邑为其策源地。

其次，是由于统治阶级有意识的采集。

南朝统治阶级是腐朽透顶的土族地主，他们采集民歌，丝毫也没有“观风俗，知薄厚”的意味，而只是按照他们的阶级趣味、享乐要求，来加以选择和集中。

因此，我们对南朝民歌的看法要有区别，有批判。

既不能把它和来自广大农村的汉民歌等量齐观，也不能认为这就是南朝民歌的全部，更不能把一些色情作品或文人窜入的拟作看成是真正的民歌。

否则将造成错觉、误解。

尽管如此，但基本上南朝民歌还是现实主义的，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方面仍然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

郭茂倩《乐府诗集》说：“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

”南朝民歌感情的表达不同于北方，体现了细腻缠绵、含蓄委婉的特征。

语言既有清新浅近、自然天真的一面，也有明丽婉转的一面；既有朴素的方言口语入诗，也有语言技巧的巧妙运用。

《大子夜歌》所说：“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堪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

”就指出了清新明丽、婉转自然的艺术风格。

“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子夜歌》）
“合散无黄连，此事复何苦？”
南朝民歌最突出的艺术技巧就是利用汉语的谐音构成双关隐语。

“丝”和“思”是同音
异字构成双关；布匹的“匹”和匹配的“匹”是同字同音构成双关。

用药名的“散”双关聚散的“散”，以黄连的“苦”双关相思的“苦”。

其它诸如“藕”与“偶”、“莲”与“怜”、“碑”与“悲”、“篱”与“离”等等。

双关隐语的运用既体现了作者的丰富联想，也使感情的传达显得含蓄委婉。

其次，南朝民歌也善于利用景物传达出深婉的情思，如“渊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

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似？”（《子夜四时歌·冬歌》）以冰雪的厚重宽广衬托自己感情的深厚，以松柏的坚贞喻托自己爱情的坚贞。

又如“秋风入窗里，罗帐起飘飏。

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子夜四时歌·秋歌》），秋风、罗帐创造了凄清的环境气氛，然后借明月的千里清辉传达出自己深婉的情思，可谓是情景交融的佳作。

二、北朝民歌
北朝民歌以《乐府诗集》所载“梁鼓角横吹曲”为主。

所谓横吹曲，是当时北方民族一种在马上演奏的军乐，因为乐器有鼓有角，所以也叫做“鼓角横吹曲”。

这些歌词的作者也主要是鲜卑族和其他北方民族的人民。

鼓角横吹曲现存六十多首，数量虽远不及南朝的清商曲，但内容却丰富得多，相当全面而生动地反映了北朝二百多年间的社会状况和时代特征；战斗性也较强，酷似汉乐府民歌。

这可从以下几方面的反映得到证实：
1．反映北方民族的游牧生活，以及风俗习惯、风光景色。

如《敕勒歌》等。

2．反映北方民族的尚武精神和粗犷豪迈的个性。

如《折杨柳歌辞》（健儿须快马）、《琅琊王歌辞》（新买五尺刀）等。

3．反映战争、徭役及生活的苦难。

如《木兰诗》、《陇上歌》（陇上壮士有陈安）、《企喻歌辞》（男儿可怜虫）、《幽州马客吟歌辞》（快马常苦瘦）等。

4．反映婚姻爱情生活。

如《折杨柳歌辞》（腹中愁不乐）、《捉搦歌》（谁家女子能行步）、《地驱乐歌》（驱羊入谷）等。

北朝民歌风格粗犷豪放，质朴刚健。

“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乐府诗集》）。

这种“军中之乐”从音乐上就有别于南朝民歌。

北朝民歌多反映北方少数民族大漠、草原上的游牧、征战生活。

这种生活造就了民族的粗豪性格，情感体验没有南朝民歌的细腻深婉，而是率直裸露，反映在诗歌的创作风格上就形成了粗犷豪放，质朴刚健的特征。

首先，简单质朴的语言造就了凌厉的气势。

如“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

跋黄尘下，然后别雌雄”（《折杨柳歌辞》）语言虽然粗疏，但是很有气势，也揭示了马背民族强悍尚武的精神气质。

其次，语言虽然朴素，但是却能创造出浑朴的意境。

最典型的就是《敕勒歌》，只是随口唱来，短短几语，那苍茫的景象和雄浑的境界便应声而出，成就了千古绝唱。

另外，朴素的语言却也有鲜明生动的形象。

如“驱羊入谷，白羊在前。

老女不嫁，蹋地唤天”（《地驱乐歌》），短短的十六字既描写了景物，又把老女的形象表现得鲜明而生动。

简单疏朗、质朴无华，毫无造作矫饰是其艺术的基本特点。

北朝民歌的形式除五言外，还有四言、七言、杂言等，不似南朝民歌形式比较单调。

北朝乐府民歌的代表作《木兰诗》。

《木兰诗》是一篇歌颂女英雄木兰乔装代父从军的叙事诗，也可以说是一出喜剧。

北朝战争频繁，好勇尚武，这首诗正反映了这一特定的社会风貌。

木兰的英雄形象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具有不平凡的意义的。

木兰既是现实人物，又是人民理想的化身。

她不惜自我牺牲，也不顾“男女有别”，“弯弓征战作男儿”，既保全了老父，又捍卫了边疆。

由于故事本身的正义性、传奇性，使民歌作者有可能在木兰身上集中地体现劳动人民高贵的品质，突破“女不如男”的封建传统观念。

在表现手法上，《木兰诗》也具有两结合的因素。

繁则极繁，简则极简。

《木兰诗》的语言，丰富多采，有朴素自然的口语，也有精妙绝伦的律句。

但它们在生动活泼的基调上取得统一和协调。

三、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
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是显著的、巨大的。

它继承了周民歌和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北朝民歌，尤其突出。

在形式主义文风泛滥的南北朝时期，这种“刚健清新”的民歌的出现，就显得特别可贵。

它是一种新力量、新血液。

在诗的体裁方面，南北朝民歌开辟了一条抒情小诗的新道路。

这就是五、七言绝句体。

五言四句的小诗，汉民歌中虽已经出现，但为数极少，也没有发生什么影响。

因此绝句的真正源头要算南北朝民歌。

当时有名的诗人如谢灵运、鲍照、谢朓等已纷起模拟，但还是一种尝试。

到了唐代，便由附庸而蔚为大国，而在和音乐的结合上几乎垄断了唐三百年间的歌坛，并出现了以绝句擅名千古的诗人李白和王昌龄。

汉代民歌中杂言体虽很多，且有不少优秀作品，但篇幅都较小，像《木兰诗》这样长达三百多字的巨制，还是前所未有的。

这对唐代七言歌行的发展也起了示范性的推动作用。

在表现手法方面，南北朝民歌对唐代诗人也有许多启发。

例如杜甫《草堂》诗：“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裾；邻里喜我归，沽酒携葫芦；大官喜我来，遣骑问所须；城郭喜我来，宾客隘村墟。

”一连用四个“喜”字造成排句，便是从《木兰诗》“爷娘闻女来”等句脱化而来的。

前人说李白的《长干行》以《西洲曲》为“粉本”，说他的绝句“从六朝清商小乐府来”，也都是信而有征的。

此外，口语的运用，对后代诗人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就都善于提炼口语融化入诗。

双关语，虽可溯源于先秦的瘦词、隐语，汉代歌谣中也偶有一二，如《董逃歌》及《古绝句》“藁砧今何在”一首，但大量使用则始于南朝民歌。

唐以后，诗人们由于处境的险晋，往往利用双关语写作政治讽刺诗，来曲折地表达他们那种难以明言的爱国深衷，这一发展也是基于南朝民歌的。

总的说来，汉魏两晋南北朝乐府诗不但本身包含许多优秀的作品，而且对后代的文学发生巨大的影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包含了许多优美的人民口头创作，显示了我国古代人民群众无比丰富的智慧和艺术创造力。

【注释】：参考文献主要有：
1、余冠英著，《乐府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2、余冠英著，《南北朝民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3、郭明忠著，《论木兰诗》，古典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4、郭茂倩著，《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