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韦伯的思想

韦伯与马克思之间的“颠倒”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主要包含两个论点，一是首次论证了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精神形成过程中所起关键作用，该书成为世界公认的经典著作之原因当是主要在此；二是据此提出了资本主义精神先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论点，该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此有关。

韦伯于后者的论点在该书开首就鲜明表出：“较为天真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认为，这些观念是作为经济环境的反映或者上层建筑而产生的。……在这个问题上，唯物主义的观点恰恰把因果关系颠倒了。”（28页，彭强、黄晓京译本，北京三联，2002年2月版）尽管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规律”论在今天已经变得可疑露出破绽，但是至少就韦伯讨论所涉及的层面而言，我认为其“颠倒”之论本身不无颠倒之疑。

韦伯的主要论据在该书“导论”中开宗明义提出，他声称，“只需要提醒人们注意一个事实就足够”以证明历史唯物主义在因果关系上的“颠倒”，这个“事实”是——

在美国资本主义初期代表人物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出生地马萨诸塞州，资本主义精神“早在1632年”就出现了，而那时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一直很低”；因此“资本主义精神无疑在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出现以前就出现了”。（28页）

这里不妨肯定韦伯所提请注意的确是历史事实，问题在于韦伯叙述这一事实所预设的前提，他把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狭隘化地理解为“发展程度较高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从而实际上把唯物史观的因果关系观转而设定为“发展程度较高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先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命题。韦伯的这一预设大有问题。

我们也可以举出一个相反例证以证明韦伯的例证至少并不“足够”。

众所周知，英国小说家丹尼尔·笛福写成于1719年的《鲁滨逊漂流记》可谓最早反映资本主义个体精神的代表作，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中多次谈论到该小说主人公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其中一段这样分析鲁滨逊个体意识的形成原因：

“这是对十六世纪以来就进行准备，而在十八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这种十八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恩选集》第2卷，87页）

马克思这里所谓“成熟的市民社会”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在马克思看来，这一社会的“成熟”过程是在“十八世纪”以后才真正开始，而与之相适应的“个体意识”则早在前此两个世纪的“十六世纪以来就进行准备”。如果按韦伯的“发展程度较高”的尺度考究“先后”的话，那么鲁滨逊形象所代表的资本主义个体意识与十八世纪以后才走向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在这里确实似乎呈现出时间上的“颠倒”。然而马克思同时指出，“十六世纪以来就进行准备”的鲁滨逊式的个体意识新观念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表现出“对十八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显然，如果我们把韦伯批评的“经济基础”理解为包括萌芽时期的“新兴生产力”，而不仅仅是“发展程度较高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那么韦伯的“颠倒”之说就失去依据。

其实，韦伯所举例的早在1632年就在美国出现的“资本主义精神”也并非超脱“经济基础”而产生，它至少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即1609年从欧洲进入美国的著名的“五月花”号船，该船满载的英国清教徒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批开拓者。清教起源于英国，而英国既是鲁滨逊的故乡，也是资本主义最早发展的国家。此外，被韦伯推为美国资本主义精神最早代表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生于1706年（据查，其父乔塞亚·富兰克林是于1682年携家进入美国），该年距清教徒乘“五月花”号进入美国的1609年晚约一个世纪，距《鲁滨逊漂流记》作者丹尼尔?笛福（他信奉新教教派之一的长老会教派）出生的1660年则晚约近半个世纪。据此，如果借鉴马克思对《鲁滨逊漂流记》中个体意识之产生原因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可以说富兰克林所代表并最初表述的美国资本主义精神，尽管是出现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一直很低”的阶段，却表现出对后来成熟的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一种“预感”，这种预感的现实来源显然与一个世纪以前就在欧洲英国出现的“新兴生产力”相关。

上面的分析表明，韦伯所谓“唯物史观在因果关系上的颠倒”之说，是以他本人对唯物史观的颠倒理解为前提；换言之，他把“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一直很低”的、处于萌芽状态的“新兴生产力”排斥在“经济基础”之外，从而得出资本主

义精神先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论断，而后以此评断唯物史观的“颠倒”。

不过从另一方面看，韦伯的“颠倒”不无其特殊理由。据韦伯夫人玛丽安妮?韦伯所撰《韦伯传》：

“韦伯极为钦佩卡尔?马克思的杰出工程，把探寻各种事件的经济与技术成因看作是富有成效、的确是特别具有新意的启发性原则，可以用来指导知识探索进入以往不为人知的全部领域。但是他反对把这些观念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而且反对把物质因素绝对化、使之成为因果解释的公分母。”（《马克斯?韦伯传》第386页。玛丽安妮?韦伯著，阎克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

韦伯所生活的时代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开始流行的时代，也同时是它逐渐被滥用成“剪裁各种历史事实的现成公式”（恩格斯语）的时代。在这个背景下，韦伯对“上升到世界观”的“绝对化”的唯物史观持怀疑态度不仅合理，甚至可谓不无某种先见之明。

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的研究成果无疑具有原创性，如果说这一论域是以前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关注资本主义问题的思想家们鲜有涉及甚至一般忽略的话，那么他的这项研究本身有助于说明其怀疑态度的客观效果。

然而问题还在于，如果把韦伯所颠倒理解的唯物史观作还原的理解，那么在韦伯的该书中可以在在看到印证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新颖思路。先看该书第一部“问题篇”所提相关问题：

“为什么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同时又特别倾向于一场教会的革命？”（4页）——这提示了潜在的经济变革对宗教变革的制约性；

“为什么那些经济上最先进的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新兴的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不仅没有抵抗这种史无前例的清教暴政，相反竟为护卫它而发展了某种英雄行为？”（6页）——这提示了清教伦理作为意识形态为“新兴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所特别需要的关系；

“为什么新教徒不论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不论作为多数派还是少数派，都表现出发展经济合理主义的特殊倾向？”（9页）——这提示了新教伦理与“新兴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关系之实质在于经济上的“特殊倾向”。

“为什么新教生活方式与商业思维判断力的强烈发展之间具有密切联系？”（13页）——这又提示了新教思维方式竭力适应商业经济法则的关系。

再看新教伦理的具体内容。韦伯首先引录了富兰克林十多段语录（约占4整页），这些语录被他视为代表资本主义精神的“近乎经典的纯粹性”，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几乎每一段都有一个“钱”字，例如：

要记住，时间就是金钱。……

要记住，信用就是金钱。……

要记住，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

要记住这句俗话：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19~22页）

不难看出，金钱是新教伦理思考的核心问题与判断是非的主要尺度，韦伯正确地评论道：“尽量地赚钱是这种伦理的至高之善”；它作为“资本主义的一项主导原则，是没有处在资本主义影响之下的一切民族所不具备的。”（25页）这两个评断完全符合马克思的经典唯物史观。

韦伯还根据他所掌握的实证资料说明，追求金钱的伦理观念“与以往任何时代的道德感情都是对立的”（47页），例如以前许多富豪在离开人世以前，总是要把大笔款项作为良心钱交付宗教机构，以摆脱自己内心对赚钱行为的负罪感，“惟有那些已经脱离了传统束缚的商业贵族才是另一种情形”。（49页）这一举证有力地说明奉赚钱为善德是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