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耀诗歌导读

昌耀诗歌导读
一《凶年逸稿（在饥谨的年代）》导读
昌耀（1936-2000），原名王昌耀。

生于湖南省桃源县，长于青海。

1953年开始诗歌创作。

1957年因诗获罪，被划为“右派”，长达22年，直到1979年才获平反。

80年代之后，昌耀诗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关注。

曾被称作“新诗运动史上的大诗人”、“诗人中的诗人”。

1982年后因参与“新边塞诗”，为“新边塞诗”的主要代表之一；1999年底获“中国诗歌学会”授予的“首届中国诗歌学会诗人奖”。

出版诗集主要有《昌耀诗文总集》、《昌耀抒情诗集》、《命运之书》、《昌耀的诗》等。

这些诗集中，《昌耀的诗》收录了昌耀的主要代表作，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版），其流传的范围可能最广。

而由昌耀本人临终前亲自编定的《昌耀诗文总集》（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收录最为齐全。

代表作有《慈航》、《雪。

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哈拉库图》、《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等长诗及《头像》、《致史前期一对娇小的彩陶罐》等短诗。

此外，燎原的《高地上的奴隶与圣者》（《作家》2000年第9期或《昌耀诗文总集》）对昌耀各阶段诗歌发展做出了详细评价，可为一阅。

昌耀可谓是这个时代特立独行的诗人。

首先要说的是，如简介中所谈到，某些评论者喜欢用所谓“新边塞诗”来指称昌耀，或者将昌耀的诗歌简单定位于“新边塞诗”，这是不恰当的。

昌耀的诗歌的确有较为强烈的地域色彩，有盛唐边塞诗歌的风貌，但是，他的写作基本上并不追踪时代的流俗观念，也即不追求写作的外在社会性和政治性——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但和同时代写作者相比要小得多，毕竟一个作家不能超脱于具体时代。

他所关注的或者说所要表现的主要在于个体的生存境况，在于个体与时代之间的内在的互动关系。

表现在作品中，主要有两个向度，一是抒写个体生命力的张扬，作品充满英雄主义的豪气；另一则是着力于时代对个体生命的压制，以及由此而来的个体的孤寂、茫然、焦虑、悲观及生命力的萎缩。

这两个向度在80年代中后期有较为明显的交错，之前和之后则泾渭分明。

从诗歌形态本身来看，很难得找到一种现成的形态与之相对应。

这一方面导致了昌耀诗歌缺乏读者和评论，另一方面，则又可见昌耀诗歌的强烈的艺术表现力。

可以说，在一般诗人难以企及的、一泻千里的艺术表现中，昌耀确立了自己的诗歌精神、美学和风格。

其诗歌精神在长诗《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1998）中有揭示：“我一生，倾心于一个为志士仁人认同的大同胜境，富裕、平等、体现社会民族公正、富有人情。

这是我看重的‘意义’，亦是我的文学的理想主义、社会改造的浪漫气质、审美人生之所本。

”遗憾的是，尽管诗人努力实现这种“大同理想”，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无能捍卫”，只是“默守这一立场”。

其美学风格则主要包含意象与用语，情感形态与最终的抒写方式等多个方
面：在意象使用上，昌耀讲究铺陈，同时又追求地域性，以致被人称作是“西部意象”——“西北的旷野、荒原、漠风、瀚海、鸣沙、驼队、绿洲、篝火、鹰翅，陶片、羚羊、楼兰、牧场、草地、静湖、原始森林、河谷、雪山、雪莲、野马群、牧羊女、雄鹰、雄性、大碗酒、大块肉、长啸、嚎叫，乃至西部的太阳、月亮、天空、歌声……一旦进入诗人的视野和灵魂，就会成为诗的独特发现”（姜耕玉：《昌耀：“跋涉荒原的行吟歌者》，[台湾]《创世纪》，2000年9月秋季号）。

语言则多有古奥之处，很奇崛地保留有古汉语的种种特征——古汉语的顽强生命力在昌耀身上找到了落脚点；而其质地的粗犷、强硬且不乏细腻又使得它具有现代气派。

情感形态炽热，充满同时代所匮乏的浪漫主义情怀。

由这些所决定的抒写方式最终则是充满了强烈的主观意味和个性色彩，个体与时代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有了较为生动的揭示。

可以说，昌耀的美学在于追求具有明显的美学意义的对象的抒情方式本身，技巧性则退居次席。

《凶年逸稿（在饥谨的年代）》可能不是昌耀最有名的诗歌，却是最早显现昌耀独立品格的诗歌。

从写作时间看，这首诗作于1961-1962年间，当时所盛行的诗歌模式是贺敬之、郭小川式政治抒情诗和1958年以来风靡全国的“新民歌”——经过数十年的时间检验，这些写作绝大多数都被证明打上了浓重的时代烙印，艺术品格低下，陷入了将艺术等同于政治的俗套。

这首诗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它的最终落脚点为“生活当然不朽”，这是不能脱离具体诗歌来单独理解的，否则就会产生涂饰苦难生活的误解。

事实上，和同时代的人一样，昌耀的生活环境并不好，他同样生活在一个物质贫乏的“饥谨的年代”；而且，他还是一个“右派”。

所谓“饥谨”，在诗中，既是物质性的，也是精神性的。

“精神会餐”即指伴随物质贫乏而来的精神虚妄。

面对这种双重“饥谨”，诗人的情感立场很鲜明：胸怀“火种”，以“我是这土地的儿子”自命。

尽管也有过“苦恼”：“蓦然被茫无头绪的印象或说不透的原由/深深苦恼”（第一节）；也用近乎“黑色幽默”的笔调摹写了投草公牛、夜宿荒坟等荒诞年代里的荒诞景状（第三节），但更多的时候，诗人是以“极好的兴致”来“观察”春天和大地。

由此，大地万物以及生活其中的个体的行为都被赋予了独特的涵义。

如第五节里，孩童“手举一棵采自向阳墙脚连同土根刨起的青禾”被赋予了“盗来的宝石”的意义，并引发了“大地果然已在悄悄中妊娠了啊”的感叹。

而从最终的意义上看，这种“观察”引发了对自然诗意终极赞美：泥土与阳光正在“角力”，正在“如何相互威胁、挖苦、嘲讽”、正在“紧紧地拥抱”，这些被诗人看作是那个时代身上最鲜活的东西（第九节）。

由于诗人的笔触基本上是紧贴着现实不断生发开来，并未有什么虚妄之处，“不朽”的最终含义也就在于：在最平凡的生命形态中蕴涵着最鲜活的生命力。

显然，在诗人看来，只有它，而不是那些虚幻的理想形态，才能使得个我不断葆有内在的生命激情，从而不断引导个我度过贫乏与苦难——这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体认生存苦难的方式，既使得“饥谨”本身显露无遗，又体现了诗人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承担；而经过重重推进的“不朽”也最终成为一种实有的、独立的、反抗的、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的、超越时代局限的品质；昌耀对生活最诚挚的爱以及昌耀内心最诗性的情怀体现得淋漓尽致。

放大一点说，当绝大多数中国诗人一边饿着肚子，一边毫无节度地大声歌颂生活的“美好”时，昌耀以这种方式写下了他的“土地情诗”。

这在最大程度上
背离了迫于政治淫威而极其低劣、庸俗的时代美学风尚。

同样是追求地域性，昌耀与60年代的另一位诗人闻捷的比较可谓富有深意，有助于我们对于问题的认识。

闻捷所追求的是歌颂和“惊羡式描摹”，有名的《天山牧歌》如诗题所揭示是“牧歌”，“是一个汉族诗人对有着奇丽风情、习俗的边疆少数民族生活所投出的欣喜惊羡的目光；他用牧歌的笔调来处理颂歌的主题”（洪子诚等著：《中国当代新诗史》，P97-98，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牧歌本身并无错误，但问题在于，闻捷诗歌在具体生活表现层面，明显落入了将个体情感和政治态度、阶级立场简单等同的俗套，以“吐鲁番葡萄”为代表的地域色彩最终成为政治的传声筒，本身并不具备独立的美学意义，或说其美学意义相当低劣。

但是从当时社会文化语境来看，闻捷获得了主流话语的支持，一时之间，尉为大观。

而在50-60年代，昌耀的写作基本上是片断性的，“潜在性”的（著名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者陈思和在讨论50年代以来因为多种原因而使得作品无法公开发表的情况时，提出了“潜在写作”的概念）。

其中的价值差异在时间的洗礼下已经变得非常明显，而且还将更加明显。

从这个角度看，《凶年逸稿》既充分显示了昌耀身上所蕴涵的强大的艺术能量，同时，更映衬了时代诗歌美学的孱弱。

此外，在“扩展性阅读篇目”提到了《高车》、《慈航》和《斯人》三首诗，这些都是昌耀写作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里一并讨论。

（一）《高车》导读
《高车》作于1957年，昌耀写作早期。

这一时期昌耀多数写作都相对简洁：意象较简单，诗歌也较为稳定、单纯地呈现出昂扬向上的情绪。

《高车》是一曲赞歌，将情感寄寓在高车这种常见且不大为人注意的农业化工具上，显示了诗人对土地所怀有了深厚感情。

而它的意义还在于第一次清晰地显示出昌耀诗歌中英雄主义的“根柢”。

这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如昌耀本人在“小序”所说，“是什么在天地河汉之间鼓动如翼手？……是高车。

是青海的高车。

我看重它们。

但我之难忘情于它们，更在于它们本是英雄。

而英雄是不可被遗忘的”。

这种观念在诗中则具化为“高车的青海于我是威武的巨人。

/青海的高车于我是巨人之轶诗。

”另一方面也如评论者燎原所言，“这是一种有根柢的诗歌。

其化平淡为神奇的奇崛的诗思，带有滞涩感的为古汉语浸渗的语境，物象处理上由现实场景向历史场景推移的陌生化方式，都体现着惟根柢才能赋予的定力”（燎原：《高地上的奴隶与圣者》，《昌耀诗文总集》，P4）。

（二）《慈航》导读
前文已提到，80年代昌耀的诗歌写作，主要有两条有生命力张扬与受挫两条对应性的线索。

两者此消彼长，共同体现了个体与时代相对抗的生命形态。

作于1980年的《慈航》属于前一类。

诗歌题材本身很有时代性：时代历史变乱，个体落难，最终获得拯救。

诗歌即个体在拯救之后的回顾。

这种抒写为多数经历了政治劫难的作家或者知识分子所共有，只是所取角度各有差异，构成了时代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

《慈航》和藏传佛教相关：“藏传佛教把尘世视之为一片苦海，所谓的人生就是‘苦海慈航’。

而这里的‘慈’，正是悲悯情怀，是对于生命的仁爱，是对大地万物的大爱。

它是苦难人生得以向灵魂的天国彼岸航渡的根本动力。

而流放中的昌耀，正是在这个恪守着人类古老慈厚德性的高原民族身上，获得了使其生命复苏的爱，也使他自己感应并获具了博大悲悯的爱的情怀。

”（燎原：《高地上的
奴隶与圣者》，《昌耀诗文总集》，P12）由此，诗歌最核心情感为感激，“在善恶的角力中/爱的繁衍与生殖/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更勇武百倍。

”
虽是“感激”，作品中的精神价值的表现并未由此出现卑微或夸张情状，而是着力于个体生命力的张扬，及大西北人民的苦难的生存现实与朴素的生命观念的表现。

正是它保证了诗歌的独立品格。

（三）《斯人》导读
这首作于1985年的诗体现了一种内在的孤寂感——这一时刻昌耀本人情绪中孤寂的成分正越来越强大，以致80年代后期直至逝世最终取代英雄主义式的慨叹而成为主要情绪。

全诗仅两节三行：“静极——谁的叹嘘？//密西西比河此刻风雨，在那边攀缘而走。

/地球这边，一人无语独坐。

”显然，个体内心孤寂感的表现得力于场景的对比的设置。

二“阅读提示”导读
在“面对苦难的英雄主义态度”是昌耀诗歌的一个基本精神，它一度非常强烈，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期才逐渐减弱。

从根本上说，这种态度蕴涵了一个如何看待大自然的母题，一个西部诗歌（文学）中的天然主题。

昌耀大半辈子生活在西部，他对“西部”本身的悖谬性自然有充分理解：对于来自异域的人来说，充满边塞风味的大自然是独特、美妙的风景；但是对于世代或长期生活其中的人来说，它就不仅仅是风景，也是潜在的生存威胁。

也即，它不仅仅是审美客体，也是和生存现实平行的现实主体。

在这个意义上，诗人看取大自然的视角同时是看取生存的视角。

昌耀选择了英雄主义，他的诗歌因此充满激情。

这也可看出，作为普通人，昌耀身上有着倔强的生活信念。

至于后来的激情消退，主要是现实生存的压力逐渐加大所致。

至于“阅读提示”对各节的大致描述：“沉思——回忆——荒芜——困惑——希望的萌动——憧憬——感恩（对土地和人民）——领悟（勇敢者的生存）——希望和对生的赞美”，有效地显示了这首诗丰富的情感形态及良好的整体驾驭能力，这都是昌耀诗歌的优长之处。

三姜耕玉论昌耀
《昌耀：跋涉荒原的行吟歌者》，载[台湾]《创世纪》，2000年9月秋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