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与文学创作

宋初文坛，沿袭唐人作风，缺乏自我创造性，尚处于一个百废待兴的阶段。宋人文风变革的欲望，首先来 自朝廷尊儒重德的政治化要求。自太宗朝开始，赵宋政权对科举取士产生相当大的依赖性。科举出身者，已 经成为政坛的主体力量，决定着国家的盛衰前途。那么，科举所取为何种类型的士人，就引起了朝廷的高度 关注。咸平二年（999） 五月宋真宗下诏书，要求贡举“必求实艺，无使遗贤”。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 七月，龙 图阁待制戚纶与礼部贡院亦上言指出，“近年进士多务浇浮，不敦实学”，要求对应举者“请戒励专习经史”。 宋真宗景德以来，科举考试命题多出自儒家经典著作与正史，这就表明了朝廷尊儒重德、追求敦厚文风的意 向。仁宗即位之后，强化这种敦厚务实的取士意向。在当时朝臣的言论与范仲淹的新政变革中，都明白无误
相对而言，唐代科举制度史料的整理和科举制度的研究比较完善。关于唐人登科史料，清代徐松撰《登 科记考》，今人孟二冬先生有《登科记考补正》；关于唐代科举制度，则有吴宗国先生的专著《唐代科举制度研 究》。所以，对于唐代科举考试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今人研究成果亦颇为丰硕，如程千帆先生撰有《唐代进士 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先生撰有《唐代科举与文学》等专授）
“学而优则仕”，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生价值实现的唯一方式是出仕为官。历代选官与任官制度的改变， 将影响一代知识分子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文学创作，作为知识分子的情感与生活之形象体现，也将随之变 化。隋唐以来，影响并改变着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文学创作的最大外部因素是逐渐建立且逐步 完善起来的科举制度。科举史料的不断爬梳整理，科举制度研究的一步步深入，都将带动文学研究持续向前 发展。从科举制度的角度审视一代文学之发展，引人关注的问题如下：这一时代有哪些文人经历了科举考 试？ 是否通过科举考试对他们的人生或情感有深远影响？ 他们是哪一年考取进士、改变人生轨迹，从而带来 文学创作改变的？ 与科举制度相关的社会文化对一代文学创作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学者关心诸如此类的研 究课题，在相关领域有许多研究成果问世。
然而，关于宋代科举考试史料的整理、宋代科举制度的研究，却有诸多学术空白点。近年来，从科举制度 的角度审视宋代文学演变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祝尚书先生《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林岩先生《北宋科 举考试与文学》等专著陆续出版。比较起来，反而是宋代科举史学研究相对滞后。由傅璇琮先生主编、龚延 明先生和祖慧先生编撰的《宋登科记考》，收录宋代科举考试登科者近 4 万人，最大可能地弥补了宋代登科记 之类文献记载的阙失，厥功之伟，功德无量。
石介倡导的 文 风，有 科 场 的 背 景，迅 速 改 变 这 种 状 况，也 只 能 利 用 科 举 考 试 的 社 会 效 用。 嘉 祐 二 年 （1057） 欧阳修以翰林学士权知贡举，“先是，进士益相习为奇僻，钩章棘句，浸失浑淳。修深疾之，遂痛加裁 抑，仍严禁挟书者。及试榜出，时所推誉皆不在选”（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五） 。当时以擅长“太学体”知 名的刘辉等人皆遭黜落，所录取的是来自偏远地区文风淳朴自然的苏轼、苏辙兄弟和曾巩等人。他们后来都 成为文坛领袖或健将，对文风的彻底转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欧阳修的敢作敢为，一度引起举子们的骚 乱。但大势所趋，考生最终无可奈何，只得赶紧转变文风，适应科场的新形势，文坛风气因此为之迅速改变。 韩琦叙述这一过程说：“嘉祐初，（ 欧阳修） 权知贡举。时举者务为险怪之语，号‘太学体’……公一切黜去，取 其平淡造理者，即予奏名。初虽怨 纷纭，而文格终以复古者，公之力也。”（《欧阳公墓志铭》） 欧阳发叙述乃 父欧阳修的功绩，也曾经讲到这一段公案：“二苏（ 苏轼、苏辙） 出于西川，人无知者，一旦拔在高第，榜出，士人 纷然惊怒怨谤，其后稍稍信服。而五六年间，文格遂便而复古，公之力也。”（《先公事迹》） 两年以后，即嘉祐 四年（1059） ，被欧阳修黜落的举子刘几改名再次参加进士试，文风就已经完全转变，他甚至因此而夺得榜首 状元的荣誉。
回到宋代，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宋代帝王倚重文臣，以文治国，“扬文抑武”是宋人治国的基本国策。宋代文人入仕数量急剧增加，文人 政治地位空前提高，真正的文官制度就是在宋代确立的。这一切，宋代统治者又主要是通过科举考试的途径 落实。宋代的大批文官都是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上来的。尤其是高层官僚，绝大多数出身科举。《宋史·宰辅 表》列宋宰相 133 名，科举出身者高达 123 名，占 92% 。换言之，宋代科举制度与文学演变的关系变得更加宽 泛、更加密切。纵观宋代文学家群体，有如下三点不同于以前朝代的特征：其一，绝大多数都是科举考试出 身，其中相当一部分官位显赫；其二，这些科举出身的朝廷显贵，往往都是一流的文学家，领导了当时文坛的 创作风气，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其三，这些身兼朝廷权贵与文坛领袖者，许多人都做过科举考试的主考 官，甚至对科举制度的变革提出自己的意见，反过来对科举制度的发展起了导向作用。 宋代官员队伍主要是通过科举制度建立起来的，那么，科举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就关系到国家命脉与前 途。宋代帝王对科举制度的重视程度超乎寻常。从制度形式方面考察，宋人废除了“公荐”制、交纳“公卷” 制，一定程度上取消了门第的限制，确立弥封、誊录、编排、殿试、锁院等制度，且大量扩充录取名额。这个过 程大约到宋真宗朝完成。宋人在科举制度形式方面的系列改革，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防止考场内外的徇私 舞弊活动，以保证科举考试中“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公平竞争原则的彻底贯彻实施，保障科举渠道的畅通。 朝廷从而可以通过科举考试的途径，为自己选拔优秀人才，落实“以文治国”的方针政策。
勤奋好学关系到一个人的前途命运，宋人求学读书之风甚盛。“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 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 《容斋随笔》四笔卷五）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记载饶州风俗：“小儿不问如何， 粗能读书，自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以竹篮坐之木杪，绝其视听。教者预为价，终一经，赏钱若干。昼 夜苦之。”朱长文《学校记》记载苏州风俗：“执耒垂髫之子，孰不抱籍缀辞，以干荣禄？ 褒然而赴诏者，不知其 几万数。”北宋晁冲之《夜行》诗说：“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风气之盛，一至于此。因此，宋代历 年参加贡举的人数不断增加，太宗即位第一次贡举时（977），已有 5 300 人参加考试；真宗即位第一次贡举时 （998），激增到 2 万人。其后，朝廷要求贡举解额压缩到 4 000 人到 15 000 人之间，但总是要超额。这是参加 中央“省试”的人数。参加各地发解试的读书人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据估计，仁宗时全国参加发解试的人数 在 42 人万左右。南宋战乱稍稍平定，应试者“大郡至万余人，小郡亦不下数千人”（《宋会要辑稿·选举》六之 七）。同样，两宋考取进士的人群数量也相当庞大，学者估计有 11 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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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笔谈
地体现出这种意向。范仲淹等论贡举变革，认为“使人不专辞藻，必明道理，则天下讲学必兴，浮薄知劝，最为 至要”。科场文风与取士意向的转移，迅速对广大文人发生了导向性的作用。田况《儒林公议》记载：当时科 场变革的诏书“既下，人争务学，风俗一变”。
学校教育是培养人才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当然成为宋代文风变革的一个前沿阵地。庆历二年（ 1042 ） ，范 仲淹等推荐石介、孙复为国子监直讲，向学生传授儒家经典，排斥佛老，改变了太学的风气。石介论文，强调 文章的“教化”作用，把文章看作宣扬儒家经义的工具。从这样的角度出发，石介猛烈攻击“西昆体”文风，其 《怪说》云：“今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 之意，蠹伤圣人之道。”石介的主张，很快左右了太学风气，学徒云集影从，昌盛一时。僧文莹《湘山野录》卷中 载，石介“主盟上庠，酷愤时文之弊，力振古道，时庠序号为全盛”。他们所创作的文章，时号“太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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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是文学创作繁荣的大背景。宋代科举制度的改变，首先影响到社会风尚的转 移，它将广泛阶层的注意力吸引到“寒窗苦读”上去，形成普遍的求学好学的社会风气以及对科举高中者尊尚 的风气，形成了对文坛成名人物崇拜的风气。
这样的社会风尚的改变，正是宋代帝王希望通过科举考试所达到的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目标。宋真宗 曾有《劝学文》说：“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 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女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这一切并不 是空头许诺，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北宋蔡襄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 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文士也。”（ 《国论要目》） 不分阶层的子弟 都可以自由参加科举考试，录取之后直接释褐授官，不像唐人还要经过吏部考试或为藩镇幕僚等周折。进入 仕途以后则升迁迅疾，如吕蒙正升迁之速，就非常罕见。太平兴国二年（ 977 ） ，他状元及第，太平兴国八年十 一月为参知政事，前后只有七年时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宋代成为社会现实。
石介重道轻文，言论偏激。其主张虽然冲击了“西昆体”的浮艳作风，但同时引导文风朝怪诞僻涩方向发 展。欧阳修之子曾举例说：“太学体”僻涩者如“狼子豹孙，林林逐逐”；怪诞者如“周公伻图，禹操畚锸，傅说 负版筑，来筑太平之基”。“太学体”盛行科场，年轻学子趋之若鹜。擅长此体，便容易得中高第，风气蔓延，文 坛为之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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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额显然是杯水车薪，绝大多数落第的文化人恐怕只能在地方以幕士、塾师、儒商、术士等身份谋生。大量士 子盘踞乡里、沉没下层，固然是才士之不幸，但也因此形成了拥有相当社会资源和文化权力的地域精英网络， 促进了地域文化的发展。这个问题虽然在南宋因国土狭小、文化普及、应试人数增多、留存后世文献较丰富 等因素进一步凸显，但似乎并不足以说明南宋时期就出现“地方精英化”。再如对登科者家世背景的探讨，虽 然我们从有限的数据和常理上推断有仕宦背景者的数量不会少于布衣出身者，但确切判断仍要等到对《宋登 科记考》数据的全面统计后才能得出。
欧阳修是一位个性的张扬者，在现实生活的诸多方面都显示出敢作敢为的鲜明个性。欧阳修登第后，渐 渐以文章名天下。随着官职的升迁，欧阳修逐渐成为朝野公认的文坛领袖人物。从考取进士那时起，欧阳修 便对“西昆体”文风深表不满。他说：“天圣之间，予举进士于有司，见时学者务以言语声偶擿裂，号为‘时 文’，以相夸尚……其后天子患时文之弊，下诏书，讽勉学者以近古。由是其风渐息，而学者稍趋于古焉。” （ 《苏氏文集序》） 欧阳修这里还肯定了朝廷尊儒复古的努力。欧阳修是一位天赋很高的杰出的文学家，他在 批评“时文”的同时，便认识到“时文虽曰浮巧，然其为功亦不易”（ 《与荆南乐秀才书》） ，肯定了“时文”所具有 的独立文学价值。对石介复古而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欧阳修也不愿意苟同。他批评石介“自许太高，诋时太 过，其论若未深究其源者”（ 《与石推官第一书》） 。尊儒复古，不应该走向怪诞僻涩，而是应该走向平易畅达。
以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科举考试为例。这一年登进士第者 249 人，《宋登科记考》辑录 108 人，近半数 登科者姓名、事迹得以落实。这一科登第者，对宋代文学的发展有决定性影响。其中著名者如欧阳修、石介 等人，直接导致宋代文风的巨大转变。
北宋文风多次变革，尤其是以欧阳修等人所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声势浩大，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宋代 诗文的风貌。在这一系列文风的沿袭嬗变过程中，科举制度发挥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科场流行的文风， 太学教授与科举主考官的个人喜好或有意识倡导，都将对整个文坛的风气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的写作风 格，直接影响到个人的前途命运，就会引起任何一位试图进入官场的文人的足够重视。他们会在平日的学习 写作时，潜心模拟，仔细学习，力求自己的文风符合科场的需要。
“太学体”之弊端，朝廷很快有了认识，张方平说：“朝廷恶其然也，屡下诏书，丁宁戒饬，而学者乐于放逸， 罕能自还。今贡院试者，间有学新体，赋至八百字以上，每句或有十六字、十八字，而论或及千二百字以上，策 或置所问而妄肆胸臆，条陈他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八） 经过欧阳修的大力倡导和改革，这种情形 才发生彻底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