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胎合法案件-罗诉韦德案

堕胎合法案件_罗诉韦德案——选择权与生命权的漫长较量——Roe v. Wade（1973）

原告：诺玛•麦科威（化名“简•罗”）

被告：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地方检察官亨利•B•韦德

原告诉称：得克萨斯州堕胎法侵犯了玫科及其他妇女的宪法权利

主要起诉人：萨拉•韦丁顿和琳达•考菲

法官：哈里•布莱克门，威廉•J•布伦南，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华伦•伯格，威廉•O•道格拉斯，苏古德•马歇尔，刘易斯•鲍威尔，波特•斯图尔特，威廉•伦奎斯特和拜伦•怀特

地点：美国华盛顿特区

法庭裁定：取消州法律中对于妇女在孕期的前三个月内堕胎的一切限制。仅维持其对在孕期第二、三个月中堕胎所作的限制，以保护孕妇的身体健康

如果有人对你说，在美国一个孕妇想堕胎就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你也许会觉得这是天方夜谭。按照常理，堕胎与否完全是自己的事，别人搭的哪门子茬？何况美国又号称是世界上最开放、最自由的美国！

可就是在这个既有“不自由毋宁死”传统，又引发过“性解放”运动的美国，这种怪事不仅确实存在，而且还是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话题。每当提及孕妇堕胎的问题，支持者（号称

pro-choice，选择派）和反对者（号称pro-life，生命派）都会拉开架式，从伦理道德、宪政原则、医学原理和宗教教义中各取所需，雄辩一通。

一些反堕胎的极端分子，懒得多费口舌，干脆就二话不说，撩起来福枪就向堕胎诊所猛扫。吓得某些堕胎医生干脆改行，另一些则转入地下活动，胆子大一些只好穿着防弹衣进行人工流产手术。

总统与政客竞选公职，也得个个表态，人人站队，让选民知道自己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甚至最高法院里那些正襟危坐的大法官们，也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30年前，他们在Roe v. Wade案中的判决，使堕胎问题完全浮出了水面，几乎成为美国政治和社会中永恒的话题。

（一）法律禁止堕胎孕妇无权选择

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堕胎并不是一个大问题。特别是中止早期妊娠，相当常见，没有禁止一说。根据英美普通法传统，在孕妇感觉到胎动前（通常是妊娠的第４-5个月），堕胎是允许的。但是，从19世纪开始，美国开始出现用立法制止堕胎现象，其动力不是来自通常以为的宗教界，而是来自医学界！医学界为什么这么做，原因至今不甚清楚。有的认为，是医生想防止不断增长的堕胎游医的竞争，有的说是为了规范行医者。

1969年，美国Texas21岁的女招待诺尔马?麦科维，不慎怀孕。她薪水微薄，且居无定所，根本不想、也无力生育和抚养孩子。但Texas有项禁止堕胎的法律，极其不近人情。根据这项115年前（1854年）的法律，“除非是为了保护母亲的生命”，任何人不得堕胎或协助他人堕胎。慑于法律的规定，没有一位医生

愿意为诺尔马实施堕胎手术。

走投无路之中，她求助律师帮忙。为争取同情，她谎称被恶人强奸怀孕。而这时正值美国民权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一些女权主义组织正在为妇女的堕胎权而苦苦斗争。当时，美国流行“性解放”，男欢女爱尽情享受的同时，也常常结出性爱的果子。但这些年轻人却不想过早承担养儿养女的责任，只好选择流产。但很多州的法律都禁止人流，于是，有钱的就奔海外或相对宽松的州去作人流，没钱的只好找地下诊所的游医堕胎。游医的水平和地下诊所的条件都很成问题，妇女堕胎送命的事件偶有发生。因此，女权主义组织把争取堕胎权作为当时的一项主要任务来抓，一直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案子，告到最高法院，使之成为宣布禁止堕胎法规违反妇女宪法权利的test case（典型案件）。

现在诺尔马找上门了，自然求之不得。双方一拍即合，女权律师帮她打官司，争取堕胎，而诺尔马则同意，直接针对禁止堕胎法起诉，推翻这条法律。对诺尔马本人来说，她只想为自己争取堕胎权，但对借题发挥的律师来说，却想改写历史，让其他美国妇女免受类似诺尔马的苦难。为了安全起见，诺尔马化名Jane Roe在1970年3月3日，把其所在县（达拉斯县）的检察长Henry Wade告上了法庭，指控Texas

的堕胎禁令侵犯了她的“个人隐私”，要求联邦法院宣布该法违宪，并下令禁止Wade继续执行该法。

不过，在6000多字的联邦宪法中，根本就没有提及公民的“隐私权”问题。原来，1965年有桩类似的计划生育（涉及一项禁止人工避孕的州法）的案子，叫Griswold v. Connecticus。当时，最高法院首次提出了“隐私权”的概念。

在该案的判决意见书中，最高法院指出，虽然“隐私权”一词并未在联邦宪法中出现，但事实上却存在着一条公众权利相互交织的“阴影地带”，它成为“隐私权存在的领域”。最高法院称，第1、3、4、5条宪法修正案所保护的公众结社权、不受军队肆意骚扰权、不受无理搜查权和不得自证其罪权，都暗含了公众的个人隐私不受政府和他人无端干涉的共同内核；此外，宪法第9条修正案更进一步规定，虽然联邦宪法列举了公众权利，但这并不能认为公众就不可以享有其他的宪法权利。因此，“隐私权”应被视作公众不可剥夺的宪法权利，不经“正当法律程序”。州政府不得侵犯。根据这一推理，最高法院裁定，自由节育权是公民“隐私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否节育和怀孕完全是公民个人的私事，只要未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政府根本无权干涉。因此，Connecticus禁止避孕（计划生育）的法律违宪无效。

即使有Giswold案在先，诺尔马能否获得自己的堕胎权也非胜券在握。因为它只涉及了妇女自由节育（是否选择怀孕）的权利，并未触及已经怀孕的妇女能否自由堕胎的问题。许多美国人坚信，胎儿也是人。因此，在他们看来，如果说，自由地决定是否怀孕勉强可以算作是妇女享有的宪法权利的话，那么，怀孕后形成的胎儿同样享有了平等的生命权，而这也是不可剥夺的宪法权利，包括孕妇在内的所有人都不能随意扼杀他（堕胎）。

持“正统道德观念”的人也认为，只有严禁堕胎才能规范正常的两性关系，社会道德才不会沦丧。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最高法院进退维谷。是维护未出生胎儿的“pro-life”（生命权）还是支持妇女的“pro-choice”（选择权）？而且“隐私权”与“堕胎权”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这成为该案必须解决的问题。正因为它牵涉到无数美国人的直接利益、宗教情感和价值观念，因此该案一经提出，便立刻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关注。

（二）是否堕胎究竟该谁说了算

6月17日，Texas联邦地区法院的三位法官，依照Giswold案中的推论，做出支持诺尔马的判决，但拒绝颁布禁止达拉斯县继续执行该法的法院禁令，显然，它是担心引起更大的社会波动。原告和被告对判决都不满意，案子遂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这期间，诺尔马生下了她并不想要的孩子，只好把他送人。

1971年12月13日，该案庭审，举国瞩目。除了当事人双方外，还有36个造成堕胎的法人和11个反对堕胎的组织，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向最高法院白净净了申辩理由。双方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舌战。首先是妇女的选择权和婴儿的生命权。Wade的律师弗洛伊德强调，胎儿是有生命的，严禁妇女随意堕胎、保护胎儿的生命权是州和地方政府的职责所在，因此，Texas堕胎禁令合乎宪法。代表诺尔马出庭的是女律师韦丁顿，她反驳说，宪法保护的是人出生后的权利，而不是尚未出生的胎儿的权利。在宪法条文中，既没有有关胎儿权利的规定，也无法推理出这一权利。作为例证，她指出，除Texas外，其他州从未认可胎儿应当享有公民权利。禁止堕胎的作法实际上侵犯孕妇在生育问题上的自由选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