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书法的永恒意义

王羲之书法的永恒意义（来源空间转载）

王羲之出生的西晋末年，直承三国和东汉，这两个时代，对中国书法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由于造纸术的发明，两汉时期的书写媒质已经从金石刻凿和竹帛书写渐渐向纸面书写转移。以后，终于形成中国书法历史上“碑”“帖”两种不同审美取向的内在原因，究本朔源，其实是因为材质不同而分派出“金石”和“翰墨”两大范畴。王羲之的时代，就处在中国书法由“金石”往“翰墨”过度的完成期。东汉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书法家是张芝和锺繇。张芝的草书，锺繇的楷书，和以前的篆书、隶书并列为四，实现了中国文字的定型，也实现了中国书法书体的定型。现存大量的历史文献述及张芝和锺繇的书法，如果再考虑到在两千年的岁月沧桑里，实际湮没的历史记录还会有很多，张芝和锺繇的书迹应该是可信的。

王羲之出生于西晋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对书法的学习和崇拜在家庭影响里就形成了。书法在东晋时期的士人群中，早就成为人人习摹、引为标榜的时尚，赵壹的《非草书》从一个侧面提供了东汉时期的书法普及状态。到王羲之的时代，门阀政治在社会生活里的地位和影响更趋彰然，书法艺术作为士大夫文化形象的表征，更出现一些煊赫的代表性人物。到晋王朝“渡江”之前，最有影响的书法家是卫瓘、卫恒父子。张怀瓘的《书断》引述过卫瓘的自述：“我得伯英之筋，恒得其骨，索靖得其肉”。后来卫门传人、承其风范的女书家卫铄（茂猗）成为王羲之少年时的书法教师，王羲之从卫氏所得的是张芝一脉的草书传统。

王羲之的家族是琅邪王氏，这个家族在西晋末年的朝廷渐成举足轻重之势，“渡江”之后，王氏家族更成为一时无二的显贵。以后，因为王敦的谋反，家族几乎被毁灭。官威煊赫并没有让王羲之感觉多少幸福，倒是优越的社会地位为他的书法艺术的形成提供了学习条件。王羲之的伯父王廙在老一辈里是最有成就的书法家，王羲之从他得到了很多教益。应该说，对王羲之的书法形成影响最大的师尊是王廙和卫夫人两人。王羲之在五岁时便跟随自己庞大的家族从家乡南渡。在大规模的迁徙里，放弃家园，放弃祖宗陵墓，这对世居北方的王氏家族，是一次痛苦的远行，虽为贵胄，亦显仓皇。可为纪念的是，王羲之的从伯王导在忙乱之中，没有忘记携带锺繇的书法名作《宣示表》。过江以后，此件传于王羲之。王氏家族对于书法的爱重，于此亦可见一斑。《宣示表》是锺繇的名作，也是可以寻绎的中国书法历史上最早的楷书经典。这样，王羲之之前的中国书法的两个重要体系：张芝的草书和锺繇的楷书，都在王羲之手上得到传承之绪。

王羲之书法的“变体”

从现存有关的王羲之生平和书法资料可见：他的作品大部分为四、五十岁以后所作，早期作品比较稀少。王羲之最初得到书名是在他前往武昌庾亮幕府之前。王羲之一生，最为知重他的人应该是庾亮。王旷去世之后，王羲之与从伯王导一起生活，而王导和庾亮是政治上的对头，在这样的夹缝里，王羲之没有放弃他和庾亮、庾翼兄弟的友谊。在他们之间，对书法艺术的热爱与切磋，甚至互相竞争，成为重要的生活内容。在书法艺术方面，庾翼比王羲之出名还要早，他“每不服逸少，曾得（张）伯英十纸，丧乱遗矢，常恨妙迹永绝。及后见逸少与亮书，乃曰：‘今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方乃大服羲之”（李嗣真《书品后》）。在没有印刷术和公共传媒的社会，书法艺术和诗歌辞赋的传扬一样，完全是作家个体之间的自然流布，在这样的自然流布里，也形成了“话语权威”。庾翼就是当时书法艺术方面的一个“话语权威”，他的服膺，在士大夫中间传扬了王羲之的书名。这样的“传扬”，当然是和王羲之的作品的“传观”一起，在东晋社会的文化圈里发生影响。庾翼所拜服的王羲之书法，主要是对张芝草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王羲之书法之所以成为东晋书法艺术的标志，在于他继承传统和开创新体两方面的杰出表现。楷书在锺繇手里得到定型，但作品留传很少，以后楷书成为最重要，也最实用的书体，王羲之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的《乐毅论》等楷书作品，在继承锺繇楷书传统的同时，对原本偏于实用，最容易表现得死板、僵滞的楷书，注入了艺术性。李世民在《晋书．王羲之传论》中说：“锺虽擅美一时，亦为迥绝，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至于布纤浓，分疏密，霞舒云卷，无所间然，但其题则古而不今，字则长而逾制，语其大量，以此为暇。”比王羲之时代稍晚的大量北魏墓志书法，是对锺繇书风的直接继承，而在几乎所有北魏书法里，基本上找不到行书，更见不到草书。王羲之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把张芝所开创的稀若星凤的草书风范大大发扬，并且派生出新的书体——行书。以《兰亭序》为代表作，展示出王羲之书法艺术的高度成熟，技法、性情、趣味，以及潜在的文化心理和精神意象，都在书作里得到融汇表现。在写出《兰亭序》之后的第三年，王羲之便辞官隐居，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恬淡自适的生活之中，也投入到书法艺术之中。

如果不是王羲之，中国书法不可能由实用性装饰化往艺术性个性化转化；后世对中国书法的崇拜，多缘其涵蕴的艺术情趣，最集中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关于书法艺术性和实用性的区别，孙过庭《书谱》云：“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这里点出了草书是建立在技巧难度基础上的，如果不能把握“使转”的窍门，草书就不能成立，而楷书则以实用为主，即使达不到“点画”之精，还可以记录实用。在王羲之以前的书法，不论是甲骨、钟鼎、竹石，都以刻凿为主，其艺术性是从装饰性、工艺性间接表现的；从王羲之的行草书法开始，书写的实用性在纯熟技法的自然表现里最为直接地将书家的文化修养和性情趣味表现出来，渗透进恒久延衍的中国社会代代不穷的文人传统。

张怀瓘在《书议》里谈到王羲之的“变体”：献之十五六谓羲之：“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王羲之对草书的追求贯串其一生。虽然有张芝的风范在前，但张芝之书，在“过江”之后已经稀若星凤，而“章草”作为程式固定的书体，对自由心性的发挥有很明显的局限。欲得精神之“宏逸”，欲“极草纵之致”，必须突破局限。王羲之的“变体”也是在少年才俊王献之的切磋推动下完成，而王献之在“极草纵之致”方面比乃父走得更远。王羲之的草书探索直到晚年还在进行之中，这就是他的《十七帖》，而《十七帖》中的大部分与章草异趣。蔡希综的《法书论》说：“汉、魏以来，章草弥盛，晋世右军，特出不群，颖悟斯道，乃除繁就省，创立制度，谓之新草，今传《十七帖》是也。”

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十七帖》，是王羲之晚年书法的代表作。所谓“十七”，是因其第一帖《郗司马帖》起首第一句“十七日”为名。全部《十七帖》共廿九封书信，多是王羲之赋闲山阴后给远在蜀地的益州刺史周抚的信札。《十七帖》的一部分内容，在《淳化阁帖》和《大观帖》里也有收录，2003年上海博物馆从美国安思远购回的《淳化阁帖》司空公本，为阁帖“最善本”，其中属于《十七帖》部分的《郗司马帖》、《朱处仁帖》、《七十帖》、《清晏帖》、《谯周帖》、《诸从帖》等，较它本刻拓精良，可为了解王羲之晚年书作的佳本。孙过庭的《书谱》讲：“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励，而风规自远。”王羲之书法的晚年状态，其精神综合因素更趋饱满，是书法艺术以技法为核心的多种因素的全面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