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藩的学术思想及汉学与宋学之争_王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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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4月第22卷第2期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 na l o f Hebei No rma l U niv er sity(Social Science)

Apr.1999

V ol.22N o.2

江藩的学术思想及汉学与宋学之争

王树民

摘 要 江藩是纯正的汉学家,在经学上依经立说,有理有据。在史学上叙事简明,实事求是,不为个人恩怨所转移。所撰《汉学师承记》,阐述清代汉学家的学术思想、著述及师承关系,条理分

明。但为其汉学家法所限,收采过于狭隘,导致汉宋之学门户之争的表面化。

关键词 江藩 汉学 宋学 《汉学师承记》 《汉学商兑》 汉宋之争

分类号 K09249

江藩字子屏,号郑堂,又号节甫,江苏甘泉(今江苏扬州市)人。生于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卒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以考据为主的乾嘉学风,当时已经成为学术主流,而子屏从余萧客、江声等游,余氏等皆出于苏州学派汉学家主将惠栋之门,汉学家最重家法,苏州学派尤为严守师训,因此江藩修养成纯正的汉学家。扬州地区多从事于汉学者,如江都焦循、江中,高邮李忄享,宝应刘端临等,江藩都有深交,而仪征阮元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学者多受其提携。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阮元任两广总督,江藩在其署中,参与修撰《广东通志》,乘便刊行所撰之《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是为江氏的一部主要著作,也是当时在学术上引起波澜之书。在刊行之前,龚自珍已对其书用“汉学”之名提出“十不安”的意见。刊行之后,同在阮元府中的方东树,著《汉学商兑》,取为宋学鸣不平的态度与之对立,所谓汉宋之争,由此正式公开表面化。

宋学即理学,或称道学,以程颐、朱熹等之学说为主,发展到明末,其空疏之弊已无可掩饰,清初颜元曾讥之云:“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然清初统治者颇有意提倡理学,以便控制学术思想,而长于独立思考的学者如顾亭林等,别开生面以经世致用相号召,认真研究经书,采用考据的方法,以便寻求圣人之真义。由于政治力量的约束,经世致用的主旨得不到发展,而考据的方法大为盛行,时人称为汉学,与宋学各行其是,实际上暗中已互相排斥。而清统治者见汉学势盛,亦渐转而支持汉学,因而两派之间,矛盾加剧,势成水火,至此方公开表面化。

江氏的主要著作,除《汉学师承记》外,有关于宋学的《宋学渊源记》三卷,以考订经义为主的《隶经文》四卷,《续隶经文》一卷,又著《周易述补》四卷,《乐悬考》二卷,《尔雅小笺》三卷,《王氏经说》六卷,《经解入门》八卷,《半毛斋题跋》二卷,《乙丙集》(诗集)二卷等。其一般性文字,则编为《炳烛室杂文》一卷。而以《隶经文》及《汉学师承记》与《宋学渊源记》三书为最重要,今就此略论其学术成就与影响。

《隶经文》四卷,皆释经之作,其文体有议(卷一),有辩,有论,有解(卷二),有说(卷三),有释,有原,有考(卷四)。其特点为依经立说,有理有据,究其实际,则正如方东树所说,“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如关于车的制造,依据《考工记》作了极详细的说明,而按其法

⒇收稿日期:1998-05-20

DOI:10.13763/ k i.jhebn u.p sse.1999.02.024

120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制造,只能恢复一种古文物,无益于现实人生。其可取者,在说明古代某些久已湮晦或混乱的事迹制度等。如《昭穆议》,指出昭穆之制有五:“庙制之昭穆,一也。公墓之昭穆,二也。合祭之昭穆,三也。赐爵之昭穆,四也。世系之昭穆,五也。”后人比而同之,乃“自紊乱丝”。又如《私谥非礼辨》,引经据典,论证张王番、荀爽以私谥为非古之误。《雨

员,引申为鼓

员石解》,指出齐人谓雷为雨

声,于是说到“古人制鼓取法于雷”。《释言解》,指出雅言与方言之异。总之,《隶经文》虽篇幅不多,而立论都比较坚强,是其过人之处。其弱点则为脱离现实人生,成为似实而虚的学术。

由于信古太过,有时更陷于明显的错误。如《尔雅》第一篇《释诂》,旧有为周公所作之说,邵晋涵辨明其误,乃出于陆德明误读张楫《进广雅表》之文而起。江氏不从邵氏之说,在所作之《尔雅小笺》与《经师经义目录》中,认为《孔子三朝记》中已言及“尔雅”,旧说自必不误。按《三朝记》之文见于《大戴礼·小辨》,其文云:“夫小辨破言,小言破义,小义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简。是故循弦以观于乐,足以辨风矣。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辨言矣。”北周卢辩注,“尔”作“迩”,云:“迩,近也,谓依于雅颂。”从语法上看,“尔雅”之词正与“循弦”相同,实与《尔雅》之书名无关。江氏强以为证,是由于其泥古思想使然,这也是汉学家常犯的一种错误。

江氏的著作招致反对最强烈的是《汉学师承记》一书,尤其是书后所附的《经师经义目录》。这部书初编成时,对他称为晚辈的龚自珍就写了一封信,指出其名目不妥当,应改为《国朝经学师承记》,其主要理由即谓“汉学”二字不能概括清朝开国以来的学术,而汉人之学也多有“与经学无与而附于经”者,尤其是书的写法有明显的门户之见,不容易为世人所接受。不过这只是建议,而不是公开反对,所以龚氏为之作序,特别指出:“既老,勒成是书,窥气运之大原,孤神明之突往。义显,故可以径求指繇,故可以纵横而侧求。词高,故可以无文字而求。”对其书作了适当的评价。同时又指出:“有后哲大人起,建万石之钟,击之以大椎,必两进之,两退之,南面而扌为之,衤虎之,予之,不以文家废质家,不用质家废文家,长第其序,胪以听命,谓之存三统之律令。江先生布衣,非其任矣。”表明其成就自有一定的限度,不足以当转移风气的大手笔。

《汉学师承记》原编七卷,收录自清初至嘉庆年间从事于经学考证者数十人,以阎若璩、胡渭为首,而终于扬州地区之学者陈厚耀、汪中等,每传之后,附叙与之有关的学者,或为同族,或为同郡,或为同调,或为师弟,皆条理分明。但其收录标准,以依据汉人之说研治名物制度,小学训诂者为主,而以开清代学术风气之先的黄宗羲、顾炎武,认为“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故屏之不录。后以二人之学术地位非可轻予否定,始编为第八卷,附于全书之后,使全书编制显为失调。其后又编成《国朝经师经义目录》,附于第八卷之后,其子江钧在跋文中记其著录之意,大凡有四,第一条即“言不关乎经义小学,意不纯乎汉儒古训者,固不著录已”,可见其所取范围之狭隘。如黄宗炎之《周易象辞图书辨惑》,“力辟宋人图书之说,可谓已不遗余力矣。然不宗汉学,皆非笃信之士也。”又如:“国朝为《左氏》之学者,吴江朱氏,无锡顾氏。而鹤龄杂取邵宝、王樵之说,而不采贾、服。震沧之《大事表》虽精,然实以宛斯之书为蓝本,且不知著书之体,有不必表者亦表之,甚至如江湖术士之书,以七言为歌括,不值一噱矣。兹不著录。”黄氏之书被排斥的理由是“不宗汉学”,朱氏之书被排斥的理由是“不采贾、服”,顾氏之书被排斥的理由是“不知著书之体”。虽然承认其书很有价值,而不肯承认其应有的学术地位,这是极狭隘的看法,实际上是自我孤立起来,同时反映着清代的汉学已经走入绝境。

江藩编成《汉学师承记》与《经学经义目录》后,又续编《国朝宋学渊源记》三卷。特举其祖师红豆先生(惠栋)的联语:“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因而称“藩为是记,实本师说”,以示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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