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

早年经历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月十八日，司马光出生于光州光山，此时其父司马池任光山县令，所以给他起名光；六岁时，司马池就教司马光读书，七岁时，不仅能背诵《左氏春秋》，还能讲明白书的要意；并且做出了“砸缸救友”这一件震动京洛的事。

天圣九年（1031年），司马光随父亲司马池从东京出发，一路经洛阳、潼关、宝鸡，过秦岭，前往四川广元，出任利州转运使。

步入官场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二十岁，他参加了会试，一举高中进士甲科，从此步入仕林，初任华州（今陕西华县（判官。

此时司马池正任同州（今陕西大荔）知州，两地相距较近，司马光经常前往探望父母。

庆历元年（1041年）十二月，司马池病死在晋州，司马光和兄长司马旦扶着父亲的灵柩回到了故乡夏县。

双亲的相继去世，使司马光悲痛万分，他叹息“平生念此心先乱”。

但他在居丧期间，把悲哀化作发奋读书作文的动力，以排遣无尽的悲伤和寂寞。

在此期间，他读了大量的书，写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章，如《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对一些古人古事，根据自己的见解和感受，提出见解。

皇祐元年（1049年），庞籍升任枢密使，举荐司马光任馆阁校勘，但没有得到皇帝的许可。

皇祐三年（1051年），司马光三十三岁，由宰相庞籍推荐任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

他在任职期间对《古文孝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古文孝经指解》一文。

皇祐五年（1053年），司马光任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修日历，改集贤校理，专任史官。

从此，司马光开始了对历史的研究。

正在司马光潜心研究历史时，庞籍被罢宰相职，降为户部侍郎，出任郓州（今山东郓城境内）知州。

庞籍举荐司马光为郓州典学。

治理地方至和元年（1054年），司马光离开志趣相投的王安石、石杨休、包拯等人，去往郓州。

不久，提任为通判，负责考察全州官吏。

至和二年（1055年），因庞籍出知并州，为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司马光改任并州通判。

嘉祐元年（1056年），他连写三封《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第一、二、三状），建议仁宗皇帝立储君，而前后三状没有结果以后，又托范镇在奏事时代为转达，请仁宗有个明确答复。

但这一切均未说服仁宗，司马光选择了沉默。

司马光随庞籍在河东路任职期间，宋朝和西夏处于休战时期，但他并没有放松警惕，而是深入民间听取当地人意见。

并州乡贡进士刘邕对边事很有研究，写成《边议》10卷，议论很有见地，司马光便予以推荐。

重回中央嘉祐三年（1058年）司马光迁开封府推官，赐五品服；嘉祐六年（1061年），擢修起居注。

司马光坚决推辞，连上五状，他认为自己“实非所长”，但仁宗一直不收回成命。

不久，仁宗下诏，迁司马光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

任职五年期间，前后向皇帝上奏疏170余份，先后向仁宗上书“三言”、“五规”，多次上书仁宗解决继嗣的问题，仁宗觉得司马光真心为国家社稷考虑，遂将奏折转至中书省。

司马光亲自到中书省催办，直到赵曙被立为皇太子。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驾崩。

四月赵曙即位，即英宗。

两宫矛盾加剧，司马光看到这种情况，四月十三日进《上皇太后疏》，四月二十七日进《上皇帝疏》，力陈国家当务之急应君民同心、内外协力的道理。

六月二十二日，他又上《两宫疏》，指出：“金堤千里，溃于蚁穴；白璧之瑕，易离难合。

”皇帝没有太后支持“无以君天下”，太后离开皇帝“无以安天下”。

十一月二十六日，又写了两封章奏，一封给皇太后，一封给皇帝。

在奏章中，讲历史，摆利害，晓明大义，从全局出发，苦苦相劝，终于得到效验。

加之英宗的病情也有所好转，使太后和英宗的矛盾趋于缓和。

从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到治平元年（1064年）七月的一年多时间里。

司马光为消除太后和英宗之间的矛盾，前后共上奏章17封。

在五年的谏官生涯中，除了关注社会上层，帮助朝廷解决好皇位继承和皇帝的修身要领、治国政纲等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外，同时也把注意力放到下层人民身上。

留任谏职仁宗死后，英宗将仁宗价值百余万的遗物颁赐群臣，司马光也获得近千缗。

但这些正确的谏言，因为朝廷腐朽，又触犯一些既得利益者，当然不能被采纳。

司马光只好从自己做起，将自己所得赏赐交给谏院为公使钱。

治平元年（1064年），司马光上奏《乞罢陕西义勇札子》，他认为当时在边防组织“义勇”使百姓“骨肉流离，田园荡尽”，给百姓带来无穷苦难，希望朝廷审察利害。

特罢此事。

当朝廷不予采纳时，他又写第二封札子，并亲自上殿面见英宗，他说：要防边必须从将帅军政着手，一味拉夫凑数，只能是“徒有惊扰，而实无所用”。

英宗这次略有所动，并把上殿札子送中书省和枢密院商量，但一经商量，方知此事拟议已久，难以更改。

他又连上六疏，并和宰相韩琦进行辩论，韩琦虽然无言以对，但手中有权，司马光也拿他没办法。

这次谏言失败后，司马光连上五状，要求降黜。

治平二年（1065年），朝廷任司马光龙图阁直学士，仍留任谏职。

司马光因对谏官彻底失望了，借机连上三状，要求不当谏官，他在奏章上说：“臣从事谏职，首尾五年，自本朝以来，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久。

臣资质愚戆，惟知报国，竭尽朴忠，与人立敌，前后甚众，四海之内，触处相逢，常恐异日身及子孙无立足之地，以此朝夕冀望解去。

”英宗批准他免去谏职，仍进龙图阁直学士。

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病死，神宗赵顼即位。

参知政事欧阳修极力向神宗推荐，说司马光“德性淳正，学术通明”，神宗任司马光为翰林学士，不久，又任司马光为御史中丞。

新旧党政神宗赵顼即位以后，年轻年盛，朝气蓬勃，决心振兴祖业。

他在虚心下问、多方征求治国方略以后，感到王安石提出的一整套激进、大胆的变革方案很符合自己的思想，于是在熙宁二年（1069年），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

在思想上王安石主张开源，司马光主张节流。

司马光和王安石因政见不同，在一些问题上进行激烈的争辩，有时在皇帝主持的议政会议上也毫不相让，但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变法也并不一概反对，尤其当变法还未显露明显弊病时，他也并未公开持反对意见。

直到王安石颁发“青苗法”，司马光才表示不同意见，他认为县官靠权柄放钱收息，要比平民放贷收息危害更大，因此表现了强烈不满。

神宗希望司马光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辅佐自己早日挽救危机，实现国家的振兴。

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十二日，擢司马光枢密副使，可是司马光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坚决推辞，从十五日到二十七日，连上五封札子，自请离京，后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现陕西省西安市）。

熙宁四年（1071年）四月九日，他看到他的好友范镇因直言王安石“进拒谏之计”、“用残民之术”，因而被罢官。

司马光愤然上疏为范镇鸣不平，并请求任职西京留司御史台，自己退居洛阳，绝口不论政事，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时间长达15年。

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已六十六岁，《资治通鉴》全部修完，是年七月十一日全书呈上，十一月，《通鉴》的最后部分《唐纪》和《五代纪》修成以后，司马光连同《通鉴考异》、《通鉴目录》一起奏进给神宗皇帝。

神宗皇帝十分重视，将书的每编首尾都盖上了皇帝的睿思殿图章，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

十二月初三日，神宗降诏奖谕司马光，说他“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

并赏与银、绢、衣和马，擢升司马光资政殿学士，迁范祖禹为秘书省正字。

元丰八年（1085年），司马光六十七岁。

三月七日，神宗病死，年仅10岁的赵煦继位，是为哲宗。

哲宗年幼，由祖母皇太后当政。

皇太后向司马光征询治国方略，司马光上《乞开言路札子》，建议“广开言路”。

司马光又一次呼吁对贫苦农民不能再加重负担，而且主张新法必须废除，要对农民施以“仁政”，接着上第二份奏疏《修心治国之要札子》，重点谈用人赏罚问题，提出保甲法、免役法和将兵法是“病民伤国，有害无益”。

司马光废除新法，上《请革弊札子》，又在《请更新新法札子》中，把新法比之为毒药，请求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新”。

废除了保甲法，又废除了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带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还未废除，无限感伤地说：“吾死不瞑目矣！”他向吕公著说：“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家事付康(司马康)，国事未有所付。

”切望吕公著能够完成他的宿愿。

同时，上表请求辞位。

但皇太后对他很倚重，不但不准辞位，反下诏除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正式拜为宰相。

接着很快就废除了免役法、青苗法。

司马光终于完成了自己废除免役法的夙愿，实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暮年岁月司马光在第二次回朝为相期间，辑录《国语》的精要，编成《徽言》一书。

又将《历年图》和《百官公卿表》增补、总辑为《稽古录》一书，形成一部“略存体要’’的简明通史，又负责将《资治通鉴》进行了最后的校定。

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司马光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八岁，获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宋哲宗赐碑名为“忠清粹德”。

死后，哲宗将他葬於高陵。

灵柩送往夏县时，京城的人们罢市前往凭吊，有的人甚至卖掉衣物去参加祭奠，街巷中的哭泣声超过了车水马龙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