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地位测算及其影响因素的综述

全球价值链地位测算及其影响因素的综述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全球价值创造体系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产品价值的增值过程被分割成片，传统的企业内部产品价值链突破了企业和国家
的界限，转变为全球分配与转移，形成了全球价值链。

本文对已有文献大致梳理，揭示当前全球价值链地位测算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现状及问题。

一引言
全球价值链理论为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全球价值链理论是伴随着全球产业转移、产品内分工、外包等一系列国际产业新形势而产生,
该理论诞生于上世纪年代,经历了不到二十年的发展。

全球价值链理论结合了当前的产业发展
形势,技术进步和知识传播手段的改进等,使得产品更新周期缩短,竞争日趋激烈。

现代企业的
竞争己经超越了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多的是价值链和价值链之间的竞争。

国内外学者对于价值链地位测量采用不同方法，这些方法出发的角度不同，所采取的基本假
设也是千差万别，对于实际问题的研究会产生不少影响，明确全球价值链及其地位测算和影
响因素对于国际贸易中的竞争有着积极意义。

二价值链理论的文献
1. 国外相关研究：
最早提出＂价值链＂这一概念的是波特教授，他在1985年所著的《竞争优势》中提出，
企业活动分为生产、运输等基础性活动和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支持性活动，这些活动
之间相互联系、共同创造价值形成价值链，价值链对形成公司竞争优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Kogut（1985）基于波特教授提出价值链概念的基础上，认为在国际大环境中，价值链上
的不同活动可料由不同国家来承担，每个国家可承担其要素禀赋具有相对优势的部分，如劳
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可承担对劳动程度要求较高的产品或某道工序的生产活动。

Gereffi（1999）为代表的学者发展了新的理论——全球商品链理论。

他将商品链的驱动力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规模、研发优势的生产者驱动为，这类企业对技术要求较高；另一类
是具有良好分销渠道、品牌效应的消费者驱动力，这类企业对人为劳动要求较高。

不同驱动
力的价值链对应着不同的竞争优势。

Ponte、Sturgeon（2014）提出了模块理论发展过程，包括公司内部关系和更宽泛的制度性、规范性、社会性的过程，使得全球价值链治理拥有了更为全面、综合的理论。

尽管上述
两位学者的研究改进了对公司内部权力动态和价值链治理的理解，但仍局限在＂生产者＂的
角度。

而Coe（2014）则将学术界对于概念和实证研究的关注点从制造业转移到了物流业，此
时物流业不仅被视为不同产业价值创造环节的重要联系，也被视为服务业的一部分作为研究
对象，其本身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分布网络。

Coe对全球价值链理论中＂生产＂的概念的延
伸强调了全球价值链中中间环节的重要性。

2. 国内相关研究：
我国学者注意到中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同时，需要构建自身的价值链。

刘志彪（2007）首次提出国家价值链的概念即构建本土市场需求为基础的国内价值链，通过培养本土巨型公司，立足于本国市场兼顾国外市场。

王子先（2014）则指出，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全球价值链网络，实现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
值链的高效对接。

贾根良（2012）研究认为构建ＮＶＣ的关键在于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建设，不但要扩大内需还要＂走出去＂，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可帮助价值链的销售环节的价
值提升。

三全球价值链地位测算的文献
1. 国外相关研究：
Hummels(2001)提出＂垂直专业化指数＂这一指标，通过投入产出表相关数据对全球价值链
地位进行测度，国际学术界称之为HIY分析法。

该方法认为垂直专业化就是嵌入在出口产品
中的进口投入品的价值，具体来说，就是将垂直专业化水平指标VSS表示为用行业出口中的
进口产品投入价值与行业的总出口额的比值，该指标值越大，说明所测度国在国际分工中的
垂直专业化程度越深。

Koopman等（2008,2010,2012)基于増加值贸易框架构建的ＧＶＣ地位指标，学术界称为Ｋ
ＷＷ法和ＫＰＷＷ法。

其核心思想是，一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过程中同时扮演着中间
投入品的需求方和供给方两种角色，前者用出口中包含的国外价值增值衡量，后者则用间接
价值増值出口衡量。

如果一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更多扮演的是中间品供给方的角色，
则意味着该国整体上处于价值链分工的上游；反之若更多地扮演了需求方的角色，则意味着
该国处于价值链分工的下游。

一种较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是Antràs（2012）提出的上游度指数，该指数的思想是将一国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以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上承担的中间品生产环节与最终产成品环节之间的＂距离＂来衡量，该距离越大说明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越趋于上游。

2. 国内相关研究：
在对我国价值链地位的测度中，一些研究人员借鉴HIY分析法，对我国价值链地位进行衡量。

张少军(2013)对区域切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进行测度时，利用投入产出表对价值链地位
进行测度，用本区域的出口和调出总额中包含的进口中间投入所占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

倪
敬娥(2013)在对中国制造业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测度时，借鉴了垂直专业化指数这一
指标对制造业的分工水平进行了测度。

王试(2014)利用增加值方法测度了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不同细分行业国际分工地位
的影响，结果表明上述影响在不同技术水平行业间存在差异：具体来说，中国低技术制造业，如纺织、橡胶等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顺利实现了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而对于电子、
机械等中高技术行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过程中则被锁定在低端环节周升起、兰珍先、
付华(2014)对1995-2009年期间中国制造业及其内部各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地位及
其演变情况进行了测算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部口在ＧＶＣ中的国际分
工地位，明显高于＂资本、技术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部口，并且这一特征不仅
存在于中国制造业自身比较中，也同时存在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对比中。

Chen、cheng、Fung和Lau(2001)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测算中国出口产品包含的国内附加值。

在区域非竞争投
入产出模型中建立一个将加工贸易考虑在内的测量方法。

其后,Chen、cheng、Fung和
Lau(2004)利用年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和进出口贸易数据计算出口引起的国内增长,即出口包含的
直接和间接国内附加值。

目前利用上游度指数测度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研巧还较少，王金亮（2014）利用
等Antràs的方法，基于中国２００２年的投入产出数据，对中国制造业不同行业的上游度进
行了测度，并与美国及欧洲国家的上游度值进行比较，得出我国制造业相对处于全球价值链
低端的结论。

刘祥和、曹瑜强（2014）基于该方法综合测算了＂金砖四国＂一一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上游度指数并进行了横纵向比较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
亟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培养高端人才，重点培育行业比较优势，促进国家整体及行业
细分层面分工地位的快速提升。

另外，学者袁嘉欣(2016)对上述方法也做了系统比较，认为前两种对一国ＧＶＣ分工地位的测算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世界各国产业分工和获利的状况，但也都有着各自的缺点：Hummels(2001)的ＶＳ指数虽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经济体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分工与贸易地位，但该指标的不足之处是假设所有进口中间品完全由国外价值增值构成，剔除了本国先出
口再进口的这部分中间产品贸易，同时假设出口产品和国内最终消费品对进曰中间产品的依
赖程度一样，这两点不符合现实（岑丽君，2015）。

Koopman等所构建的＂ＧＶＣ地位指数＂，仅考虑到一国某产业出口包含的外国＂上游＂进日中间品（研发、设计与原料、零部
件生产）增加值，Ｗ及为进口国用于＂下游＂成品组装而出口的＂上游＂中间品增如值，而
没有把＂更下游＂的＂物流配送、市场营销及售后服务＂等环节的增加值纳入进来，这也可
能导致测算结果偏离实际。

四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因素
1. 国外相关研究：
Elisa和Carlo(2005)对拉Ｔ美洲国家的产业集群、ＧＶＣ、升级及行业创新模式之间的关系
进行了分化得出行业异质性影响产业集群在ＧＶＣ中的升级。

Carlo和Roberta(2011)对发展
中国家创新和ＧＶＣ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是非线性、内生性的关系并认为ＧＶＣ受国际关系的改变和创新系统的影响。

Paolo and Valentia（2011）通过对OECD11个国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信息和通讯技术是一国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

Worz（2008）认为服务产业规模、劳动力生产率、开放度和教育水平也均是影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决定因素。

2. 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研究者们主要对中国某个地域或某一制造业行业的升级进行了探索。

周彩红(2009)研
究了产业价值链提升路径并运用长三角制造业数据进行实证，得出FDI、国际贸易、技术创新、国际分工等因素能够影响价值链提升。

巫强（2012）通过对中国下游行业分析，对装备制造业的市场空间障碍产生原因的机制进行研究。

黄永春(2012)对长三角出口导向型产业集
群的升级路径进行理论分析，提出了渐进式与跨越式的升级路径。

何武(2015)基于中国装备
制造业产业政策和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分析得出应实施鼓励先进公共生产要素供给的产业政策及政府相关部口应对市场价值较大的装备制造业生产要素提供供给。

也有一部分研究者对中国制造业整体行业进行剖析。

邱斌(2012)通过对制造业行业的出口复杂度这一指标计算，实证得出全球生产网络对中国价值链的提升具有显著作用。

李强(2013)基于产品内分工的视角对我国制造业分析，得出研发水平、人力资本和制度环境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有显著促进作用。

Mark(2014)利用中国工业数据和相关贸易数据，得出在中国轻工业的生产与贸易中，即使在下游的企业也有很多受外国公司的支配，受着国内企业在价值链的治理方面缺点的连累，并认为解决远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东亚价值链的中间承包商进行治理。

王岚（2015）等通过构建嵌入价值链位置和増值能力的分析框架，对不同行业制造业融入价值链路径进行解析，得出升级要素结构和培养技术优势是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关键。

参考文献：
1.王岚，李宏艳．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路径研究——嵌入位置和增值能力的视角化中
国工业经济，2015,2(2):76-88．
2.Hummels D,Ishii J,Yi K M.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1,54(1):75-96.
3.巫强，刘志彪．本土装备制造业市场空间障碍分析——基于下游行业全球价值链的视
角．中国工业经济，2012,3:4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