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十七年短篇小说

第四章十七年短篇小说
第一节孙梨小说的中的战争与人
一、关于孙梨
孙犁（1913—2002）原名孙树勋，小说家、散文家。

孙梨小说以秀雅隽永、清新自然和散文化、诗化追求成为“荷花淀派”的创始人。

他的作品以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为其代表作，作品以抗日战争时期直至建国初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区农村为背景，生动地再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战斗情景。

二、《荷花淀》分析
（一）战争时期的非战争、非冲突构思
小说以另一角度理解战争和把握了战争，即题材非战争化，非冲突化，追求人物和情节的淡化，构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

（二）诗化的纯美境界
①景物的纯化②情节的淡化③情调的浪漫化
（三）人物形象的群像化特征
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以水生嫂为代表的农村妇女的群像。

这些妇女勤劳、朴实、善良，识大体、顾大局，是在特定的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形象。

三、《山地回忆》分析
（一）散文化的叙事方式
小说采用倒叙的笔法，由故人相逢引起联想、回忆，进而引出根据地人民热爱和关心八路军的动人故事。

通过河边“争吵”、做袜子，贩枣、买织布机等生活片断，生动地表现了在抗日战争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建立起来的革命战士同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深情，为纯朴、热情的“山地女孩子”唱了一曲优美的赞歌。

（二）先抑后扬的人物塑造技巧
作品塑造了一个丰满、鲜活的人物形象“妞儿”，使其成为“山地女孩子的化身”。

“妞儿”是个普通的农村女性，她一出场就责备“我”弄脏了河水，那挑衅的姿态，咄咄逼人的话语，显示出这一人物的开朗、爽快、泼辣的个性。

通过“争吵”到“硝烟”散尽，她性格的另一面又逐渐显露出来。

“不穿袜子，脚不冷吗?”异峰突起，“我给你做”尽显真诚。

一个外表伶牙俐齿、大胆泼辣，而内心火热真诚、纯真鲜亮的山地女孩，已活脱脱地站在读者面前。

通过“贩枣”得利，“妞儿”却提出了买织布机的要求，又从一个侧面写出她勤劳、质朴的美德。

孙梨说：“《山地回忆》里的女孩子，是很多山地女孩子的化身。

当然，我在写她们的时候，用的多是彩笔，热情地把她们推向阳光照射之下，春风吹拂之中。

”（《〈山地回忆〉的回忆》）
四、总结：孙梨小说中战争与人的新构架
1.淡化战争以抗拒战争的冷酷
2.强化和平以理顺人际关系
3.在对立中彰显人的价值
第二节女性视觉中的战争与人性——茹志鹃《百合花》分析
一、“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
作品不是爱情故事，却让人感到了爱情一般的浪漫与美好，作者说《百合花》是一支“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

作者选取的题材，决定了其中的一男二女不可能成为恋爱对象，故曰“没有爱情”。

但作家把他们安置在不同的爱情年龄的阶梯上，让他们在互相接触与交往的过程中，由于碰撞、排斥、吸引而迸射出虽然不能导致婚姻，却能显示出人物美好情操的精神火花，从而唱出了一曲反映理想人际关系的优美而清新的“爱情牧歌”。

二、女性视界下的两大突破
1.突破了建国以来以宏大叙事为主的文学格局，给读者提供了细腻的微观叙事新格局。

2.突破了通常写作模式中的男性气质，给人以温柔细腻内向含蓄的阴柔之美。

三、明晰的情感流程图
作品在结构上以叙述人“我”为视角，采用交叉情感流动方式，展示了战争年代中最真实的人性。

1.在路上小通讯员的举止给“我”带来情感的变化
2.由借被子到离去，小通讯员的行动给“我”引起的情感变化
3.战斗开始前后“我”对小通讯员的牵挂
4.小通讯员的出现（牺牲）激起新媳妇的情感涟漪
四、小说人物具有不同寻常的人格力量
1.小通讯员形象——天真憨厚、纯朴可爱的年轻战士
他是一个19岁的农村小青年，诚挚、纯朴，尚未脱尽稚气。

他接触女性极为拘束，但却不幸陷于两位年轻美丽的女性中间。

这是一个带有抒情性特征的人物形象。

他的手足无措和难以抑制的兴奋，似乎都与一个英雄的品格无关，但作者却反复表现他的这一性格特征，散发出平常亲切的日常气息。

他一路上的行为举止、借被子的冲突都能展示其淳朴、羞涩、腼腆、憨直、关心体贴别人的一面，关键时候的舍己救人，又体现出勇敢无畏、大义凛然的一面，直至为掩护他人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最后，一个平凡普通的年轻战士形象得以升华，其崇高的心灵震撼了读者。

2.新媳妇形象——美丽娴静、善良多情的农村少妇，幸福漩涡中的美神
她“是一位特殊情况下特殊性格的新娘子”。

她单纯、善良、深明大义，为革命战争借出了自己珍爱的唯一嫁妆——新被子。

对子弟兵怀有最真挚的感情。

小说通过借被的细节把她与小通讯员之间的心理与情感的微妙变化和纠葛蒙上了轻喜剧的色彩，洋溢着浓浓的诗意，充满生活的情趣，收到了很好的美学效果。

通过她还反衬了年轻的、尚未涉足爱情的小通讯员。

小通讯员的牺牲，让她既惊
讶又愧疚，为他揩拭身子、缝补破洞、毅然献出象征洁白无瑕的百合花被子，一个感情丰富，心灵纯朴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

五、“百合花”在作品中的作用
“百合花”在作品中是一个象征性器物，她代表了纯洁和庄严。

她既是作品的篇目，也成为了整个故事情节发展的纽带。

小说围绕百合花被子的借与不借、把袜子辅在何处和毅然献出给英雄送行，把新媳妇与小通讯员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美都展露无遗。

因此，百合花是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优美品格的象征，以此作为篇目让小说主题有了形象化的表达，意蕴深刻。

第六节满储着温情的人性赞歌——路翎《洼地上的“战役”》分析一、关于路翎
路翎（1923—1994），中国现当著名作家。

路翎是一个洋溢着艺术天才的作家，17岁就闯入文坛，未满20岁就进入创作高峰。

1944年创作了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评论家邵荃麟认为“在中国的新现实主义文学中放射出一道鲜明的光彩”。

1945年发表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成为七月派作家中作品最多，成就最高的作家，他的创作，善于揭示社会的复杂内涵，描写人物心理的多层性，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

建国写作了以《人民万岁》为代表的众多剧本和《初雪》、《洼地上的“战役”》等小说。

1955年由于受到胡风冤案的株连遭逮捕判刑。

1975年出狱。

1980年评反，恢复工作。

作为“七月派”的重要代表作家，在文学观方面路翎与胡风走得很近，胡风曾说：“别人都说路翎的文艺创作，受我的文艺理论的影响，岂不知我的文艺理论，正有不少地方受路翎文艺创作的影响呢，正是从他的创作中，形成了我的一些理论观点。

” 到底是胡风的理论启发了路翎的创作，还是路翎的创作启发了胡风的理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是我们可以说，路翎的小说创作与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和“精神奴役的创伤”的理论是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的。

所谓“主观战斗精神”，一方面是指，创作过程必须是作家本人和现实生活的肉搏过程，是作家本人用真实的爱憎去深入观察并反映生活的过程，反对客观主义和公式主义。

另一方面是指，作家要发扬主体性，要把个性解放的命题贯彻到文学创作中。

二、战争题材的非主流意识
建国初,军事战争题材的小说一度成为主流，路翎《洼地上的“战役”》中所传达的那种既有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的成分，又对人与人之间温情的歌颂，对人道主义、人性、和平的执著守望，展现了人类共同的美好，纯洁和崇高的感情，在普遍忽视体察人物的情感世界，一味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的创作环境中，显得尤为可贵。

三、人性光彩中的“温情主义”
作品所展示的人际关系中，无不体现出人性光彩中的“温情主义”：王顺与王应洪的战友之情；朝鲜母女与战士之间的军民鱼水情；王应洪王顺对亲人的深切思念之情；金圣姬对王应洪纯洁的爱恋之情。

这些都是人性中最真实最柔软人间温情。

四、纪律与爱情的“战役”
金圣姬与王应洪之间的爱情纠葛，是小说叙事中的又一场“战役”。

在这场战役中，纪律与爱情的对立，彼此都有过胜负之时，如王应洪把袜子交了是纪律的胜利，把袜子和手帕藏匿了是爱情的胜利。

怎样才能二者得其兼呢？小说设置了在洼地栗树林里王应洪的一个梦。

（金圣姬）不是在别的地方舞蹈，而是在北京，天安门前舞蹈，跳给毛主席看。

母亲和毛主席站在一起。

舞蹈完了，金圣姬扑到母亲跟前，贴着母亲的脸，说：“妈妈，我是你的女儿呀！”毛主席看着微笑了……这是一个当时语境下最为习见的最高表达模式，只是细细品味，该模式无疑带有路翎那种审美—表现合理性的特殊诉求。

在这幅理想的画面中，王应洪背景性地完成了战士、儿子、爱人几重身份的完美结合，而作为金圣姬的形象，也得以用亲情突破了民族的界限，用她的美丽真诚突破了战争中纪律的界限。

那么，应当怎样看待和理解金、王之间的爱情呢？
首先，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是一个没有结果的“爱情”故事。

甚至，这个“爱情”从来就没有开始过，因为，即使是它的“发生”，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是不被允许的。

小说的题目暗示了纪律与爱情的矛盾所构成的“战役”才是作品所要组织的一对没有结果的“爱情”。

其次，通过金圣姬姑娘的爱情还没有开始就幻灭了，小战士王应洪刚刚体验到人生那种最“甜蜜的惊慌”就牺牲了，但这种毁灭并不让人心生绝望，而是更加激发了人内心里对毁灭这种美好的罪恶势力的强烈憎恨，从而将悲伤之情升华为坚定的斗志。

再次，作者在构想方面也在为这一对矛盾找寻到一种缓解之道。

小说二班长王顺的设置，可以被视为作者的机智。

就王顺在文本中的功能而言，他作为王应洪的直接领导，首先代表了部队的纪律以及部队对于战士的希望和要求，正是他，引导着王应洪每一步的进步；其次，当王应洪面对着“不能实现的爱情”的矛盾时，又是他，体现了对于王应洪的理解，并为王应洪提出了在合适范围内的解决方式，也是他，最后把王应洪牺牲的消息告诉了金圣姬，见证了这份爱情如何在战争的光荣与伟大中变得坚强变得充满力量。

可以说，王顺同时所具有的这几重功能，有效地缓解了纪律与爱情之间的直接对立与冲突，并以富于人情味的方式将两方面都表达的合理合法，于是，小说最后写到，“姑娘的手在一阵颤抖之后变得冰冷而有力，于是王顺觉得不再需要说什么了”。

“不再需要说什么”是小说形式的完成，却不是小说中各种矛盾因素的最终解决，何以如此呢？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意识形态话语、作家之文学性的人情观照、以及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所生成读者需求之间，本来就具有各自不同的价值指向和具体规定，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三者更是在当下形成了相互交错的杂语喧哗的局面。

就其各自的文化诉求来看，我们不妨对小说中的诸种元素做出分解：王应洪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并为革命事业而战斗，这是意识形态话语的要求；观照这场战争给予人性、给予个体所带来的影响乃至灾难，这不妨说是某种精英化的知识分子的思考方式；而战争的波澜动荡与爱情的委婉缠绵，则更适合于某种大众的审美趣味，三者之间构成一致性的表达，也许正是作者的理想所在。

第七节矛盾对立中的困惑——《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分析一、关于王蒙
王蒙（1934—），文学家、思想家、文化活动家。

曾任文化部长，但他最投入、最钟爱的，是他的文学。

王蒙的文学生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长息息相连。

19岁的处女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写清纯烂漫的中学生生活。

它的交响结构方式和诗一样的笔调，代表了王蒙所独有的文学品格。

二、主要故事内容
小说共十一节，构成了小说主人公林震心路历程的成长史。

小说写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小学教员林震被组织上安排到区委组织部工作。

新上任的林震对革命工作充满了理想和热情，决心从此开始新的生活。

但是，当他一接触到具体工作时，被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刘世吾、工厂建党负责人韩常新、麻袋厂厂长王清泉身上的官僚主义所震惊。

刘世事身上的不以为然和办事推诿、韩常新办事简单粗糙和油滑和王清泉粗暴独断和个人主义都给林震想像中的共产党人有距离，他们的所作所为时常让林震目瞪口呆。

林震手中有一部苏联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书中女主人公娜斯嘉敢于斗争的精神。

他决心向娜斯嘉学习向组织部里的官僚主义作斗争。

经过他的坚持和上级组织的干预，很快解决王清泉的问题。

但对于组织部内部的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林震内心充满了疑惑。

林震形象的时代特征：
林震是建国初期年轻的共产党员形象。

作家为这个形象灌注了极其鲜明的时代元素，是中国的“娜斯嘉”。

第一，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为此而进取、奋斗的革命激情，不追逐个人利益，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并为此而献身的时代精神和革命理想主义色彩。

第二，他思想单纯、明辨是非、善于发现，面对社会的阴暗面，特别是组织部里面的官僚主义，决不妥协、敢于斗争。

他崇拜娜斯嘉式的英雄，并努力地效仿，是时代青年的典型代表，具有鲜明的英雄主义色彩。

第三，他在斗争中有过偏激、困惑和苦闷，但这些都是短暂的过程，是一个在斗争中走向成熟的时代青年的典型。

第四，他也是特定文学观念下的产物，即是对“革命的实现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实践。

四、刘世吾形象特征
小说中的刘世吾形象，是一个有一定革命经历，有能力、有魄力的领导干部，但对他却不主动去抓工作，对错误和缺点漠然处之，麻木不仁，革命意志衰退。

他还有掩盖和庇护自己缺点和错误的一套似是而非的理论。

刘世吾是一个性格比较复杂，有一定深度的官僚主义典型。

第八节红豆发几枝，此物最相思——宗璞《红豆》分析
一、主要内容
作品讲述了在北平解放前夕, 某大学一对恋人的爱情故事。

他们因对音乐和文学的共同爱好而一见钟情并相知相爱，但女主人公江玫要留下来参加革命，而男主人公齐虹则一心要出国留学，导致两人感情破裂，分道扬镳。

六年过去，面对两粒红豆，江玫虽斩不断对齐虹的“相思”，但现实只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正应了“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苏轼江城子）
二、爱情题材的人性化回归——真正的爱情小说
小说把爱情回归于两情相悦的产物，跳出“爱情＋革命”的枷锁，描写青年知识分子的真实情感生活，并写出了丰富性和复杂性，反拨了传统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模式，体现了作家对爱情、对人性的一种关怀。

三、艺术上独特的贡献
1、反英雄主题
2、对人物塑造公式化的疏离
3、诗意化的意境和散文化的笔法
4、倒叙手法与怀旧情绪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