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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的论看徐光启的翻译思想

作者：陈海燕，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外语系教师；广东，从化，5109100

一、目的论核心思想

早在1971年，凯瑟琳娜?赖斯(Katharina Reiss)就在她的翻译批评理论中引入了功能因素，而她的专著《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则可以看成是德国动能翻译理论形成的起点。赖斯的学生汉斯?威密尔(HansVermeer)则提出了目的论，成为了功能学派的奠基理论。贾斯塔?赫兹?曼塔利(JustaHolz Manttari)和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发展，曼塔利提出了翻译行为理论，诺德的《目的性行为》一书对功能派的理论进行了整理。

目的论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间的转换，而是一种在特定语境下有目的性的人类行为，而翻译这个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则是翻译目的(skopos)。在目的论中，翻译目的是指译文的交际目的，也就是译文在目的语境的作用或是功能，因此在这里我们称之为“译文目的”。译者根据译文目的选择翻译策略，直译或意译；对译文的评析也不再是传统的标准，如是否忠实于原文或形式是否对等，而是看译文是否起到了预定中的作用。在目的论看来，影响译文目的的主要因素是译文接受者。诺德认为，译文接受者可以分为预设接受者(target-text addressee)和实际接受者

(target-textreceiver)。前者是译者翻译作品时期望中的读者，后者是真正使用译文的读者。(Nord，2001)实际接受者与预设接受者达到一致是译文功能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同样，赖斯和威密尔也认为，译文接受者的社会背景，知识水平以及对译文的期待都会对译文目的和翻译策略产生影响。(Nord，2001)

二、徐关启的科技翻译思想

徐光启进行科技翻译的个人因素也对他科技翻译思想的形

成有着重要影。徐光启从20岁中举到42岁考取进士，整整为科举花去了22年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内，徐光启由于长期辗转苦读，深知流行于明中叶以后的陆王心学实为误国误民。可见徐光启在这一时期思想已经开始转变，这对于他日后走上积极主张经世致用，崇尚实学的道路是有深远的影响。他认为学习西方的科学，对国家富强有好处，就决心拜利玛窦为师，向他学习天文、数学、测量、武器制造各方面的科学知识。这是他进行科技翻译的重要前提。

徐光启最有名的翻译思想就是他的“超胜论”。他在1631春，因担任历法修改工作，在提交的《历书总目录》里，以其明确的语言提出了光彩耀人的翻译思想：“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也就是说，只有翻译才能“会通”(学习与掌握)，只有“会通”了才能“超胜”(超越与争胜)。翻译工作就是虚心吸取别人的长处，洋为中用，以超越前人。

徐光启还认为在当时翻译西方著作必须分清轻重缓急，循序

渐进。在对西方科学技术需求极大的情况下，徐光启认为必须要使引进的技术能解当时之需，燃眉之急。可见，在翻译材料的选择上，徐光启是很有针对性和目的性的，而不是盲目地进行翻译。在翻译的过程中，徐光启也不是通常的照本直译，而是善于吸收西洋科学中对中国科学可以互相启发、互相补苴的地方加以发挥。这样的翻译作品才能更好地做到把别人的长处拿来，结合自己的长处，从而更好地为我国所用。

三、目的论在徐光启翻译思想中的体现

(一)译文目的

正如前文所述，所谓翻译目的(Skopos)就是指译文在目的语境中的作用或功能。徐光启所进行的翻译作品为科技著作，他提出了“会通以求超胜”的翻译思想，即以学习西方科学为基础，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达到超胜的目的。也就是说，这种翻译思想不主张照搬硬译西学，而是融合中西，各有取舍。这样一种翻译必然对原文进行诸多修改，增补乃至于删减，显然不符合传统翻译理论中“忠实”的翻译标准，但却是目的论理论的典型体现。

徐光启译作的目的语境是明清时期的中国，而这个时期中国的国情特点是，政治军事上既饱受倭寇之患，又遭到北方勃然兴起的满洲贵族的威胁；思想上为无用的八股文所禁锢，中国自然科学知识极其匮乏。在这种环境下，科技译作所要起到的作用不仅是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更重要的是能够开化民众，以致强国。徐光启就曾经说过，“先生所携经书中，微言妙义，海

涵地负。诚得同志数辈，相共传译，使人人饫闻至论，获厥原本，且得窃其绪余，以裨益民用，斯亦千古大快也，岂有意乎?”(《跋二十五言》)由此可见，徐光启进行科技翻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裨益民用，富国强兵。

在翻译过程中，徐光启也不是照本直译，他深知，若此时对西方科技作品进行照搬硬译，必然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译作无法为我国民众所用，倘若译作不能在目的语境中发挥作用，则译犹未译。徐光启和熊三拔合译的《泰西水法》中，徐光启则是结合我国原有的水利灌溉工具，只选择翻译书中先进或确实适用的部分，边翻译边进行实验，把实验方法和结果记入书中，以确保译作能真正地为民所用，指导我国的水利等事业。而从“会通以求超胜”中等的一个“以”字就可以看出翻译目的在徐光启

翻译思想中的重要性。

(二)译文接受者

在目的论理论中，译文的交际目的影响着翻译策略，而直接决定译文是否能在目的语境中发挥其预想中的交际目的的主要

因素则是译文接受者，包括其社会背景，知识背景，其真正的需求及对译文的期待，等等。徐光启科技译文的主要接受者是明末清初的士大夫。这一类接受者特点是思想为八股文所禁锢，其理学均不切实用，无不民生，且固步自封，在他们看来，华夏文化为最高的文化，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十分模糊，对外来文化也持不屑之态度。可以看出，当时的士大夫对西方自然科学了解甚少，

基础十分薄弱，要将西学译著在这一部分读者中推广，实非易事。在这种情况下，若采用照搬直译的方法，通篇充斥着国人看不明白的理论技术和方法，效果可想而知。因此，徐光启采用了“会通”的方法，结合我国在历法，水利等各方面的基础以及我国国民所熟知的技术方法，再引进适当的西方科学技术，做到中西结合，如此以来，译文对译文读者(士大夫及老百姓)来说则明白易懂，而译文也能发挥其预计中的作用。

(三)充分性原则

传统翻译标准要求译文与原文做到对等(equiva－lence)，译文对原文不可做随意的增减及修改，在内容上要做到对等，而目的论则提出了充分性(adequacy)，即译文是否充分满足了特定的翻译要求。充分性原则要求灵活，主要检验译文所提供的信息量是否充分，从而使译文能在目的语境中起到预想中的作用。徐光启进行的科技翻译，目的是要使士大夫及老百姓通过对译作中知识和技术的学习，然后为我国所用，提高我国的自然科学水平，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最后目的。徐光启的译作，包括《崇祯历书》、《测量法义》、《泰西水法》，都是中西会通翻译思想的典范，这些译作在当时指导我国天文历法，水利工程等各方面都得到了普遍应用和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此，徐光启的译作虽然没有做到“对等原则”中的完全忠实于原文，但在目的语境中充分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符合目的论中的“充分性原则”。

四、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