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话语的维度

文学话语的维度

古往今来，许多人期求着一个完美的解说：文学是什么？

这个问题业已派生出诸多学派，种种论点在各自的立场上相持不下。人们可以看到，不少思想家孜孜以求，试图为文学设计一个一劳永逸的定义，一个恒定不变的终极方程式。在许多思想家的眼里，一种统一一切的理论将是永恒的诱惑。不言而喻，这样的孜孜以求可能产生某些惊人的结论－－例如，一些结构主义理论家甚至认为，所有的故事无非是同一个故事的翻版。（1）但是，人们没有理由放弃另一种功能性的文学考察。功能性的文学考察并未将种种结论诉诸一个绝对的最终形式。这种考察无宁说是在相对的意义上描述文学－－相对于当下的历史语境指陈文学话语的维度，指陈文学话语的指向，范围，内在尺度，理想，参

与现实的形式，如此等等。

显而易见，这种功能性的文学考察必将联系到共时态的诸多社会话语系统。索绪尔曾经反复指明，“共时态”考察的对象是，同一时间层面上诸多要素之间的关系。社会话语的光谱之中，文学话语与其他话语系统之间的对话、冲突、协调、分裂将是这种考察的主要内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种草率的比附和几个大而无当的概念，这种考察将进入叙事、修辞、话语类型特征等种种具体而微的

层面。

人类存活于社会话语之中。现代社会，社会话语的光谱将由众多的话语系统组成。相对于不同的场合、主题、事件、社会阶层，人们必须分别使用政治话语、商业话语、公共关系话语、感情话语、学术话语、礼仪话语，如此等等。自从结构主义出现之后，主体不再被当作意义之源；人们无宁说，主体是诸多话语系统的构造物。诸多话语系统之间，主体处于种种代码、类型规范、语法修辞、对话规则的交叉地带。这些话语系统不仅决定了主体的所有历史记忆，同时也限制了主体的基本可能。这样，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主体崇拜遭到了摒弃；主体不再是

独立自足的实体，主体背后暴露出一系列赖以支撑的架构。马克思曾经提出了著名结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话语分析的意义上，人们有理由继续这样的结论：主体同时还是诸多话语关系的总和。这样，文学话语的维度同时也就是主体的维度之一：文学话语带来了什么？文学话语创造了什么？

现今已经没有人怀疑，文学话语的存在是不可取代的。这表示一个基本的事实：一旦文学话语付诸阙如，一个社会将大面积地出现失语症状。失语是一种令人焦虑的经验。人们明显地感到可供使用的语汇不足，这犹如精神缺氧而引致的窒息。相对于人们所欲表述的内容，周围的既有语汇格格不入。这些语汇业巳硬化，疏远而又陈旧；这些语汇组成的叙述和抒情与人们的真实遭际相互分裂。如果种种话语系统无法组成令人满意的表述－－如果这种失语将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苦恼，那么，文学话语有责任开拓新的语言资源，修补既有表述留下的空缺。文学话语将汇聚这些失语的经历，使之脱离不可表述的黑暗，从而浮现到语言的层面上来，得到语言的定型。这个意义上，文学话语常常是社会无意识的代言。许多时候，这种代言可能以一呼百应的形式号令天下，也可能以震聋发聩的形式惊世骇俗。的确，文学话语仅仅是一种语言，然而，文学话语无疑是一种不同寻

常的语言。

这样，文学话语时常成为某种新的语言潮汐的前锋。前锋的性质致使文学可能屡屡出现剧烈的语言骚动。通常，人们的日常用语相对平静。一个新的语言潮汐蔚为大观涌过日常用语，这需要明显的时间跨度作为积累。这种时间跨度同时暗示了人文环境转换所需要的过渡阶段。然而，令人惊异的是，这样的积累在文学之中常常一夜即告完成。文学可能将这个缓慢的演变凝缩起来。这种凝缩致使新旧话语系统之间的冲突提炼得格外强烈。人们经常看到，一个语言浪潮可能突如其来地袭击了文学，在文学内部造成一场席卷一切的运动。很短的时期内，一批迥异于传统的实验作品竞相登场，种种夸张其辞的辩护与反唇相讥的驳诘簇拥于周围。尽管这种文学运动的革命对象仅仅是语言，但是在许多时候，语言的革

命往往成为一种价值体系即将登陆的先兆。也许，著名的现代主义运动即是一个适宜的例证。丹尼尔?贝尔曾经指出，现代主义的美学意识分崩离析，文艺复兴以来那种统一的宇宙论已经粉碎。（2）这种震动与脱节迅即地撼动了文学话语，或者说恰是通过文学话语体现出来。马?布雷德伯里和詹?麦克法兰共同形容道：

人们可以设想有一种爆炸性的融合，

它破坏了有条理的思想，颠覆了语言

体系，破坏了形式语法，切断了词与

词之间、词与事物之间的传统联系，

确立了省略和排比力量，随之也带来了

这项任务－－用艾略特的话来说－－

创造新的并列，新的整体；或者用霍夫

曼斯塔尔的话来说，“从人、兽、梦、物”

中创造出无数新的关系。（3）文学之中所出现的语言骚动当然要追溯到作家。作家是这样一批人：他们潜心于语言的海洋，时刻监测着语言的动向，进而制造出各种语言事变。作家往往比常人更为迅速地洞察通行于日常用语之中各种词汇的活力衰退，洞察某些语言正在作为一种无形的束缚框住现实，闷住现实向外蔓延的可能。通常，这种情况将使人们感觉到某种轻度的失语症－－人们将在某些时候隐隐地觉得，他们所操持的语言显得拙笨乃至难于调动。言不由衷经常是这种轻度失语症的标志。然而，这一切对于作家却显得十分严重。他们眼里，这种语言危机将使语言在现实之中失去效力。于是，他们迫不及待地通过文学提出一套对抗性的文学话语。这是他们重振语言的重要策略。不论这种文学话语高贵典雅还是粗野俚俗，抑或具有巴赫金所赞赏的狂欢式风格，它们都将包含一种超凡脱俗的生气，包含了对于僵硬

语言时尚的策反。

对于那些情愿充当先驱者的先锋作家说来，情况也许更为极端一些。先锋作家常常背向公众，背向熟悉的一切；他们狂热地通过语言变换来搜索精神的种种可能。一些人将这种语言变换视为一种技术主义的爱好，但事实肯定不是如此简单。语言规约了人的精神，一部字典犹如一部法典。所有的语言释义限定了精神的可能。这些先锋作家不愿到此为止。他们抗议语言的暴政。日常用语之中种种固定的表述如同流水线上的预制零件，先锋作家不能忍受将精神视为这些零件的固定装配。他们破坏性地瓦解陈旧的语言结构，在一片瓦砾之中构思新的精神诗篇。这导致了先锋作家对于语言传统的叛逆。这种叛逆并不是违反交通规则，砸烂商店的橱窗或者扰乱咖啡馆秩序，这种叛逆拥有一个精神形式。有时，叛逆甚至可能以极为温柔的形式出现。然而，尽管叛逆可能是先锋作家最为醒目的特征，人们还是不该遗忘先锋作家的最终目的：他们企图借助语言革命打开精神空间，发现未来的主题。这个意义上，先锋作家与其他作家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他们都将通过文学话语改写一个社会的人文环境。

二

从文学话语到人文环境，这似乎再度将文学话语引渡到了现实。时至如今，在二十世纪诸多文学批评学派的飓风刮过之后，这已经成为一个颇招非议的做法。从形式主义学派、新批评到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批评家的理论锋刃逐一截断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种种联系。在许多批评家那里，现实问题只有换算成语言问题才能得到考虑。这种演变如同某种收缩策略的结果。众多饱含智慧的头颅退出了纷纷扰扰的现实，集结到复杂多变的语言结构内部，策划种种喧哗的表演。批评家主张，人们应当从能指的活跃之中获得阅读的快意，能指背后的所指无足轻重。许多批评家不约地用“文本”这个概念置换了“作品”。文本这个概念强调了语言本身的坚硬与重量；人们不该将语言作为蒙在现实之上的一层透明薄膜，相反，人们应当逗留于语言的迷宫，享受“文本的欢悦”。当然，每一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