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作家谈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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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家谈张爱玲作者:杭之1970
六作家谈张爱玲
评论家对张爱玲的论述,在张爱玲研究及接受中占着至关重要的地位,然而,作家对张爱玲的看法也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前者因理论素养、阅读视野和学术锻炼等等原因,鸿篇大论,往往能振聋发聩使人豁然开朗;而后者因渗入更多的人生体验、创作甘苦则往往更能有的放矢一针见血。
这里所抽出的作家,限于本文作者的寡闻和偏好,计有余光中、王安忆、叶兆言、贾平凹、王小波、苏童6位。
一、对张爱玲的接受
余光中读张爱玲比读钱钟书大约晚了13年,虽然1957年余光中就应该有机会阅读张爱玲的。
(1957年夏志清乃兄夏济安在自己主办的《文学杂志》上翻译并发表夏志清《现代中国小说史》中的“张爱玲”一章,分两次发表,并题名为《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和《评<秧歌>》)
余光中自言:《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于一九六一年,但早在一九四八年,他还在金陵大学读书时,就已看过《围城》,十分倾倒,视为奇书妙文。
倒是张爱玲的小说当时只道听途说,直到读了夏志清的巨著,方才正视张爱玲。
那是因为,夏志清这样告诉这个世界:“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儿、泡特、韦尔蒂、麦克勒斯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金锁记》长达五十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
叶兆言读张爱玲是在80年代中期。
那时,叶兆言在大学里读研究生,攻读现代文学,和一位老同学常常争论钱钟书和张爱玲谁的小说更好,一定要争出是非。
因为要写论文,所以只能在两者之中挑一个,叶兆言选择了钱钟书,老同学敲定张爱玲。
彼一时期,他们互相提醒对方不要错过张爱玲的文章。
张爱玲早期发表的作品,叶兆言都是在它最初发表的刊物上读到的。
叶兆言认为,能读到张爱玲的文章,是幸运的,张爱玲的文章属于那种让人眼睛一亮的作品。
当时,他们还常常假设,四十年代沦陷区的上海滩,如果没有了张爱玲会怎么样,张爱玲带给他们文学阅读上的喜悦,让他们在寂寞的夜晚,不再感到孤独,让他们知道小说原来还能那样写。
贾平凹读张爱玲,先读的是散文,《流言》和《张看》。
贾平凹认为张爱玲的这两本书书名就劈面惊艳,天下文章敢这样起名,又能起出这样名的,恐怕只有张爱玲。
张的散文短可以不足几百字,长则万言,怪念头叠出,连续性的感觉不停地闪,不停地漂,贯通了天地,以一个俗女人的心性和口气,唠叨不已,又风趣,又刻薄,要离开又想听,是会说是非的女狐子。
看了张的散文,就寻张的小说,一次到香港,什么书也没买,只买了她的几本书,先看一个长篇(是《怨女》,还是《十八春》?不知道,可惜),有些失望,待看到《倾城之恋》、《金锁记》、《沉香屑》那一系列,中她的毒已经日深。
虽然张的性情和素质,与贾平凹相距甚远,但贾平凹还是爱不释手,欲罢不能,偏是要读。
张的书是可以收藏了长读的,“与张爱玲同活在一个世上,也是幸运,有她的书读,这就够了”。
二、对张爱玲前后期作品的认识
我个人认为,张爱玲的创作实际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从1940发表《天才梦》开始
到1944年《传奇》小说集问世的第一时期,这一时期,张爱玲最重要、最少争议的作品已经问世。
从1945年(该年张爱玲没有小说发表,也许意味着其小说创作的喷发期已过)到1955年赴美的第二时期,这一时期,她1950年在上海发表了《十八春》,1952年在香港发表《秧歌》《赤地之恋》。
从1955年11月赴美到1993年《对照记》完成是其第三时期,在这长达38年的第三时期,主要是对以前的作品加以改写,从事红楼研究、翻译和编剧等等。
但更多的人以新中国的成立或赴美为界,把张爱玲的创作分为前后期。
余光中说:“张爱玲的小说世界哀艳苍凉,她自己则以迟暮之年客死他乡,不但身边没有一个亲友,甚至殁后数日才经人发现,也够苍凉的了。
这一切,我觉得引人思则有之,却不必遗憾。
因为张爱玲的杰作早在年轻时就已完成,就连后来的《秧歌》,也出版于三十四岁,她在有生之年已经将自己的上海经验从容写出。
时间,对她的后半生并不那么重要,而她的美国经验,正如对不少旅美的华人作家一样,对她也没有多大意义。
”“反之,沈从文不到五十岁就因为政治压力而封笔,徐志摩、梁遇春、陆蠡更因为夭亡而未竟全功,才真是令人遗憾。
”
余光中指出张爱玲的杰作年轻时已经完成,也就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张爱玲的后半期没有杰作,作为作家的张爱玲已经不必遗憾自己未展才能,作为张爱玲的读者也不必遗憾,因为作为创作者的张爱玲其实早已不再。
关于这一点,叶兆言的表述则明确得多,叶充满了惋惜之情。
50年代生人中,叶兆言可能是大陆接触张爱玲最早、阅读张爱玲最为痴迷的一位作家。
虽然喜欢张爱玲到痴迷的地步,叶兆言还是认为:“正是因为喜爱张爱玲的作品,我们才会变得挑剔,感到她的作品为什么后期永远也没办法和前期相媲美。
她早期作品太辉煌了,后期作品相比之下,便有些糟糕。
在《亦报》上连载的《十八春》和《小艾》,还有后来有反共嫌疑的《秧歌》和《赤地之恋》,无疑都是张爱玲的作品,文字和构思仍是张爱玲的风格,但是缺少的是张爱玲的那种独特灵气。
长篇《怨女》是《金锁记》的重写,这完全是一次失败的操作。
早在二十五岁以前,张爱玲的文学才华就用得差不多了。
她最重要的作品《传奇》和《流言》,都是在这之前完成的。
二十五岁以后,她断断续续还在写,我几乎见到过以后的所有作品。
我不至于说她的《红楼梦魇》不妥、那些言情的电影剧本意义不大、从方言改成语体文的《海上花列传》是浪费时间,事实证明这也很了不起,然而她的大多数读者恐怕都和我一样,觉得张爱玲应该一心一意写小说。
天知道这世界上有多少痴心人在白白地等待她的下一部小说。
”
三、张爱玲的小说艺术
一般认为,张爱玲的小说艺术是圆熟的、圆融的,比如余光中认为:“张爱玲活跃于抗战末期沦为孤岛的上海,既不相信左翼作家的“进步”思想,也不热中现代文学的“前卫”技巧,却能兼采中国旧小说的家庭伦理、市井风味,和西方小说的道德关怀、心理探讨,用富于感性的精确语言娓娓道来,将小说的艺术提高到纯熟而微妙的境地。
”
但也有不同认识,比如王小波发表于1996年第3期《博览群书》杂志上的《小说的艺术》一文,说道:“昆德拉说,小说传统是欧洲的传统。
但若说小说的艺术在中国从未受到重视,那也是不对的。
在很多年前,曾有过一个历史的瞬间:年轻的张爱玲初露头角,显示出写小说的才能。
傅雷先生发现了这一点,马上写文章说:小说的技巧值得注意。
那个时候连张春桥都化名写小说,仅就艺术而言,可算是一团糟,张爱玲确是万绿丛中一点红——
但若说有什么遗嘱被背叛了,可不是张爱玲的遗嘱,而是傅雷的遗嘱。
天知道张爱玲后来写的那叫什么东西。
她把自己的病态当作才能了,……人有才能还不叫艺术家,知道珍视自己的才能才叫艺术家呢。
”王小波的这段话,包含两个意思:一是张爱玲在上海崭露头角时,是注重小说艺术,甚至已经具备了相当程度的小说艺术造诣的;二是张爱玲《金锁记》等以后,背叛了傅雷的教导,艺术水准下滑,写的不知是什么东西。
以王小波的理想主义和浪漫姿态,不喜欢张爱玲“一步一步走进没有光的所在”的小说世界,是理所当然的。
四、天才与局限
张爱玲肯定是一个天才,天才也肯定有天才的局限。
贾平凹对张爱玲的天才是很推崇的。
贾平凹说,古今中外的一些大作家,有的人的作品读得多了,可以探出其思维规律,循法可学,有的则不能,那不能学的,就是真正的天才。
张的天才是发展得最好者之一,洛水上的神女回眸一望,再看则是水波浩淼,鹤在云中就是鹤在云中,沈三白如何在烟雾里看蚊飞,那神气毕竟不同。
读她的一部书,如逛大园子,弄不清从哪儿进门的,又如何穿径过桥走到这里的。
又像是醒来回忆梦,一部分清楚,一部分无法理会,恍恍惚惚。
“她明显地有曹霑的才情,又有现今人的思考,就和曹氏有了距离,她没有曹氏的气势,浑淳也不及沈从文,但她的作品切人角度,行文的诡谲以及弥漫的一层神气,又是旁人无以类比”。
张爱玲的局限,贾平凹认为有,但未明言局限在何处。
他只是说,天才的长处特长,短处也极短,孔雀开屏最美丽的时候也暴露了屁股,何况张又是个执拗的人。
同时,贾平凹奉劝时人,不要没看原著,听人说好,就来气,就带气读,就横挑鼻子竖挑眼。
那无损于天才,却只能害了自家。
叶兆言认为,张爱玲是文学早熟又一个奇迹般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伟大的托马斯·曼,他在这个年龄完成了《布登勃洛克一家人》。
王安忆对张爱玲的评价,有一个深化和具体的过程。
1995年,张爱玲刚去世时,王安忆表达的更多的是对其局限的一般性看法。
王安忆说,她很为张爱玲惋惜。
张爱玲其实是具备很好的条件,可以塑造重大的情感状态;她能够领会深刻的人生哀痛,在文字上,可说是找到了原动力,有可能去创造文字的宫殿。
可是,她的创痛不知在哪一个节骨眼上得到了有效的缓解,很快解脱出来,站在一边,成了一个人生戏剧的鉴赏者。
张爱玲是站在虚无的深渊边上,稍一转眸,便可看见那无底的黑洞,可她不敢看,她得回过头去,她有足够的情感能力去抵达深刻,可她却没有勇敢承受这能力所获得的结果,这结果太沉重,她是很知道这份量的,于是她便自己攫住自己,束缚在一些生活的可爱的细节上,拼命去吸吮它的实在之处,以免自己再滑到虚无的边缘。
张爱玲有一个大虚无的世界观作着无底之底,这喜悦是有着挣扎和痛楚作原由的。
可惜的是张爱玲只是轻描淡写。
读者可以凭借她流露出的某种信息,揣测出张爱玲的痛楚,可她没有为读者留下这痛楚的切实的形态。
要说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张爱玲的聪明就在于她可及时地打捞自己,不使自己沉沦下去,于是感情的强烈与自满便遭到中介和打破,最终没有实现这感情悲剧的存在,张爱玲原本是最有可能示范我们情感的重量和体积,可她没有,相反,还事与愿违地传播了琐碎的空气。
五年之后,也就是2000年,王安忆比较具体地分析了张爱玲的文本,包括散文的和小
说的。
王安忆认为,张爱玲的虚无与务实,互为关照、契合、援手,造就了她最好的小说《金锁记》以及另一篇杰作《倾城之恋》。
“张爱玲的世俗气在虚无的照耀之下,变得艺术了”。
但问题是,张爱玲的杰作,是不是小说史上的杰作。
在这一点上,王安忆没有含糊。
王安忆说,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
在此之间,有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
而张爱玲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
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人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
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
所以,她更加尊敬现实主义的鲁迅,因他是从现实的步骤上,结结实实地走来,所以,他就有了走向虚无的立足点,也有了勇敢。
王小波则把张爱玲的小说归类为“幽闭型小说”。
王小波承认张爱玲的小说有不同凡响之处,即她对女人的生活理解得很深刻。
张的小说写得很地道。
但张的小说有忧伤,无愤怒;有绝望,无仇恨;看上去像个临死的人写的。
说句良心话,他不喜欢。
张爱玲所写,实际上就是所谓幽闭类型的小说:那就是把囚笼和噩梦当作一切来写,是在不幸之中品来品去。
五、婚姻及人生
张爱玲的婚姻及人生世相,实际上张爱玲迷比较关心的,但也许作家们觉得这是个人私事,因而很少公开提及。
叶兆言和苏童是例外。
关于张爱玲的婚姻,叶兆言这样看:她结过两次婚,不能说是什么错误,但是显然不理想。
一个是有才华但太轻薄的汉奸,一个是西方的左派作家。
不能否定她和他们在沟通上那种障碍,张爱玲选择这两个人,本身就是小说作法。
小说作法有时候也会成为人的行为准则。
对张爱玲的一生,叶兆言用这样的两句话表述:
张爱玲喜欢用一个苍凉的手势,一声重重的叹息,来形容她的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事实上,张爱玲的一生,就是一个苍凉的手势,就是一声重重的叹息。
张爱玲的一生是一部大作品。
多少年以后,这部作品也许比什么都重要。
苏童则把张爱玲与林黛玉作比,认为现实的张爱玲比林黛玉更加张扬自己孤单的人格和尖锐的世界观;张爱玲的灵魂同样得不到拯救,关键在于她不抱如此的希望。
张爱玲的大观园是上海滩,这片大污水池中人群形形色色,嘴脸形形色色,贾宝玉很罕见,到处都是薛宝钗、王熙凤、贾政、琏二爷,更多的是赵姨娘和焦大,于是张爱玲目光中的爱意消失了,幽怨也结了冰,即使是宝二爷再现于上海滩,想想张爱玲爷不会饶恕这公子哥,她一定会在宝玉的痴情、无奈背后写出他的自私和卑鄙来。
我觉得苏童这段话写得非常好,体味尤为精到。
张爱玲又是走出潇湘馆的,世道人心,见多了,目光就更加锐利些,可以直指人心,闲言碎语,听多了就长出了一双顺风耳,多远的路,多隐秘的窃窃私语,都可以复述如新。
苏童觉得林黛玉如果能与张爱玲相遇,两人也许就成了最知心的朋友。
就像自尊和自卑同时造就了黛玉的伶牙俐齿尖酸刻薄,这种不受人欢迎的性格背后隐藏着自我保护的处世哲学。
张爱玲的世界观人生观同样是个人生活赋予她的财产,由于对前途和未来不抱乐观的态度,所以她把生命这部书从后面往前翻阅,一页更比一页黯淡无光,这样的心情便构成了张爱玲小说最重要的空间。
张爱玲的幻灭感使她埋葬了很多东西。
苏童用这样一句话描述张爱玲的世界观:不幸是顺流而下的河水,而人们的幸福只是一段偶尔的倒流河罢了。
最后,苏童想象着张爱玲孤独地死于美国寓所时,应该是穿着《对照记》中的“那件
磨破了领口的旗袍”,“那是张爱玲最真实的服装——应该是磨破领口的,就像她眼中的世界,这世界曾经被她提起来,抖出了一些灰尘,一些虱子,当她离开人世时,我们更清晰地看见了一件传奇的旗袍。
旗袍的领口已经越来越破了”。
注:以上作家言论参见以下各文——
余光中《何曾千里共婵娟》
王安忆《人生戏剧的鉴赏者》
王安忆《世俗的张爱玲》
贾平凹《读张爱玲》
叶兆言《她的人生就是一部大作品》
王小波《小说的艺术》
王小波《关于幽闭型小说》
苏童《张爱玲让我想起了林黛玉》
自立自重,不可跟人脚迹,学人言语。
——陆九渊
有信心的人,可以化渺小为伟大,化平庸为神奇。
——萧伯纳
能够使我飘浮于人生的泥沼中而不致陷污的,是我的信心。
——但丁
自信与骄傲有异;自信者常沉着,而骄傲者常浮扬。
——梁启超
吾无过人者,但生平行为,无不可对人言耳。
——司马光
任何人都应该有自尊心,自信心,独立性,不然就是奴才。
——徐特立
除了人格以外,人生最大的损失,莫过于失掉自信心了。
——培尔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