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张爱玲笔下女性的心理畸变

浅谈张爱玲笔下女性的心理畸变

张爱玲于40年代开始小说创作，在当时的沦陷区上海，愁云惨淡的市民生活中，她的名字却风靡大街小巷。张爱玲是带有浓厚传奇色彩的女作家，在我国现代女性文学中，她占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张爱玲系出封建贵族世家，祖父张佩伦乃晚清军政重臣李鸿章之女婿，由于父母早期离异，张爱玲在家里并没有得到多少的亲情。在这种家庭背景下，不幸的早年生活，使她过早成熟，使她对男权统治下的大家庭女性的不幸命运有着透彻的了解，使她能够用一种超然、冷漠的态度展示着封建大家庭内部摆不脱男性的奴役支配女性的血泪史。她以犀利的笔锋毫不留情地捅开沪港两地半新半旧的家庭的天窗，让人们看清生活在这里的男女组成的两性世界的虚伪真相。张爱玲在作品中突出描写了一批民国时期残存着的女奴形象，她笔下的女性骨子里都惊人一致地拥有一具扭曲的灵魂。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心理畸变的原因和过程。

一、时代更迭、观念混杂，造成女性畸变心理

张爱玲创作的小说时代背景大多是二十世纪初的上海，正是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和新旧交替的时代。当时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末期，新的社会制度还没有正式形成，封建专制制度、封建家长制度、封建婚姻制度等在人们生活的环境里还占有重要地位，而这些制度所附丽的封建思想早在人们的头脑里根深柢固，所以，它深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乃至各个角落，封建性的因素对人的价值观念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上海又是一个开放型的大都市，外来文化首先从这里侵入，资产主义金钱至上的观念也是从这里涌入，直接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这两种意识形态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产生的内在矛盾力就推动着人们滑入更深的生活漩涡，走向腐化和堕落。这样的时代，女性深陷在封建礼教和人性压迫的窘境中，女人的爱是浅面的，谋生才是“爱”的本质，正是由于封建意识的侵蚀、性的压迫和金钱的异化作用，使得女性远离“人道”而趋近“兽道”。

小说《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最具代表性的，刻画一个戴着金钱枷锁舞蹈的女人，一个戴着封建镣铐挣扎的女人；像一个充满病态的灵魂、一株渗透毒汁的罂粟花，她以其凄艳和狰狞风姿给人一个措手不及，是让人怜悯还是让人憎恶？曹七巧是麻油店人家出身的下级阶层的女子，可是她的大哥为了攀附权贵，把她嫁入了没落大族姜家，她丈夫是个自小就卧床不起的骨痨病患者。七巧虽出身平民，却有着勇敢刚强直爽的一面，突然进入了死气沉沉、勾心斗角的封建家族，而且嫁于一个废人，这就注定了是一个悲剧故事。在姜家她处处遭到排斥和冷眼，就连下人也瞧不起她；无助、无依，让她苦楚不已，疼痛不已，孤独不已，内心承受着怨恨与愤怒。后来丈夫和婆婆相继死后，姜家瓜分家产，七巧终于得以脱离封建大家族的桎梏——一把金锁。在七巧的下半生，虽然没有经济压力，可是她过得并不如意。旧时曾托以幻想的意中人三爷季泽来找她，她毫不犹豫揭穿了他骗财的把戏，把自己生命中唯一一点的爱情葬送了；儿女长大要成婚出嫁了，可是七巧偏要和儿媳过不去，终于气死了儿媳；女儿三十岁了仍未婚嫁，好不容易找了对象，七巧偏从中破坏。最后，这么一个不幸的女人终于在郁郁中死去，结束了她不幸的一生。曹七巧，作为一个正常女人，本有可能拥有真正的爱情，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在那个半殖民半封建的年代，女性没有经济能力，没有社会地位，她不得不听从命运的安排。低微的出生，在封建大家庭里谈何立足？生活在尔虞我诈的大家庭中，没有任何人真正关心她、疼爱她、同情她，丈夫又是一个“废人”，她没有得到精神和物质上的依靠，就像一叶飘浮在大海里的扁舟，没有方向，只得用争钱夺

利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她作为妻子，没有得到爱情；作为儿媳，没有得到婆家人尊重；作为母亲，她对孩子们所谓的“爱”是想在他们身上得到心理的满足。对曹七巧来说，生活在这个无爱的大家庭里，她感觉到生命在沉沦与消逝；感觉到亲情、爱情离自己是多么地遥远；并且让这种感觉一直延续到自己的小家。生活的无奈迫使她渐渐发生了蜕变，一步一步走向了变态，使她不能正确理解幸福与爱情，所以自然而然就成为幸福和爱情的扑杀者。女儿长安的婚姻被她设计破坏，儿子长白的婚姻也屡遭她的离间；她成为孤家寡人，她需要儿女的陪伴，她的儿女也一同成为孤家寡人，离开了常人的生活。曹七巧的一生是女性生涯中最苍凉的一生，她几乎扮演了双重角色，是被害的女奴又是迫害女奴的奴隶主。这种非人非鬼的女奴生涯已经演进了几千年；却并没有谢幕，于是张爱玲在小说的结尾处写出了给人以无限启示的句子：“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巳沉下去了，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完不了。”[1]

《十八春》是张爱玲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小说描写了处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大上海，少女曼桢和同事沈世均相爱了，姐姐曼璐因父早逝而做了舞女养活一家人，在风尘中拣上了投机金融的祝鸿才而企图托以终身。嫁给祝鸿才，她不求锦衣玉食，但求一个归宿，一个安稳，可是命运却再一次捉弄了她。早就对曼桢有非分之想的祝鸿才发财后更加放肆地玩女人，而色衰爱弛的曼璐求生的本能促使她不择手段地牺牲曼桢，希望借此栓住鸿才的心。曼桢被关后，曼璐对找上门来的世均说，曼桢嫁给了曾是自己未婚夫的张豫瑾，以此断绝了世均的念头。曼璐在父亲——家庭的顶梁柱倒塌后，出去当舞女承担起一家老小六口人的生活重担，本应赢得大家的同情，可后来却成为妹妹幸福的“拦路虎”，成为一个“恶人”！是什么原因导致曼璐对亲情的冷漠做出为人所不齿的事呢？我们从小说中看到，当弟妹逐渐长大了，妹妹曼桢也找到了工作，曼璐也想过正常人的生活——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所谓的“家”倒是有了，并且竟然发了财，可丈夫不是一个规矩的人，她害怕失去他，失去这个好不容易才拥有的所谓的“家”；此时她觉得命运对她太不公平了，想当初为了这个家，在当时的大上海，靠一个弱女子找份正当的工作养一大家子谈何容易，不得已当了舞女，而后当了暗娼；自己为此失去了爱情，身心也受到了摧残。现拥有一个安稳的小家也是一种奢望，于是她的心理慢慢开始失衡。尤其是看到妹妹曼桢在自己的扶持下，现在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有人真正关心、爱护她，而且自己当年的未婚夫也喜欢她，现在的丈夫心仪她；此时曼璐对社会的无奈和憎恨全部转变成对妹妹的嫉妒和愤恨。姐姐曼璐为了稳住丈夫的心，为了能保住这个家，竟然听从母亲那一套“妈妈经”——借腹生子，设计用妹妹的姿色与贞操作为代价的帮凶。她为了自己的利益，良知也丧失了；其结果她不但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相反，自己却一步一步地走进了绝境。“阳光正照在曼璐的遗像上，镜框上的玻璃反射出一片白光，底下的照片一点也看不见，只看见那玻璃上的一层浮尘。”[2] 镜框里的照片连面目看不清，固然是因为玻璃的反光；但张爱玲这样的描写，也是颇有用意，引领读者去思考曼璐的这一生，虽然曾活过，可是在没有灵魂的状态下苟活，活得轻飘飘的，死得也是如此，只落得个“一层浮尘”。曼璐由一个受害者逐渐演变成一个扼杀别人幸福的“凶手”，是无爱的社会导致的。在那个“拜金主义”的年代，女人没有经济基础，没有社会地位，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是一个玩偶，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使得女人不择手段保护自己所谓的“利益”。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上海姑娘葛薇龙，本是破落家庭的小姐，因为想读书，被迫投靠一个给阔人做姨太太、以勾引男人为能事的姑妈，薇龙明明知道环境不好，但她想：“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可是三个月工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她变了，对于好吃好穿好玩这些普通女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