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如何知天命与乐而忘忧——从卜筮之书《周易》中参悟宇宙

孔子如何知天命与乐而忘忧——从卜筮之书《周易》中参悟宇宙

人生哲理

杨丹荷

《易》是孔子承传并且加以诠释的重要古代典籍。流传下来的《周易》由卜筮之书《易经》和解读《易经》的《易传》（又称《十翼》）组成。《易传》记载了儒宗孔子对宇宙人生奥秘（即天地人之道）的哲学认识。

孔子晚年时，对卜筮之书《易》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说：

“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和《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皆称孔子晚年喜好研读《易》并作《易传》：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

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中记载：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

为什么孔子晚年对《易》产生了如此大的兴趣？因为他从这部卜筮之书中能够解读出天地人三者的奥妙。孔子认为：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研几也。”

“《易》之为书，广大悉备，有天道、地道、人道”（《易传·系辞》）。

孔子的学生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据此，可见孔子不轻易跟学生讲论关于宇宙人生奥秘的哲学。不过，孔子对性和天道的认识，确有学生“得而闻”，并将之付诸文字而流传了下来。孔子关于“性”与“天道”的思想，不仅集中反映在《易传》中，还反映在《礼记》中的“礼运”、“祭义”、“乐记”、“大学”、“中庸”、“表记”等篇章中。

《论语·为政》记载，孔子称自己“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对“天命”的理解认识，以及他晚年对天命的自觉遵循实践，与他钻研《易》的心得密不可分。

《易》本是卜筮之书。卜筮的目的是征求天意，预测决定人事，趋吉避凶。卜筮本身就是对天意的敬畏和遵从，孔子从《易经》中读出了天道。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亵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违卜筮。”（《礼记·表记》）

“龟为卜，策为筮。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也。”（《礼记·曲礼下》）

孔子指出，三代以来的明王通过卜筮来征求和尊重天意。“不违卜筮”、“不违龟筮”表明了上古时代有明德的帝王们对天地神明和上帝的敬畏顺从。按照卜筮结果去行动，是为了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相信确有天命鬼神的存在和法令的庄严。帝王们在行动前征求天意，也是要向人民表明，他们的行为和法令符合天意，并非一意孤行。所以，尽管经文中论“天”的文字很少，《易》本身就是一部有关天人之际的“玄”书，正因为这样，孔子和其后学才能对其进行哲学的诠释，才会有《易传》儒家哲学思想的产生。

在孔子看来，《易》中蕴含的天道的奥秘在于“德”。

马王堆汉墓帛书《易传·要》篇记录了孔子跟子赣谈他对《易》的研究心得：

“夫子曰：“《易》之要，德之谓也。”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則在橐。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循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

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祥而至者，弗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尚书多於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予乐其辞也。’”

“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有仁存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則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則其为之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儒家的政治大典《尚书》的核心观念在于以德受天命，以德配天命。孔子联系《尚书》来研究《易》，指出“察其要者，不诡其德”，他用《尚书》的“德治”政治文化理念来解读《易》，认为《易》也蕴含着“德”的思想，故说“《尚书》多於矣，《周易》未失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有仁存者而义行之耳”。

在孔子看来，“德”，也就是《尚书》中所体现的仁义道德价值才是《周易》书中蕴含的精华和最深奥的道理。这种对《周易》的新看法，是个重大的文化突破，所以孔子指出“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周易》本是卜筮之书，“祝卜”，即预测人事的吉凶，是其功用所在。孔子与传统的做法不同，对于《周易》，他“非安其用也”，而是“乐其辞也”，他“后其祝卜”，“观其德义”。这并不是说孔子不关心人事的吉凶祸福，不想求福避祸，趋吉避凶，而是他从对历史经验的学习研究中，特别是从《尚书》和《诗经》的政治智慧中，深刻认识到了“德行”与人生祸福的内在关联，这就是“知天命”。孔子自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他所认识的天命是什么？就是“仁义道德”：

“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祭祀和卜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祈福和趋吉避凶。孔子看到，“德义”，即实践仁义道德是“君子”人生幸福的根本保障。认识到这一点，自然就超越了祭祀和卜筮。“祝巫卜筮其后乎”——一旦认识到人的命运和幸福依赖于仁义道德实践，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便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因此，祭祀祈福和卜筮预测吉凶的重要性就相应减少了。

应该指出的是，孔子并不反对祭祀和卜筮，在敬畏天命、祭祀天地山川鬼神祖先，表达人对生存环境和生身父母祖先的崇敬感恩之情的意义上，他是传统祭祀和卜筮文化的积极继承者，前文中已经引述了孔子对卜筮的看法，他认为卜筮是对天意和天地间神明的尊重，是神圣的。孔子也是非常重视祭祀的，《论语》和《礼记》中有大量材料可以证明。

孔子相信鬼神的存在，主张要用虔敬的心态来对待祭祀：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礼记·中庸》）

他崇敬上古的圣王禹，“禹，吾无间然矣”，原因之一是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禹不讲究自己的饮食，祭享供奉鬼神却极为郑重用心。只是在“祈福和趋吉避凶”的意义上，孔子认为可以“祭祀而寡也”，“卜筮而希也”，因为他认识到，与其通过祭祀和卜筮来祈福求吉，还不如自觉实践仁义道德以“自求多福”，因而就能够理解《论语·述而》中的这条记录：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祷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