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是怎么变成神药的

人参是怎么变成神药的

俗话说得好，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人参一直被认为是东北长白山一带的特产。人们把人参看作一种神奇药材，人参也被视为大补之物，似乎包治百病、参到病除。质量不错的人参一斤接近四五千元，所谓顶级人参要上万甚至上百万。

事实上，在古代，人参的产地并非只有东北一处，它的药用价值也没有后来传说的那么神奇，价格也没有如今这么高。

今天，壹读君（yiduiread）就来说说人参究竟是如何被神化的。

在东北浸淫多年的值班壹读君丨孙天

汉代，人参用来治拉肚子

人参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五加科，喜阴凉。通常3

年开花，多在初夏，花小，为淡黄绿色，花期6个月左右。5到6年后结果，果实为红色扁球形。这一切看起来都和其

他植物没有什么不同。

《神农本草经》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它对

人参的记载是这样的：“人参气味甘，微寒，无毒，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

此后，我国的诸多医书都对人参有着详细的记载。人参可以止泄通血。汉代就把人参作为治拉肚子的方子中的重要药材，而唐代人认为它“开心益智”。

宋代的《图说本草》还举例说明人参主治气短急喘。大夫找了两个人做一个有趣的实验，一个嘴里含着参，另一个不含，让两个人一起走路，走了五里之后，发现不含参的那位已经大喘不止，而含参的则气息自如。

不过，虽然人参那时候还被认为是一种高级药材，但并

不算特别神奇。神奇的是黄精，一种百合科黄精属的植物。

人们认为，长期服用这种植物能够成仙，功效比人参高

级多了。

明代，人参才登上神坛

需要注意的是，清代以前，最有名的人参是上党人参，

而不是我们今天熟知的东北人参。

《说文解字》是最早记载人参主产地是上党的文献，此

书对参字的记载是：“参，人参，药草，出上党”。陶弘景在

他的医药学专著《本草经集注》中对人参产地的的记载为：“人参，生上党及辽东”。

此外，不少的医书都认为上党的人参质量最好。宋代医

书记载：“人参，俱不及上党者佳”。清末的一位医者在他的

一篇笔记中写道：“清代以前，中国的人参大多产于山西太

行山一带的上党，其质性优于百济的高丽参”。

明代初期，人参的地位并不十分突出，《明史》中也只

一次提到人参。明朝后期，国人对人参的崇拜到达了惊人

的程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认为人参能治各种疾病，

包括：“男女一切虚证、发热、自汗、眩晕、头痛、反胃、

滑泻久痢、小便频数淋沥、劳倦内伤、中风、中暑、痿痹、吐血、嗽血、下血、血淋、血崩、胎前产后诸病”。

从此，人参被认为能包治百病，这也直接导致了上党人

参的灭绝。明代以后，上党便不再出产人参，这主要是因

为当地的人参太过出名，官员们总是对当地的人参巧取豪

夺，闹得百姓以人参为害，便把参园开垦为农田，上党也就不再出产人参，但中原地区对人参的需求仍在增长。

需要注意的是，上党人参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党参并不是一码事。

党参是桔梗目桔梗科党参属的植物，人参是伞形目五加科人参属的植物，两者的关系属于八竿子打不着。

东北女真人善种人参，连萧峰都去借

从此，东北也就成为了人参的最重要产地。随着女真的不断崛起，东北一带成为了女真人的领地，人参成为女真的重要资源，女真人对人参也有着特别的热爱，因为人参可以给它们带来钱。

△《天龙八部》中第二十六章曾提到，萧峰为救阿紫在女真部找人参

人参是女真人和明朝贸易过程中最重要的商品。明末清初之际，人参采集业成了女真“赖以为生者”，是女真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

女真人采集人参并不是自己消费，而是通过马市、互市

当作商品出售，或者作为方物向明朝进贡。据记载，仅万

历十一年至十二年在广顺、镇北二关交易中，人参一项即

达3619斤，计值白银三万余两。此外，明朝和女真人还因

为人参爆发过多次冲突和争端。

后来，女真人还改进了人参的储存方法。《太祖实录》

记载努尔哈赤发明了蒸煮人参的方法。万历三十七年（160 9），明朝因故将与女真互市的边境市场关闭，此举导致女

真的人参产量过剩，堆积的人参多至十余万斤，最后全都

腐坏。为了应对这场危机，努尔哈赤把人参弄熟后制成干。从此，人参开始便于保存，这也为日后人参的广泛流通创

造了条件。

清代，人参价格的飞跃，跟满洲的崛起密不可分

相比清代，明代人参的价格并不高。万历十二年，每斤

人参约需银3两，崇祯年间涨至每斤16两。

清入关后，把满洲的特产人参当作重要物产，把人参开采当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还逐步地全面掌握人参的开采权。人参的价格也逐步提高，康熙二十八年，每斤普通人参价格约十五两左右，到了康熙五十三年每斤人参涨至五六十两。

人参在清朝乾隆时期正式成为名贵药材。乾隆时期，清政府为了加强旗人在东北的垄断地位，封禁东北地区，并“重治偷挖人参者”。

人参的价格在乾隆时期也有了飞跃，到乾隆末年，人参的最高价格曾上涨至一斤1440两。嘉庆年间，人参更是出现了一斤2240两的天价。

清代补药文化盛行，人参成为百姓迷信之物

人参的价格在乾隆年间会有如此巨幅的提高，与人参的流通方式有密切关系，与乾隆一朝补药文化盛行也有一定的关系。

乾嘉时期，补药文化盛行。清代医书中常可见医家谈论当时社会普遍好用补药的风气，这种补药风气影响的范围很广，贫民百姓深受影响。当时的百姓相当深信补药——尤其是人参的疗效。

当时民众普遍认为价贵的药就是良药，价低的药就是劣药。在此风气下，即使病人是服人参而死，家属也会认为医者已经尽职。

乾隆二十二年，徐大椿《人参论》详细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好用人参的风气。他认为，人参不仅浪费民众金钱，而且容易害命。这一时期，不少人都是吃人参温补致死。乾隆时江南医者李文荣在《知医必辩》中写道：“予近见治虐死者尚少，而治痢死者独多，询其致死之由，大抵由于温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