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湖刻符与中华彝族万年文明史
贾湖遗址,中国走向文明的最早标志
贾湖遗址,中国走向文明的最早标志上世纪六十年代,贾湖遗址在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贾湖村被发现,这是一处规模较大、保存完整、文化积淀极为丰厚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
贾湖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第一个具有确定时期记载的文化遗存,是早期的中国人从蒙昧走向文明的标志。
一、出土世最早的可吹奏乐器在1987年在发掘贾湖遗址的过程中,先后出土了20多支骨笛。
这些骨笛大多为七孔,不但可以演奏中国传统乐曲,也可以演奏富含变化音的外国乐曲。
贾湖骨笛不仅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乐器,也被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
在此之前很多人认为笛子是从西方传播来的,殊不知8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用骨笛吹响了贾湖文化。
二、发现最早的文字符号贾湖遗址出土了许多的龟甲、陶器、骨器、石器,其中很多器物上都发现了契刻符号,而这些符号都代表了一定的特殊意义。
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而人类最早的文字,就是脱胎于原始的图腾崇拜和契刻纪事。
贾湖文化发现的契刻符号,就是人类最早的象形文字的雏形。
三、发现最早的酒文化考古专家张居中教授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合作,在对贾湖文化出土的陶器附着物进行化学分析,发现了酒的成份,证明在9000年前中国的祖先已经开始酿造饮用发酵的饮料。
贾湖酒是世界上最早的酒,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已经不仅仅为了填饱肚子生活,而是有了更多的生活享受,饮酒应该是比较奢侈的生活。
四、发现最早的稻米贾湖遗址发现了我国最早的碳化稻米,以及加工稻米的工具。
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骼主要为猪和狗的骨骼,少量为牛的,这说明8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圈养动物。
谷物的种植和动物的饲养,还有发现最早的贾湖酒,证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经非常的发达。
有了更多的食物,可以让一部分人从事专门的手工业,这对于文明的发展很重要。
五、发现最早的纺织品在对贾湖遗址墓葬发掘中,检测到了蚕丝蛋白的残留物,同时还发现了用于纺织用的骨针和编织工具,这或许是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纺织品。
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发现
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发现
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发现有很多,以下是其中一部分:
1.湖南鸡叫城遗址:该遗址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涔南镇鸡叫城村,是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典型代表。
在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稻谷遗存,以及各种农具和建筑遗迹。
这些发现表明,该地区在史前时期就已经有了发达的农业和定居生活。
此外,在遗址中还发现了墓葬和祭祀遗迹,表明当时已经有了较为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
2.河南贾湖遗址:该遗址位于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贾湖村,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
在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稻谷遗存和农具,表明当时已经有了较为发达的农业。
此外,还发现了各种陶器、石器、骨器等生活用品,以及墓葬和祭祀遗迹,表明当时已经有了较为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
3.浙江良渚遗址:该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
在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玉器、石器、陶器等文物,以及墓葬和祭祀遗迹,表明当时已经有了较为发达的玉器制造技术和宗教信仰。
此外,还发现了城墙和建筑遗迹,表明当时已经有了较为复杂的城市规划和建筑技术。
4.山西陶寺遗址:该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
在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石器、陶器等文物,以及墓葬和祭祀遗迹,表明当时已经有了较为发达的石器制造技术和宗教信仰。
此外,还发现了建筑遗迹和铜器冶炼遗迹,表明当时已经有了较为复杂的城市规划和金属制造技术。
这些发现为我们了解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证据。
弘扬贾湖文化 打造文明地标
弘扬贾湖文化打造文明地标作者:武艳芳来源:《中国民族博览》2021年第22期【摘要】以贾湖文化为核心打造中华文明地标,主要应当遵循“守”“播”“整”三大原则,充分挖掘其中的文化元素,结合现代发展方式,形成亮点,提升贾湖文化在国内的传播力、影响力。
笔者在探讨贾湖文化内涵及对其进行保护弘扬的意义基础上,分析如何切实开展相关举措。
【关键词】贾湖文化;保护弘扬;中华文明【中图分类号】G6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22-095-03【本文著录格式】武艳芳.弘扬贾湖文化打造文明地标[J].中国民族博览,2021,11(22):95-97.贾湖遗址历史久远,文化意义重大。
保护好贾湖遗址,弘扬好贾湖文化,对中华文明今后的发展也具有关键意义,能够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因此有必要研究了解如何开展贾湖遗址保护利用活动,将其打造为独特的中华文明地标。
一、贾湖文化内涵贾湖遗址位于中原腹地的小村庄河南舞阳县北舞渡镇贾湖村,是距今9000—75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连接了黄河中游至淮河上游和黄河下游至淮河中下游之间新石器文化关系。
整个保护区占地约5.5万平方米,是一处规模较大,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的文化遗存,历经8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近3000平方米,出土文物近6000件。
进入21世纪后,贾湖遗址被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被评为20世纪全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考古成果镌刻在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显要位置。
贾湖文化内涵丰富,在东亚远古文化中享有至高地位。
多样的谋生手段保障了贾湖人基本的日常生活,贾湖是最早的稻作农业起源地、家畜驯养地、鱼类人工养殖地之一。
贾湖的水稻有野生稻经过驯化后的栽培稻,同时还发现了石铲、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成套的农具资料,这是淮河流域及以北地区年代最早,且具有明确农具共存现象的稻作遗存,在中国应该说也是最早的一批。
研究确认,贾湖的猪是中国土生土长最早的家猪,家畜驯养为贾湖人稳定的肉食来源创造了可能,也为增强人的体质、加快人口的增长提供动力。
在贾湖遗址触摸厚重中原
在贾湖遗址触摸厚重中原5月18日,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博物馆试开馆,包括七孔骨笛、碳化稻米在内的近六千件文物面向公众进行展览,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观。
据媒体报道,贾湖遗址是淮河流域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被认定为“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一”。
在这里,我们的祖先用可吹奏的七声音阶骨笛创造了动听的音乐,用契刻符号记录日常生产生活,并向神灵祈求庇佑。
在这里,他们纺织、农耕、渔猎、蓄养家畜、制造器皿……九千年前,贾湖的先民在描绘生活美好蓝图时,付出了智慧和努力,今天,贾湖遗址拥有数十项世界之最,被专家们称为早期中国文化的基因宝库。
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
展柜里,看似构造简单的器物,蕴含人类祖先的生存智慧;展厅里,栩栩如生的壁画,演绎着古老文明的悠远与美好。
骨笛声清脆婉转,吸引了许多远道而来的朋友,在这里开启一段追溯过去、遥望未来的美好旅程。
贾湖遗址博物馆的开放,为我国史前文明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托。
文物是民族记忆的留存,文化是历史文明的传承。
从朴素的劳作工具到精巧的七孔骨笛,从深奥的契刻符号到饱满的谷粒……贾湖遗址让中原文化的根脉更加丰厚,是华夏文明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禀赋,深入推进遗址保护、挖掘和研究工作,更好地向外界展示贾湖文化,打造历史文化名片……我们期待,中原大地上更多的历史文化得到重现,向人们传递更为厚重的中原文化,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感。
文化传承和文物保护薪火相传,华夏文明之歌才能传唱不绝。
据悉,贾湖遗址博物馆正在筹备第九次发掘。
在一锨一铲的开凿中,我们共同期待,贾湖遗址能带着更加丰厚的“文化大礼包”,走向世界、惊艳世人。
(丁泉月)。
贾湖遗址出土绿松石探究
智者论道智库时代·252·一、贾湖遗址绿松石的出土概况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1983年开始发掘工作,出土了以刻符龟甲、骨笛、稻作遗存等为代表的文物,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淮河流域较为重要的遗址。
在中国史前遗址中,多数地区都有绿松石器的存在,其中发现最早的绿松石器有大地湾文化中陕西龙岗寺遗址及河南舞阳贾湖遗址。
贾湖遗址中出土的玉器绝大多数为绿松石,萤石数量较少,滑石数量极少,其中贾湖遗址一期遗存发现37件玉器,绿松石质地玉器8件,在该期中出土了距今约9000年的玉器,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玉器。
在贾湖遗址二期遗存中,发现的25件玉器中有1件绿松石串珠出土于H163中,绿松石石器数量较前期增多,且为装饰品。
贾湖遗址三期遗存中共出土12件玉器,绿松石质地玉器共有11件,除此之外,另有1件滑石制品。
在上述三期之外,另有8件见诸报道的绿松石珠年代不详。
贾湖遗址中绿松石器出土数量较多,体积较小,多以装饰品的形制出现。
二、贾湖遗址绿松石的产地研究绿松石器在贾湖遗址的发掘中出土数量不少,但贾湖遗址附近并不生产绿松石,也没有绿松石矿区的存在,所以这些石料必是来自距离较远的绿松石矿产地。
近年来,学者们针对贾湖遗址出土绿松石的矿料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利用岩相分析、物象分析、主要成分分析、定量分析等一系列现代科学技术,经过认真仔细的对比研究,得出贾湖遗址出土的绿松石与湖北省、陕西省等为代表的现今主要绿松石矿区存在较大差异,而且也不太可能来自陕西省安康、湖北省郧县和安徽省马鞍山等地的绿松石矿区,考虑到新石器时代前期生产力水平较低,人们的活动范围有限,其绿松石原料应来源于同一个地方,有可能来自河南省淅川县,但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三、贾湖遗址绿松石的制作工艺贾湖遗址发掘出土的绿松石器大多为装饰品,都经过细磨和抛光等技术处理,造型精美,表面润泽光滑,有些器物的透光性相当好,其制作工艺从制石工艺基础上发展而来,与其他质料的玉器的制作工艺基本相同。
贾湖文字解读
贾湖文字是一种古老的文字符号,距今约8000多年前,在河南舞阳贾湖考古中发现的骨片残骸上刻有16个奇特的符号,被称为“文字符号”。
这些文字符号和甲骨文、金文(大篆)有较大的差异,但就其形态而言,这是一种古老的表象表意文字形态。
虽然这些符号的具体含义并不清楚,但有专家认为它们可能与狩猎、畜牧、祭祀等有关。
此外,在历史上也有一些文化传承方面的证据表明,中国文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
例如,在商代早期,甲骨文并不是唯一的文字形式,而是与一种叫做“图画文字”的符号同时使用。
这种图画文字与甲骨文不同,它更加简单、直观,可能更加接近中国文字的起源形态。
总的来说,贾湖文字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对于研究中国文字的起源和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这些符号的具体含义已经难以考证,但它们所代表的古老文化传统和历史信息仍然值得我们探索和了解。
陶寺遗址扁壶朱书符号之谜
陶寺遗址扁壶朱书符号之谜周戊丁陶寺扁壶朱书符号,是1984年春季由第一代陶寺遗址考古队发现的。
据原在中科院考古所山西工作队任职、主持襄汾陶寺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的高炜研究员的回忆:1984年春季,在陶寺遗址居住址第Ⅲ区的一座陶寺文化晚期编号为H3403的灰坑里出土了一件残碎的陶扁壶。
这种正面鼓腹背面平腹的灰陶汲水器,在陶寺遗址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用器。
但就在这件不起眼的残破陶器上,竟赫然有朱红彩笔描的笔画痕迹,扁壶残器沿断茬涂朱一周。
当确认陶器上有朱书文字后,队内同仁都非常惊喜。
但是经高天麟、李健民先生对该坑出土陶片一一检视,又把填土全部筛过以后再也没有新的发现。
(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有朱书符号的扁壶出土以后,陶寺工作队把扁壶带回北京,好长时间没有对外公开过,这是陶寺扁壶朱书符号的第一个让人迷惑之处。
按照考古常规,文物出土整理后要写发掘报告的,但是陶寺遗址的几次发掘报告中却没有关于扁壶朱书的报道。
只是高天麟在1986年召开的晋文化研究座谈会上做的《陶寺遗址七年来的发掘工作报告》中提到了“残扁壶的腹壁上有毛笔朱书的字迹,其中文字清晰可辨”(《晋文化研究座谈会纪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86年)根据高炜先生的回忆,当时大家都认为扁壶正面的符号是“文”字,背面的符号不识。
是因为背面符号不识而不公布发掘结果,还是谨慎过余的考古同仁要等到研究出结果才准备公布?不得而知。
从中国的考古历史来看,1987年舞阳贾湖遗址(距今7500-8500年之间)出土的龟甲刻符、石陶器刻符在发掘报告中都是同其它发掘结果一起公布的,当时贾湖的甲骨除了“目”字外也是几乎不识的。
(河南省文物所:《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一期)西安半坡遗址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发掘的,出土的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113个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是1963年公布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第186页,文物出版社,1963年)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陶器符号是1983年公布的(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1978-1982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3年第11期)。
贾湖刻符与中华彝族万年文明史
贾湖刻符与中华彝族万年文明史朱琚元(彝族)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经发掘总面积的二十分之一,发现一批相当于裴李岗文化的屋基、灰坑、陶窖、墓葬,并出土文物数千件。
贾湖遗址的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总体上都在7000一8000年范围内,若按树轮校正数据,则在7500-8800年之间(《河南省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文物》一九八九年第一期)。
出土文物中有三件龟甲各刻有一个符号,一件石器上竖排连接地刻有四个符号。
《发掘简报》指出:“在这些龟甲和随葬品中的骨器、石器上发现的契刻符号,很可能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质,……这批契刻符号的发现,为研究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贾湖遗址考古成果公布后,不少学者撰文认为,贾湖刻符的发现,为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其中唐建先生在《贾湖遗址新石器时代甲骨契刻符号的重大考古理论意义》一文中提出了肯定的看法:“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甲骨契刻符号的发现及其考古绝对年代的确定,为商代甲骨文的历史源头探索提供了可靠的的证据”,这“不但是到目前为止新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甲骨契刻符号,也是至今我国年代最早的文字或文字前形式。
”从而肯定殷商甲骨文的源头在其前5000多年的裴李岗文化时代,亦即汉文字的起源、发展已有约九千年的历史。
不过,贾湖甲骨契刻符号究竟是文字或只是文字前形式,用汉古文字与之比较进行探讨,目前尚未能得到完整而令人信服的结果。
我于1993年2月专程赴河南郑州,在省文物研究所得以亲睹正在清理、复原中的甲骨、石饰刻符,以及骨器(未见有刻符的含器)、石器、陶器等部分出土实物。
将贾湖遗址甲骨、石饰刻符与彝族传统文字进行比较研究,在彝文中不但全能见到与贾湖刻符形同或形似的文字,而且对竖排契刻于石饰上的四个刻符,用彝文亦可释读出具有完整性的含义,同时贾湖遗址出土的一些文物,在其他民族特别在汉族中已不见踪迹,而在现令彝族地区尚能寻见到与其相同或相似的日常用物。
贾湖文化的范围
贾湖文化的范围贾湖文化是指位于中国江苏省南部、湖北省西北部的贾湖地区所发现的文化遗址和所代表的文化特征。
贾湖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代表文化之一,传统的认为贾湖文化约存在于公元前5300年至前4300年期间,分为贾湖1期和贾湖2期。
贾湖文化的范围较广,在横跨两个省份的同时,也在时间和空间上呈现多种复杂性。
首先,从时间上来看,贾湖文化的范围涉及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大约持续了千年左右。
根据考古发现,贾湖1期文化最早出现在公元前5300年左右,而贾湖2期文化的出现则在公元前4300年左右,也就是说,贾湖文化的始终存在时间跨越了整整1000年。
在这段时间内,贾湖文化形成和发展所形成的社会、文化和思想等各个方面的变迁和演进都是不容忽视的。
其次,从空间上来看,贾湖文化的范围也是比较广泛的。
贾湖文化的主要遗址位于南京市溧水区的贾湖地区,其包括了贾湖、龙山、三道桥、马山、高山等地,并囊括了南京的6个县市和湖北的2个县市。
贾湖文化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文化类型,而是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既受到了长江下游东部文化发展的影响,又与当时繁荣的黄河流域文化存在着某些共同性,因此具有了较为复杂和丰富的文化特征。
目前,贾湖文化在其范围及时期方面还存在着一系列的争议,例如,有人认为贾湖1期应有两个时期,且贾湖2期的存在时间会更短,而有些学派则认为贾湖文化的范围更加广阔,其发展历程也应更为复杂。
无论如何,贾湖文化对于中国文化发展史具有不可缺少的意义。
在早期的时候,贾湖文化为中国文化的南北交流提供了平台,促进南北文化的融合与交流;在后来,贾湖文化的发展演进也对中国文化的多个领域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农业、美术、音乐和建筑等领域。
总之,通过对于贾湖文化范围的分析可以看出,贾湖文化之所以能够产生和发展,与其所在地理环境及文化传承、时代背景、社会制度等因素密切相关。
通过对贾湖文化的研究,我们深刻认识到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和变化性,以及从中汲取珍贵的文化价值。
学习贾湖文化 保护历史文明
学习贾湖文化保护历史文明
学校:舞阳县第一实验小学
班级:四(一)班
姓名:孙艺源
辅导教师:马爱珍
学习贾湖文化保护历史文明
贾湖文化遗址坐落于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北舞渡镇贾湖村。
经考察,这里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乐器——骨笛;世界上最早的酒;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起源——契刻符号。
还被确认是世界上最早的家畜养殖地、世界原始宗教与卜筮的起源、世界稻作农业主要发源地。
早在八千多年前,就有先民在贾湖生活,他们制造了骨笛,这些骨笛具备七声音阶,让世界都叹为观止。
现在这些骨笛还可以吹奏。
可见,早在八千多年前,贾湖先民创造的文明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经中国科技大学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对贾湖出土的陶器进行研究分析,九千年前贾湖人已掌握原始的酿酒技术,这对研究世界酒文化有重大意义。
在遗址中大量出土的稻谷、炭化米,以及大量出土的农具证实了考古学家多年的猜想。
贾湖文化源远流长,是我国考古科学上的重大历史发现,作为舞阳人,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他它,让更多的人知道它,了解它。
贾湖文化——精选推荐
贾湖⽂化贾湖⽂化贾湖⽂化是以舞阳贾湖遗址为代表的中国新⽯器时代早期的重要⽂化类型,属于裴李岗⽂化的⼀个分⽀,也是裴李岗⽂化的主要源头,年代范围为BC7000—BC5800年,主要分布在淮河上游的⽀流沙河和洪河流域,最北可达颍河、汝河流域。
贾湖遗址是新⽯器时代前期遗存,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西南1.5公⾥的贾湖村,保护区⾯积5.5万平⽅⽶,是⼀处规模较⼤、保存完整、⽂化积淀极为丰厚的新⽯器时代早期遗存,其七声⾳阶贾湖⾻笛、9000年酿酒技术、成组随葬内装⽯⼦的龟甲及其契刻符号、动物训化家养、具有原始形态的栽培梗稻尤为引⼈注意,在学术界引起⼴泛反响。
2001年6⽉,国务院将其确定为第五批全国重点⽂物保护单位,被确定为20世纪全国100项重⼤考古发现之⼀。
并被镌刻在北京“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显要位置,垂青史册。
年代分期贾湖遗址最重要的发现除世界上最早的酿酒坊外,还有世界上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乐器——⾻笛,改写了世界⾳乐史,推翻了“中国笛⼦西来说”和“七声⾳阶外来说”。
贾湖遗址是淮河流域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新⽯器⽂化遗存,提供了连接黄河中游⾄淮河中下游之间新⽯器⽂化关系的⼀个连接点。
贾湖遗址因地处贾湖村⽽得名的⼀处遗址。
呈近圆形,总⾯积5.5万平⽅⽶。
⽂化层厚1—1.5⽶。
经七次发掘,发现⼤批遗迹、遗物。
出⼟⽂物及标本数千件,主要有陶器、⽯器、⾻器、动物⾻骼及植物颗粒和果核。
经碳14测定,贾湖遗址年代范围为BC7000—BC5800年。
考古⼯作者将发掘资料分为三期,其中的第⼀期⽂化最早,是裴李岗⽂化的重要源头,第⼆、三期与裴李岗、峨沟等⼤体同进,第⼀期年代约为BC7000—BC6600年,第⼆期为BC6600—BC6200年,第三期为BC6200—BC5800年,⽂化内涵既与裴李岗⽂化有不少共同因素,也存在许多差异和独有特征,呈现出淮河上游地区的独特⾯貌。
因之,发掘者将其命名为“贾湖⽂化”。
地理范围贾湖⽂化主要分布在淮河上游的⽀流沙河和洪河流域,最北可达颍河汝河流域,主要遗址有漯河翟庄、舞阳贾湖、长葛⽯固、郏县⽔泉、汝县中⼭寨、巩义⽡窑嘴等。
彝文是世界文字的始祖,古彝文距今有上万年历史
彝⽂是世界⽂字的始祖,古彝⽂距今有上万年历史⽬前发现的古彝⽂距今有8000年⾄1万年。
有关专家研究表明,古彝⽂可以与中国甲⾻⽂、苏美尔⽂、埃及⽂、玛雅⽂、哈拉般⽂相并列,是世界六⼤古⽂字之⼀,⽽且可以代表着世界⽂字⼀个重要起源。
20世纪70年代末有彝族学者到半坡⽆意中发现这些陶纹疑似古彝⽂,但未深⼊研究。
直到80年代,李乔先⽣认为彝⽂与中原⽂化的关系密切,专程将半坡出⼟的1个陶纹中的32个样本带回云南与古彝⽂对照研究,发现⼆者之间相同的⽐例很⾼,认为两种古⽂字具有⾎缘关系。
接着,他邀请红河县⽼毕摩李⼋⼀昆协助辨认,终于崭露奇迹,李⼋⼀昆读出了其中23个陶符,⽽且能够释译字义。
⼈民⽇报则于1990年11⽉12⽇以《半坡刻符是彝⽂始祖》为题作了深度报道。
四川省博物馆及⾦沙遗址收藏2500)3000年前的古蜀国青铜器,有些有古⽂字铭⽂,经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级⼯程师兼史学专家钱⽟趾考证,其中⼀个铜⼽铭⽂释义为“诺苏⽤的铜⼽”。
四川⼤⼩凉⼭彝族⾃称“诺苏”,1989年11⽉23⽇新华社从成都发出专电,认定这些⽂字是古彝⽂。
贵州省博物馆于1978-1979年,两次在毕节地区威宁中⽔梨园发掘战国⾄西汉墓葬350余座,得到的⼤量陶器上都有与古蜀国青铜器上的铭⽂⼀样的古彝⽂,被列⼊中国年度⼗⼤考古发现。
这些出⼟⽂物不仅是展现在我们⾯前的⼀条从古到今的彝族历史社会各时期顺序链环带,⽽且充分证明了彝族是亚洲乃⾄世界上最古⽼的民族之⼀。
漫长的民族履历,催⽣了漫长的民族⽂化,催⽣了彝族⽂字的出现与发展,证明了古彝⽂可考的史实⾄少已有数千年之久。
四川省博物馆及⾦沙遗址收藏2500)3000年前的古蜀国青铜器,有些有古⽂字铭⽂,经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级⼯程师兼史学专家钱⽟趾考证,其中⼀个铜⼽铭⽂释义为“诺苏⽤的铜⼽”。
四川⼤⼩凉⼭彝族⾃称“诺苏”,1989年11⽉23⽇新华社从成都发出专电,认定这些⽂字是古彝⽂。
贵州省博物馆于1978-1979年,两次在毕节地区威宁中⽔梨园发掘战国⾄西汉墓葬350余座,得到的⼤量陶器上都有与古蜀国青铜器上的铭⽂⼀样的古彝⽂,被列⼊中国年度⼗⼤考古发现。
舞阳贾湖遗址调研报告
舞阳贾湖遗址调研报告
舞阳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境内,是一处重要的考古遗址。
经过前期调研和实地考察,本报告将对贾湖遗址的地理位置、历史背景、遗址特点以及考古发现进行详细介绍,并进一步分析其对于研究中国史前文明的重要性。
首先,贾湖遗址位于舞阳县的东南部,坐落在贾湖村的西北方。
它地处于华夏文明发源地的黄河流域,西临长江,东濒黄河,地理条件优越。
其次,贾湖遗址的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距今约6000年前的新
石器时代晚期。
遗址内的考古发现证明,这里曾是一处繁荣的古代人类聚居地。
在该时期,人们开始使用青铜器,并逐渐过渡到了农耕文化。
再次,贾湖遗址在考古学上有诸多特点。
首先,遗址面积广阔,据初步估计,可以达到数平方公里。
其次,遗址内分布有不少遗迹,如房屋基址、垒墙遗迹、道路遗迹等,这些遗迹呈现出规模较大、布局较为复杂的特点。
最后,遗址内出土的文物和器物非常丰富,主要有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其中不乏精美的艺术品。
最后,贾湖遗址的考古发现对于研究中国史前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遗址的存在证明了舞阳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人类聚居和文明发展的迹象。
其次,从出土的文物和器物中可以推断,舞阳地区在古代的人类社会中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艺术造诣。
最后,通过对遗址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我们可以进
一步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探索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
综上所述,舞阳贾湖遗址是一处重要的考古遗址,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研究价值。
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和挖掘,相信将会为我们解开古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奥秘提供更多的线索。
河南舞阳贾湖遗址
在灰河和泥河之间有一片小湖泊,即是贾湖,贾湖村坐落在贾湖北岸。贾湖村东为泥河洼滞洪区,面积约103平方公里,中心区最低点海拔63.8米。修建这片滞洪区主要是为了在汛期到来时,分流沙河洪水,以保护遗址东30公里处的京广铁路不受水患的威胁。
贾湖遗址概况
描述
贾湖遗址的地层比较单纯,主要为裴李岗文化遗存,绝对年代为BC7000—BC5800年。遗址位于贾湖村东,平面呈不规则圆形,东西长约280米、南北宽约250米,总面积55000平方米。遗址的西部边缘为村内民房所占压,中部偏西处,1978年所修的护村堤横贯南北,堤西是农用地,堤东为一望无际的农田,遗址的北部中间有通往北舞渡的道路。南部边缘有一条东西向的生产路。(图1)
地理位置
贾湖遗址是一处重要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它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贾湖村,南距舞阳县城20多公里,东距北舞渡镇3公里。这里自古以来气候湿润,河流纵横,便是人类生息繁衍的理想境地。遗址附近沙河宽阔的水面,自西北汹涌而下,在距遗址约3公里处环绕东行,一泻
千里。灰河由遗址西4公里处蜿蜒而过,至北舞渡注入沙河。离遗址最近的是泥河,距遗址仅1 公里。泥河源于叶县,在遗址西8公里处流入舞阳县,贯穿全境,在出境处注入澧河
贾湖遗址与贾湖文化
贾湖遗址与贾湖⽂化漯河是⼀个历史悠久的中原⼩城,沙澧⼆河贯穿全境,风景秀丽、⼈物丰美,⾃古以来就是⼈类居住的天堂。
早在8000年前的新⽯器时代,先民就在这⾥定居⽣息。
在原始的⽣存环境⾥却过得很有品味,不但能喝上⾃酿的美酒,还发明了⾻笛,其物质⽂化和精神境界⾮常丰富。
到了东汉时期,这⾥的沙河岸边⼜诞⽣了⼀位著名⼈物。
这就是著名的经学⼤家许慎,他编篡的《说⽂解字》是中国最早的字典,被后世誉为“⽂根字祖”。
可以说《说⽂解字》是后⼈研究包括易经在内中国古代经典⽂化的重要桥梁。
上次在这⾥开成⽴⼤会的时候,省易经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孙⼴建的发⾔中曾经讲过:伏羲⽒在贾湖地区完善了易经先天⼋卦。
会后,我专门搜集了这⽅⾯的资料发现,经有关学者(唐兰先⽣)考证,距今8000年⾄7000年间的贾湖遗址⽂化正是伏羲⽒遗存。
贾湖遗址其实就是⼈⽂初祖伏羲⽒⽣活之地。
贾湖墓葬出⼟了多为⼆,四,六,⼋偶数组合的龟壳,都装有数量不等,颜⾊不⼀的⼩⽯⼦,可能是进⾏龟占的⼯具。
这种龟占⼋卦可能就是伏羲时代的原始⼋卦。
由此可见贾湖遗址出⼟的龟占⼯具和卦象⽂字,为伏羲⽒“画⼋卦,造书契”的传说提供了坚实可信的考古学证据。
贾湖⽂化拉开了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序幕。
也正是在漯河地区的这个考古发现使中华⽂明史由原来的5000千年向前推进了3000千年。
中华民族史成为具有8000年的⽂明历史。
这个考古发现在中华⽂明的起源和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那么,贾湖⽂化有什么特⾊呢,古⽼的先民⼜为什么选中了这块地⽅作为⾃⼰的憩息地呢?今天就借着这个机会给各位做以简单介绍。
贾湖遗址处于东经113°39’。
北纬33°36’。
中⼼区最⾼点海拔76⽶。
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西南1.5公⾥的贾湖村东,沙河与泥河之间的冲积平原上。
这⾥⽓候湿润,河流纵横,⾃古以来便是⼈类⽣息繁衍的理想之地。
遗址附近沙河宽阔的⽔⾯,⾃西北汹涌⽽下,在距遗址约3公⾥处环绕东⾏,⼀泻千⾥。
中国考古史上的发现
中国考古史上的发现
中国考古史上的发现包括:
1. 贾湖骨笛:贾湖遗址出土了一件八孔骨笛,距今八九千年,是迄今
为止中国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而且仍然能吹奏音乐的一件乐器,把中
国乐器史推至八千年前。
2. 凌家滩玉人:安徽含山县城南凌家滩遗址出土一块用整块玉料雕成
的男性站立人像,刻有五千年前的服饰、发式、冠冕、耳饰、项链等。
3. 玉琮王:是中国最古老且最大的玉琮,在和县、潜山龙山、高邮智
城等遗址都有发现,距今五千年左右。
4. 红山文化“中华第一龙”:辽西牛河梁遗址出土的一条用密排管钻
孔法打磨而成的C形玉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专家认为它是原始宗
教的玉礼器,或者是早的龙图腾成员,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5. “殷墟妇好墓”:中国首次发现的在商王室主持下的高级贵族夫妇
的夫妻合葬墓。
从墓室布局到随葬品,无不反映出阶级分化的本质。
其中出土的玉凤和玉龙,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玉器。
此外,中国考古史上还有二里头文化、殷墟甲骨文、“三星堆文化”
等重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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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湖刻符与中华彝族万年文明史
朱琚元(彝族)
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经发掘总面积的二十分之一,发现一批相当于裴李岗文化的屋基、灰坑、陶窖、墓葬,并出土文物数千件。
贾湖遗址的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总体上都在7000一8000年范围内,若按树轮校正数据,则在7500-8800年之间(《河南省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文物》一九八九年第一期)。
出土文物中有三件龟甲各刻有一个符号,一件石器上竖排连接地刻有四个符号。
《发掘简报》指出:“在这些龟甲和随葬品中的骨器、石器上发现的契刻符号,很可能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质,……这批契刻符号的发现,为研究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
贾湖遗址考古成果公布后,不少学者撰文认为,贾湖刻符的发现,为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其中唐建先生在《贾湖遗址新石器时代甲骨契刻符号的重大考古理论意义》一文中提出了肯定的看法:“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甲骨契刻符号的发现及其考古绝对年代的确定,为商代甲骨文的历史源头探索提供了可靠的的证据”,这“不但是到目前为止新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甲骨契刻符号,也是至今我国年代最早的文字或文字前形式。
”从而肯定殷商甲骨文的源头在其前5000多年的裴李岗文化时代,亦即汉文字的起源、发展已有约九千年的历史。
不过,贾湖甲骨契刻符号究竟是文字或只是文字前形式,用汉古文字与之比较进行探讨,目前尚未能得到完整而令人信服的结果。
我于1993年2月专程赴河南郑州,在省文物研究所得以亲睹正在清理、复原中的甲骨、石饰刻符,以及骨器(未见有刻符的含器)、石器、陶器等部分出土实物。
将贾湖遗址甲骨、石饰刻符与彝族传统文字进行比较研究,在彝文中不但全能见到与贾湖刻符形同或形似的文字,而且对竖排契刻于石饰上的四个刻符,用彝文亦可释读出具有完整性的含义,同时贾湖遗址出土的一些文物,在其他民族特别在汉族中已不见踪迹,而在现令彝族地区尚能寻见到与其相同或相似的日常用物。
这种绝非偶然或巧合的现象,亦可证明彝族传统文字与约九千年前的贾湖刻符之间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
文字的创制与使用,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结合近年在彝区调查发现的彝族古老历法十月太阳历与十八月历等古代文化加以佐证,据此可以提出中华彝族具有万年文明史。
彝文何以与贾湖刻符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这有必要首先对彝文作一些概略的介绍。
一、彝族传统文字简介
彝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中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传统文化的民族之一,有自己的语言和起源时代久远,独具特性且发展完善的传统文字即彝文。
彝文首先表现于拥有载体形制多种多样、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文献。
现今尚流传和遗存彝族地区的彝文文献载体形制主要有岩书、布书、皮书、纸书、瓦书、木犊、竹简、骨刻、木刻、金石铭刻、印肇等,其中绝大部分为纸书,根据纸质和极少部分所署的抄写年代,彝文文献多形成于明、清时代。
但不等于说彝文文献都首撰成书于明、清。
除续修的谱牒,部分金石铭刻,以及汉文古籍译作等彝文文献夕卜,绝大部分彝文书籍,特别是彝族毕摩(祭师)传统用于各种祭祀的典籍,是按世代流传下来的内容与格式,从原非纸张为书写原料的典籍上,转而传抄成纸书,即绝大部分彝文文献成书年代远不止于明、清时代。
现存彝文文献,根据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或署有年代可考而较方者,有云南红河州境3000多年前原始岩画组合画面中的彝文岩书、西汉时代的云南昭通彝文铜印(堂琅印)、蜀
汉时期的贵州“妥阿哲纪功碑”、南宋开庆己午年(公元1259年)的“拦龙河碑纪”等。
在彝族历史上,彝文文献从它产生第一部的那时起,与其紧密伴随的即是天灾人祸的无情摧残,其中尤烈者为历来的焚烧,但它毕竟是植根于民族顽强的自我意识之中,终究“野火烧不尽”,在“文革”结束以后,终于得到了人们的公正认识。
目前幸存的彝文产献,除石刻在贵州境内尚存260多块、云南境内尚存700多块外,纸书等类型文献,国内有关部门及国外英、法、美、德等国收藏的数量,据粗略统计,总计约有一万二干余册,据各地初步普查,尚有约五千多册仍存于彝族民间。
彝文文献以其丰富的内容,涉及了彝族古代社会的各方面,客观地反映了彝族社会发展的历史。
由于彝族社会发展史上末曾出现巫史的真正分离,彝文文献多由彝族巫职毕摩世代抄流传下来,且多用于巫事。
因此,彝文文献尚处于以原始宗教为主要表征的多学科融汇于一体,大多没有形成各具鲜明学科特点的专门著作。
综观滇、川、黔、桂四省区现存彝文文献,据其包罗的内容,可归类分为原始宗教类(此类又可分为祭祖、祭奠、祭神、消灾除祸、驱魔送鬼、诅咒盟誓、招魂、祈福、占卜、祭祀神坐图谱等经书);历史、谱碟、神话、哲学、伦理、天文律历、地理、文学、医药、农牧生产、军事、契约、帐簿、通告、译著、文字等十五大类。
彝文文献书写格式为左起直行,多无标点。
其文章风格,诚如杨成志先生在《云南罗罗的巫师及其经书》一文中指出:“罗罗经的语句,多系五言,意义简朴,音韵自然。
且段落分明,毫无错乱。
虽其中有长短句,要之,朗诵起来,也极合着节奏,纯是一种方诗词的上品!……至其字画的方劲和秀丽,更可做我国文字学家的参考品。
拥有诚如上述文献的彝文,属音节表意方块文字,在明、清以来的汉文史志中常被称为“銮字”、“题书”、“罗罗文”、“贝玛文”、“白马文”、“毕摩文”等。
彝文在彝族历史上曾有过统一或约定俗成的通用时期,但随着彝语方言、土语的产生及其与日俱增的差异,作为记录彝语符号的彝文,亦形成了各具方言、地区特色的多流派,有如战国时代的汉字六国文。
不同的彝语六大方言相互通话有困难,掌握不同流派的彝文,相互阅读文献亦不易。
不同方言、地区间彝文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使用的单字多少不一。
常用字与异写字区别不一;同意近音的彝文写法不一;形同音异义不一等。
但这些差异毕竟不是不同文字性质上的差异,所以都具有共同的特性。
彝文字体书写规律与汉字相同,但无谓偏旁和部首,唯将书写的首先着笔的第一笔或第一部分笔划称为主笔。
彝文造字是于不同主笔的不同部位分另咖以不同笔画而形成若干独具形、音、义的单字,彝文主笔最常见的有二十六种;彝文有独体与合体两种,合体字较少,独体字则占百分九十以上,因而笔体较简,二至五划的字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八划以上的字极少;彝文字体富于变化,但有一定的造字规律,首先,彝文亦如汉字“六书”,有少量的象形、指事、会意及大量的通假字。
“通假”不是造字法,是音节表意文字发展到一定的成熟阶段,为适应语言的需要出现的用字法。
彝文通假现象普遍,不但“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而且往往“本有其字”却不辩字义地“依声托事”。
彝文的通假借用,改变了它的表意性,所以严格他说,彝文是表意为主而兼有表音的文字。
彝文合体字少,不似汉字采取形声结构来多产字,而是采用字体结构易位、增添笔划等方法来多产字。
结构易位有上下易位、左右易位;增添笔划则指在已具独立形、音、义的独体字不同部位增添不同的笔划,形成另具形、音、义的字。
彝文再一特点是异写繁多,每字的异写少则二、三个,多则四、五十个。
其因除不同方言、地区书写有差异外,彝文在流传中书写带有随意性而同一字笔划可多可少,甚至可正写反写;再是流传中逐渐发展演化,以致原始字与多个演化字混用。
从这点来讲,往往能从其中看出彝文的原始面貌和其发展演化的一些轨迹。
从总体来看,由于彝族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彝文在野自生自衍等历史原因,彝文的发展和演化速度是了丰常缓慢时。
彝文以其独具的特征表现出了古老的风貌,那它究竟起源于何时?这个问题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