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世界2011年(最终版)

管理世界

2011年1月

1.关于政策咨询研究工作的思考

文章概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发展中心）作为国务院机构序列的直属事业单位，其根本职

能是对涉及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及前瞻性的重大问题进行政策

研究和决策咨询。发展中心机构层次和职能属性的定位，决定了对其咨询研究工作质量、水平、

作用的高要求。否则，“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徒有虚名，当之有愧。要能实现这种高要求的工作目标，涉及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素质提高、财务支持、科研课题管理等诸多方面，本文仅从实际

工作感受的几个侧面作些探讨。

1.要摆正“三者之间的关系”

基于发展中心的职能定位，毋庸置疑，国家相关政策的咨询研究是其根本职责。但是，我们

做政策咨询研究，绝不是孤立的，不能就政策研究政策，而要与学术理论研究、经济社会实践研

究紧密结合起来。三者之间的关系应是有机的统一体，相互支撑，而不是互相排斥。任何事关国

民经济社会发展正确、有效的政策，都必然是基于其所处的经济体制，因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

规律而制定的，并将在实施实践中予以检验。人们总是力求最大限度地把握所制定政策与经济

体制、客观规律等相关要素的一致性，以求得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这一求得“一致性”的过程，实

质上是人们的认知和理论、实践相统一的过程，是实践—理论—实践反复循环不断修正、完善的

过程。理论的指导、实践的检验都是不可或缺的。

2.努力培养、提高三种能力

首先要能够先于大多数人发现重大问题的能力，其次能够抓住和把握事物本质及内在规律的能力，最后要能够提出科学可行且能为领导认可、采纳建议的能力。

3.正确认识事物发展规律,切忌欲速不达

政策实现目标的设定，不可脱离实际，不能只考虑政策实施的有利条件，也要充分考虑业已存在的、且尚在变化中的影响政策实施的不利条件，否则，脱离实际，超越现实条件，必将欲速则不达。现实中，这类动机与效果、政策设计目标与实际执行效果相差甚远的事例不在少数，其根本原因在于对政策实施的不利条件和可能变化的新情况估计不足。这一点无论是对于政策制定者还是政策建议者来说，不应仅仅看作是认知能力、执政水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是否真正对人民、对国家高度负责精神的体现。对一个十几亿人的大国来说，政策之差失，往往“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后患难以估量。

4.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于说真话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同志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简明概括，也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

的中国共产党要始终坚持的思想路线。

2发展战略、休克疗法与经济转型

文章概括

本文构筑了一个两部门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实施“休克疗法”转型后产量大幅下降以及产业结构深度重组的现象给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解释。在转型前，政府采用扭曲性政策扶持重工业部门，新上台的政府试图采用“休克疗法”尽快取消这些扭曲性政策。结果是，失去政策扶持的重工业部门回报率下降，可流动的生产要素从该部门流出，导致其他非流动性的生产要素出现闲置和废弃，最终可能导致总产出下降。我们给出了“休克疗法”以后经济转型的数值模拟例子，结果表明，一个国家在转型之前的经济扭曲程度越高，其产出下降的幅度就越大；而且，在相同的扭曲程度下，相对落后的国家在转型后的经济恢复速度会更快；另外，我们的模型也能预测转型后产业结构的大幅度调整。

3中国内外需求的市场潜力研究

文章概括

本文基于工资方程的市场潜力模型，利用我国省份层面1999~2009 年的样本，经验估计了体现贸易需求的多层次（国际、国内和省份）市场潜力，发现其在东、中、西部存在阶梯型递减的发展趋势，内部总体市场潜力明显高于外部；市场活动的跨国和省际边界效应（市场分割）的相对程度影响内外需均衡格局；国内市场潜力的扩大有利于促进贸易的本土偏向；国际市场潜力则有利于贸易的对外导向。市场化推进有利于贸易本土偏向，纠正地方保护主义下的过渡对外导向；最后研究给出了内外需求双重推进的政策建议。

4财政分权、政府治理结构与县级财政解困

文章概括

本文基于我国2000~2005 年间县级面板数据，从财政自给能力角度出发，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考察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改革在促进我国县级财政解困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研究明财政收支分权在县级财政解困中的作用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财政收入分权水平提高有助于增强县级财政的自给能力，实现县级财政解困；财政支出分权水平提高则会显著加剧县级财政困难程度。2002 年所得税分享制度改革以来，财政收支分权的不对称性作用明显减弱。另外，近年来我国推行的政府治理结构改革，包括撤乡并镇改革和省直管县体制创新，在增强县级财政自给能力和改善财政状况方面并没有取得明显成效，其中省直管县体制创新反而不利于县级财政自给能力的增强。

5股票名称与股票价格非理性联动

文章概括

本文利用中国A股市场中独特的配对股票样本对股票价格间的“非理性联动”现象进行了研究，并探讨了导致这种非理性联动的原因。本文发现：（1）仅名称相似，但没有其他相关性的配对股票收益率之间存在很高的正相关性；（2）比较名称变更前后股票收益率相关性的变化发现，名称变更对股票之间的联动性具有显著影响；（3）与机构投资者相比，个人投资者更容易对名称相似的配对股票产生混淆；另外，投资者情绪变化幅度越大，配对股票之间的联动性越高，说明投资者情绪变化对配对股票之间的联动起到了放大作用；除此以外，对配对股票来说，如果一只股票价格变动反映的是“坏消息”（“好消息”），则该股票收益率对另一只股票的收益率具有更高（低）的解释力，意味着投资者由于损失厌恶而对“坏消息”的反应程度要大于对“好消息”的反应程度。

6证券信息交流家乡偏误及其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来自股票论坛的证据

文章概括

本文选用沪深A股中注册地在四川和辽宁两省的109 家上市公司数据和东方财富网股吧发贴数据，对信息交流中“家乡偏误”的存在性、影响因素及其对资产定价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证券信息交流中存在“家乡偏误”现象，股票论坛中投资者以更大的概率参与本地股票信息的交流；在有限注意作用下，公司基本面、业务本地化程度对信息交流“家乡偏误”产生影响，每股收益对本地交流比例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公司业务的本地化比例对本地交流比例有显著正向影响；信息交流“家乡偏误”对股票价格有显著影响，信息交流的本地投资者比例越大，股票价格越高。

7个体特征、制度性因素与失地农民市民化

文章概括

伴随着城市规模的外延式扩张，出现了大量失地农民，如何在土地城市化过程中顺利推进失地农民市民化，成为我国城市化由粗放式向内涵式转变的重要问题。然而，本文基于浙江富阳、德清和宁波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即使在发达地区，失地农民市民化远滞后于土地城市化，失地农民普遍存在被城市化的感受。为探究其中原因，本文利用方差分析方法，从两个维度对失地农民市民化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论表明，尽管发达地区失地农民获得了丰厚的物质补偿，但失地农民对市民身份的认同度较低，这其中虽与失地农民个体特征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制度性因素，其中，较低的征地过程信息透明度和农用地征转用增值收入分配决策民主化程度是关键因素，缺乏长效的失地后就业安置是重要原因。前者影响了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心里认同，后者制约了失地农民的市民身份归属。两者在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延滞了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