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先秦儒家义利观

浅析先秦儒家义利观

摘要：义利之辨一直是中国哲学史上各家争论的一个重要的辩题，先秦儒家也提出了自己的义利观。虽然儒家主张“见利思义”，但并没有否定“利”的重要性，义对于利来说有一种正当优先性原则。在儒家看来义与利是合一的，只是利应该是正当的利，是合于义的利，儒家的义利观直到今天对我们仍然有着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义利；孔子；孟子

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辩题，自古以来义与利孰轻孰重，是义重于利还是利重于义，还是义利并重一直在中国哲学史上被人们争论不休，这是主要因为义与利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不可避免的话题。“中国历史上在孔子以前很早就有‘义’和‘利’这两个字，‘义’表示人们行为的伦理范畴，‘利’表示人们生活的物质范畴”[1]244。就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儒家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义利观，并且被后世大多数人所接受。

一、儒家义利观的思想根源

在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古代就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争论，比如道家的老子曾经提出过：“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明确表示了要“绝义弃利”。墨子则认为义与利应该是绝对统一的，义与利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的矛盾。朱熹曾经说过：“义利之说，乃儒家第一义”，可见义利观在儒家学说中的重要地位。

“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内容，在《论语》中孔子曾多次提出了“仁”的思想，比如在《论语·泰伯》篇中孔子就说道：“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在《论语》中孔子对“仁”的解释也有很多，比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把“仁”解释为爱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认为孝悌之道乃是“仁”的根本，又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把“仁”释为忠恕之道。既然孔子如此看重“仁”的地位，那么依此来解释儒家的义利观自然就会得出义重于利的结论，因为“仁”与“义”是相关的，儒家重“仁”自然重“义”。“仁是一种精神、境界和情怀，义就是行为的方式，所以他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孟子·离娄上》《告子上》）由于仁是义的根据，而仁又因为是人道的本质规定而成为儒家的第一要义，成为人能够与天道相合的精神特质，所以义这么被儒家看重就毫不奇怪了”[2]25。

二、义利之辨与义的优先性原则

《礼记·中庸》中说：“义者宜也”，“义”可以译做“正义”、“适宜”、“合理”、“恰当”等等，由此“义”就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正当的合理性，而“利”则指的是利益、功利。在这个层面上来理解义和利的关系问题，则义相对于利有一种正当优先性原则，义应该是优先的也必须是优先的。

孔子一生“罕言利”且主张要“见利思义”，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这里孔子并不是要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因为与“利”相对立的是“害”。孔子区分“君子”与“小人”并不是要完全否定

“利”，而是在于君子“惟义是从”，小人“唯利是图”。君子并非不要“利”，而是在君子看来，“义”是高于一切的，义与利相比起来，义应当也必须是优先于利的，义是第一位的，利是第二位的。如在《论语·里仁》篇中孔子说道：“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就是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什么一定可以或者不可以的成见，只是依从与义来行事。在《论语·宪问》篇中：“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下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孔子认为只有见到利益能想到大义，遇到危难能献出生命，相隔很久也不忘记诺言的人才称得上是德才兼备的完人。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他宁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也不愿用违背道义的方式去改变贫穷。可见义与利相比，义在孔子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对“义”同样是崇尚有嘉。孔子关于义与利的论述最著名的当属于和梁惠王的那次对话：“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者；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从这段话可

以清楚地看出“义”是先于“利”的，如果一个国家人人都讲利而不讲义，那么这个国家也就离灭亡不远了。

孔孟的义主利从论，义的优先性原则同样也是有针对性的，也是带有那个时代的特色的。当时国家处于诸侯交战的状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孔子为此而感到忧虑。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孔子特别提倡仁义。所以“从社会根源来说，儒学产生发展于存在着阶级对抗的私有制社会，社会经济关系中存在着对抗，决定了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在那样的社会里，现实社会制度稳定存在，发展的要求，社会的整体利益，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利益。以义的形式表现的所谓社会公利实质上只是统治阶级的私利，而这种利益与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是对抗的。儒家要求以义节利，个人私利服从社会公利，从社会稳定发展的要求来看，是必要的，合理的”[3]327。

三、义利之辨与义利合一

虽然我们说儒家在义利关系中把义看的重于利，但是并不是说儒家就要否定“利”，要“存天理，灭人欲”。“义”与“利”都是人和人类社会生存所必需的，只讲“义”而不讲“利”那么人和人类社会都会失去生存的依据，当然也就没有“义”可言了。相反如果只讲“利”而不讲“义”，那么就会造成物欲横流，社会同样也就不会存在了。儒家从孔子开始就已经开始注重“利”了，在《论语·尧曰》篇中孔子回答子张关于治理国政的问题也提出了“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思想。到了孟子，在富民、养民的问题上则表现了比孔子还要深刻的思想。首先，孟子积极肯定了人皆有物利的需求，认为这种物利的需求

从根本上说是必然的、合理的。“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孟子·尽心下》）既然物利是民众的自然需求，那么当政者就要顺着民众的需求，使他们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认识到人活着就是要有需求的，人们如果没有一定的财用用来保障，就很难形成一种稳定的道德观念，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道德观念，就很容易“放辟邪侈”，违法乱纪，胡作非为，正如孟子自己所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梁惠王上》）

同样荀子也看到了人未有不好利者，义与利乃人之所两有，他说：“国者，巨用之则大，小用之则小。巨用之者，先义而后利；小用之者，先利而后义。”[4]263对于义与利的关系荀子也主张要：“义利兼顾”，“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利欲，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4]712

最后，关于义与利的问题，我们还应当关注其中存在着公利与私利，正当的利与不正当的利的区分问题。

1.公利与私利

关于利的问题，儒家区分了公利和私利的关系，虽然孔子一生“罕言利”，但他对利并不是一概的加以否定，他反对的只是私利，对于公利，国家的利益不但不反对，还积极地支持。公利就是大家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