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活和存在的角度浅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从生活的角度浅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1895年日本学者西周首次使用“哲学”一词来翻译希腊文的philosophia，之后中国学者黄遵宪将“哲学”一词转介到中国使用，在此之前，中国传统的古代典籍中并无“哲学”一词，所以哲与学两个词合成一个词“哲学”使用的历史也就一百来年。

1914年，北京大学设立“中国哲学门”，1919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将“中国哲学门”改为“中国哲学系”，也就在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具有现代意义的第一部哲学史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了，它被认为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之作，该书的作者为胡适之先生。虽在此之前，谢无量也出版过《中国哲学史》,但谢先生所著《中国哲学史》并不被看做第一部中国哲学史。因为他的写法只是机械照搬中国传统学术，给中国传统学术硬贴上“哲学”的标签，并没有什么新意，胡适之先生之后，亦有多位大家编写中国哲学史，如备受人们推崇的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但胡先生与冯先生都是采用西方的哲学理念来裁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正如冯先生所说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

总的看来，所谓“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也仅有一百来年的历史。尽管在过去这一百来年的时间里中国哲学在大学里成为了文科的主要科系之一，并且对中国社会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尤其在当下伴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迅猛上升，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越来越具有影响力，中国人迫切想要有一套民族性的思想文化来消除西方文化尤其以哲学作为支撑的价值理念的优越性，重振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但是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始终都受到质疑。这种质疑不单单是西方学者的，更是中国学者自身的质疑。就拿胡适之先生为例来说明，早期胡适写《中国哲学史大纲》认为中国是有哲学的，后来胡适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胡适在其日记中写道: “过去的哲学只是幼稚的、错误的，或失败了的科学。”“问题可解决的，都解决了。一时不能解决的，如将来有解决的可能，还得靠科学实验的帮助与证实，科学不能解决的，哲学也休想解决。”“故哲学自然消灭，变成普通思想的一部分。”“将来只有一种知识:科学知识。将来只有一种知识思想的方法: 科学实验的方法。将来只有思想家而无哲学家: 他们的思想，已证实的便成为科学的一部分; 未证实的叫做待证的假设。”这意味着他事实上不再认为有所谓“哲学”，更不会有“中国哲学”，这与胡适之先生崇尚科学有莫大的关联。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到底究竟有没有哲学的问题。当谈论一问题时，必须先设有一标准，然后才能用着标准来检验这一问题的真假是非，因而“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出现是以‘哲学’观念的引进和‘西方哲学’作为某种参照和尺度的存在为前提的”。《墨子.天志》曰：“今夫轮人操其规，将以量度天下之圆与不圆也，曰：‘中吾规者，谓之圆；不中吾规者，谓之不圆。’……匠人亦操其矩，将以量度天下之方与不方也，曰：‘中吾方者，谓之方；不中吾方者，谓之不方。’”那么，我们又是否可以或者说应当以“西方哲学”之“规”、“矩”来度量“中国哲学”之“圆”与“方”呢？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存疑的，预先设立了某种标准，而抛开了哲学之为哲学的根本，即哲学究竟关注的是什么，这种做法把“哲学变成了一种凝固不变的、与现实无

关的东西了，成为了一种关于‘器’而不是‘道’的言说，从而失去了存在的开放性、发展的可能性。”

哲学的源头活水在于人的生活和生存。哲学的言说并不是疯子癫狂时的胡言乱语，一切伟大哲学家的立论的出发点都是源于对当下人类生活和生存的关照、审查、反省，以期对有病之社会做出合理的诊断，开出良药，使其痊愈。如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诸侯混战，天下分崩离析，人民处于战争的汪洋大海，面对此等旷世灾难，不同的哲学家提出了不同的治世方式，以求解决面对的生存困境。孔子面对此乱世，提出了“正名”思想，在孔子看来，若使君臣夫子皆如其名，皆尽其道，则天下有道矣，简单的说就是使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做好名分所对应之事，则天下可治也。而老子则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思想，对统治阶层残酷的掠夺本性进行抨击，他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希望构建一种新的政治模式，来结束动荡的岁月。中国哲学家如此，西方哲学家亦如此。漫长黑暗的中世纪对人性极度的摧残，最终引致了响彻欧洲的启蒙运动，人们开始用理性来对抗权威，用此岸的幸福取代彼岸的幸福，用感官的享受来抵制纯粹的精神陶醉。十八以及十九世纪都是理性高扬的时代，伟大的哲学家都试图用理性构建自己的理论大厦，如康德，黑格尔。与此同时科学取得了飞速发展，人们沉浸在理性的欢愉之中，但理性潜在的危险却还未充分显露，而预示着新的哲学时代到临的哲学家已经开始对理性大加挞伐，如叔本华，尼采。

从上面的论述大致可以认为，哲学的源头活水并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模式，而是哲学家对所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生活和生存的觉知，而生活处于流变之中，相应哲学也相此而变更，这就说明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哲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没有某种区别于其它学科的规定性。哲学的规定性并不是外在的形式，如言说方式的系统化、体系化，哲学之为哲学的规定性就是哲学就是形而上学，然而哲学言说形而上的存在者，其目的在于解释形而下者何以可能的问题。但哲学形而上者的概念并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源自哲学家对其时代生活的觉知。因而哲学作为一门学术，既有其确定性的一面，又有其流变的一面。可以说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要说有固定的东西，那只能是生活。

中国哲学要想开出新枝，不是遵循什么固有的模式，而是要回到生活，对当下生活做出透彻的，创新的解释，自然而然可消除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