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文化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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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文化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原文出处】管子学刊
【原刊地名】淄博
【原刊期号】200501
【原刊页号】111～122,127
【分 类 号】K21
【分 类 名】先秦、秦汉史
【复印期号】200504
【作 者】宣兆琦/张玉书
【作者简介】宣兆琦，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教授。（山东　淄博　255049）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从齐文化研究的回顾、齐文化综合研究、稷下学研究、管子学研究、晏子学研究、齐国军事思想研究、齐国经济管理思想研究、齐国科技思想研究、齐国法治思想研究、齐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比较研究等方面，对新时期的齐文化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述。继之，本文从齐文化向比较研究发展、向文献的重新整理和研究发展、向多学科协同研究发展、向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发展、向从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古代文化发展史的角度审视发展、向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发展等六方面做出了对未来齐文化研究趋势的基本判断。
【关 键 词】齐文化/研究/现状/发展趋势
【正 文】

齐文化作为独立的地域文化登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殿堂，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是经过了一个长期的过程的。过去很长历史时期内，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往往把齐文化与鲁文化合谈，称之为“齐鲁文化”；或与燕文化并论，称之为“燕齐文化”，而不将其作为独立的地域文化视之。随着中国传统地域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齐文化的鲜明特色逐渐显露出来，它与鲁文化、燕文化甚至于其他地域文化固然不乏相近、相通之处，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共性，却又有着属于它自己的、明显的、同样不容抹杀的个性。忽视这种个性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也有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辉煌。曾任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长的苗枫林同志在1988年就说：“山东号称‘齐鲁之邦’，是因为山东既有齐文化又有鲁文化。齐文化有齐文化的特色，鲁文化有鲁文化的特色。能不能这样说，比较而言，齐文化更尚法治，鲁文化——儒学更尚礼治。东齐、西鲁的合璧、交融构成了齐鲁文化，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璀璨的明珠。无论鲁文化，还是齐文化，都对中原文化乃至
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有着重大贡献，即使是鲁文化，也深受齐文化的影响。”[1]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认为：“齐学鲁学各有千秋，乃后来先秦诸子之根源，百家争鸣之先导也。”[2]还说，中国人是炎黄

子孙，鲁国属于黄帝系统的文化，也就是宗周那个系统，讲道德、讲礼仪，从周公到孔子，这个系统传承了下来。齐国则是炎、黄系统的综合体。他说：“齐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要深入地、多方面地发掘。它源远流长，内涵非常丰富，道家、法家、兵家、农家、名家……没有这个综合的文化体系，中国文化就单薄了。”[3]季羡林先生说：“专就山东一省的文化而论，过去笼统称之为齐鲁文化，实则齐文化和鲁文化并不完全是一码事。”[4]张岱年先生更说：“齐文化既与鲁文化不同，又与三晋、荆楚文化不同。”[5]

总之，齐文化作为独立的地域文化系统和专门学科，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重视，不长时间当中，形成了深入研究的热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初步改变了齐文化研究长期落后于鲁文化研究的局面。
一、齐文化研究的现状

齐文化，作为先秦时期中国地域文化之一，从其形成之日起，就受到人们的关注，对她的研究不曾间断，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形成波澜壮阔的研究形势。当我们要对齐文化的研究现状进行叙述的时候，也不能不对改革开放前的情形做一简略的、挂一漏万的审视，以对研究现状有一个更为充分的估计和认识。
（一）齐文化研究的回顾
1.改革开放前的齐文化研究

应该说，齐文化研究是与齐文化的形成同步的，周公旦对姜太公“举贤尚功”治国策略的评论以及对姜太公诛杀狂矞、华士的批评态度（《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当然是不同主张、不同思想的对立，也是不同文化的碰撞，也可以看作是周公对齐文化的研究。齐桓公的女儿、晋国公子也就是后来的晋文公重耳的夫人姜氏劝重耳返国时曾说：“昔管敬仲有言，小妾闻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从怀如流，民之下也。见怀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从怀如流，去威远矣，故谓之下。其在辟也，吾从中也。《郑诗》之言，吾其从之。’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纪纲齐国，裨辅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弃之，不亦难乎？”（《国语·晋语四》）这既可以看作是最早对《管子》的研究，也可以说是对齐文化的研究。自此
而下，先秦诸子几乎都对齐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到了汉代，司马迁、董仲舒、班固、刘向、郑玄等都在齐文化研究上卓有成效。汉代以后，对齐文化研究进入低谷，明代以前，除唐代的尹知章（又说是房玄龄）对《管子》所作的注释值得称道外，几乎没什么研究成果可言。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乾嘉以后，情况略有好转，齐文化典籍得到不同

程度的整理，赵用贤、刘绩、杨忱、王念孙父子、孙星衍、戴望等，均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但也仅限于此，真正意义上的研究专著、专文也非常罕见。

20世纪以后，情况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许多大师级的学者在齐文化研究上做出了奠基工作，齐文化研究的成果也大量涌现出来。据统计，从1900年至1979年，共发表论文447篇，其中，以梁启超的《管子传》、罗根泽的《管子探源》等影响最为深远。而专著虽只几十种，但其在齐文化研究史上的地位却不容忽视，其中石一参的《管子今诠》、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之《稷下通考》、吴则虞的《晏子春秋集释》、郭沫若的《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特别是郭沫若等人的《管子集校》，可视之为齐文化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著作。

另外，随着文化遗址的挖掘和田野文物资料的出土，如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孙膑兵法》竹简的发现，临淄齐故城的勘探和殉马坑的发现等，不仅为齐文化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丰富了齐文化研究的内容，同时也推动了齐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这一时期的齐文化研究相对于其他文化、特别是鲁文化研究，还是呈现出落后的状态，而且也并非将齐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地域文化体系进行研究，但却为齐文化成为独立体系和专门学科、为齐文化研究高潮的到来准备了条件。
2.改革开放后的齐文化研究

将齐文化作为独立的地域文化体系进行专门的、大规模的深入研究，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得到进一步的解放。禁锢少了，看问题的方式、方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齐文化中那种崇尚变革、发展、图强的精神和强国富民的策略，都与时代脉搏的跳动相协调，给人们以很深的触动和启迪。社会的进步需要文化的滋养，而文化的发展需要社会的召唤和支持。在这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代，齐文化研究得到了新的活力，迎来了齐文化研究的高潮和研究成果的大丰收
。
回顾改革开放二十几年的齐文化研究走过的里程，大体可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1982年10月在淄博召开的“稷下学讨论会”为标志。

应该说，新时期齐文化研究航船的起锚，是由对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稷下学开始的。1981年有三篇研究稷下学宫的文章先后发表。一篇是王德敏、周立升两人合写的《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一篇是胡家聪的《稷下学宫史钩沉》，一篇是孙培青的《学术自由的稷下学宫》。

三篇文章的发表，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稷下学成为热门话

题，很多专家、学者认为有对其进行深入探讨的必要。于是，由山东省中国哲学史学会主办，1982年10月在山东淄博召开了“稷下学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位学者对稷下学宫及稷下学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会后，《齐鲁学刊》开辟《稷下学研究》专栏，分三期发表了这次会议的主要成果。这不仅宣告了稷下学研究正式拉开帷幕，也标志着齐文化研究迈开了新的步伐。

第二阶段：以1986年10月在淄博召开的“首届全国《管子》学术讨论会”和1987年《管子学刊》创刊为标志。

继“稷下学讨论会”后，与稷下学相关的许多齐文化问题被提到日程上为专家、学者所研究、探讨，而可以作为齐文化代表的《管子》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特别是1981年赵守正《管子注释》的出版发行，更进一步推动了《管子》研究的发展。
1986年10月，由山东淄博市社科联主持召开了“首届全国《管子》学术讨论会”。

这次会议，吸引了国内研究《管子》的专家、学者以及齐文化研究爱好者百余人，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就《管子》这部巨著的若干内容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大会共收到论文40余篇，专著手稿一部。会后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管子研究》第一辑。

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专家、学者从促进齐文化研究的角度，呼吁尽快建立齐文化研究的阵地——创办一个专门研究齐文化的刊物。当时，出席会议向大会表示支持、祝贺的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长苗枫林同志和淄博市委书记赵志浩同志，深感齐文化研究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大作用，现场拍板表态，立即着手在淄博创办刊物，受到与会人员的热烈欢迎，认为此举是有利当前、影响未来的高瞻远瞩
的举措。经过近一年的筹备，在全国许多著名专家、学者的支持下，1987年8月，一份专门研究齐文化的、公开发行的、由周谷城先生题名的《管子学刊》诞生了。在学刊的创刊号上，发表了周谷城、杨向奎、张岱年、巫宝三、胡家聪、李学勤、周乾濚等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撰写的文章。这标志着我国的齐文化研究走上了快车道。

第三阶段：以1988年齐文化研究所成立和1989年10月在淄博召开的“《管子》与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为标志。

《管子学刊》的出版发行，带动促进了齐文化的研究，齐文化的重要性不仅被专家、学者所认识，也被各级领导所认识。当时地处齐文化发祥地的淄博师专，也是当时淄博唯一的高校，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于是，经山东省教委和编委批准，于1988年创建了山东省第

一个齐文化研究机构——齐文化研究所。接着，临淄区人民政府也集中了一批齐文化爱好者，批准成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临淄齐文化研究社。

由于齐文化研究被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学术氛围越来越浓，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学术队伍逐渐形成，学术成果大量涌现，影响已传布海外。在此基础上，由山东社科院、淄博市社科联、齐鲁石化公司、山东考古所、临淄区人民政府联合，于1989年10月在齐鲁石化公司召开了“《管子》与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

这次会议有国内外105人参加，收到专著7部，论文85篇。所收论文会后以50多篇编成《〈管子〉与齐文化》一书，其余则陆续在《管子学刊》发表。
由于这次会议盛况空前，学术气氛浓厚，成果丰富，影响巨大，把齐文化研究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第四阶段：以1990年组织编撰《齐文化丛书》为标志。

“《管子》与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后，齐文化研究真正形成了高潮，凡有关齐文化的领域几乎都有人进行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除《管子学刊》专门刊登研究成果，不少中文刊物也相继开设齐文化研究专栏。鉴于分散的、个案研究遍地开花，不少专家认为将齐文化进行有组织、大规模、阶段性、总结式、全面系统的研究非常必要，时机也已经成熟。在此情况下，经当时淄博师专齐文化研究所动议编撰一部包括齐文化典籍整理、研究资料收集、全面反映当代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大型丛书——《齐文化丛书》，得到
淄博市委、市政府和山东出版总社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并被列为山东省“八五”重点古籍整理规划项目，国家“八五”重点图书和重点出版计划。《丛书》从1990年论证立项，经过全国近百名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于1997年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这套《丛书》既是齐文化研究的阶段性总结，也是对齐文化研究队伍的一次大检阅；既是过去研究成果的反映，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齐文化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这套《丛书》的出版，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评论、推介的文章见诸于各大报刊，获得山东省当年“五个一”工程奖。可以说，齐文化研究地地道道的火了起来，《丛书》的出版发行就是重要标志。

在这一阶段，1992年8月，山东省社科联、山东社科院、淄博市社科联还共同发起组织了一次“海峡两岸齐文化学术讨论会”，两岸三地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收到专著9部，大会交流的论文67篇，主要就齐文化、管子学、稷下学等进行了深入讨论。这次会议的论文会后结集为《齐文化

纵论》，由华龄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

同时，为了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和更深厚的文化底蕴上透析齐文化，山东省孔子学会和淄博市社科联在1996年9月共同组织举办了“《春秋》经传国际学术讨论会”。包括港、台在内的全国各地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与来自日本、美国、德国、以色列等国的汉学家一起，就《春秋》以及三传、齐学、鲁学等问题进行了学术研讨和交流。大会收到的60余篇论文，会后以《管子学刊》增刊的形式发表。这次会议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
第五阶段：以齐文化研究院成立和山东省齐文化研究基地挂牌为标志。

随着齐文化和传统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原齐文化研究所已不能适应齐文化研究的新形势，于是，山东理工大学（原淄博学院）在淄博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将齐文化研究所和《管子学刊》编辑部合并，于1999年11月组建了“齐文化研究院”。同时，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为推动齐文化研究的发展，加大齐文化研究力度，又决定将“齐文化研究基地”挂靠在山东理工大学。

齐文化研究院的成立和山东省齐文化研究基地的挂牌，是齐文化研究的一个崭新阶段，在山东理工大学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各研究项目正在进行
，研究领域不断扩大，新的研究成果——专著、论文、丛书不断问世。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临淄的齐文化研究社在临淄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也举办了大大小小的学术研讨会，结集出版了一系列论文集，为齐文化研究推其波而助其澜，作出了很大贡献。
（二）研究现状概述
1.综合研究

近年来，齐文化的综合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大批论文相继发表，专著不断出版发行。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稍微长一点，就会发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齐文化综合研究的专著令人眼花缭乱。其中李新泰主编的《齐文化大观》、王阁森、唐致卿主编的《齐国史》、王志民编著的《齐文化概论》和《齐文化论稿》、宣兆琦等主编的《齐国史话》、徐树梓主编的《先秦齐国经济管理思想》等较有代表。当然，集大成之作仍然是《齐文化丛书》。它含书44种，装成22册，1100余万字，不仅是第一部全面、系统深入研究齐文化的系列著作集成，而且也是我国地域文化研究的鸿篇巨制。而近几年，宣兆琦编著的《齐文化通论》和《齐文化发展史》两部则特别引人注目。关于《齐文化通论》，刘蔚华在此书的《序》中说：“通观全书，不难发现，它最突出的特点是使齐文化研究在系统化、系列化与综合化的行程中，又向前跨进了一步……这

无疑是对跨世纪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献上的一份厚礼。”《齐文化发展史》也属于填补空白的作品。
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主要就以下问题进行了讨论：

(1)齐文化的概念。研究齐文化，对齐文化的概念进行界定，当然是应有之意，特别是在初期阶段更是如此。但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观点也不尽一致。有学者认为，“齐文化指先秦齐国的文化”[6]；也有学者认为，“齐文化是齐国和齐人在特定历史阶段创造的且有自身鲜明特征的考古学文化”[7]；还有学者将齐文化划分为广义和狭义，“狭义的齐文化，是指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范围内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广义的齐文化，是指齐鲁大地上，除鲁地文化之外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遗产的总和，时间上是指从古至近代的一切文化遗产”[8]。对齐文化的定义，有的过于狭窄，有的又过于宽泛，所以有的学者又将齐文化概括为“齐地齐人一组组共同体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在历史过程中累积的一切生产、生活样式，行为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伦理道德
，赖以创生的思想、情感、观念、知识、科学、技术等，以及蕴藏着文化信息的人工制品的总和。齐文化形成于西周初叶的封邦建国，与鲁文化等融合于西汉前期的独尊儒术。它既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要源头，又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9]。对于齐文化的概念虽观点不同，但是，齐文化有其自身的特色，应独立于其他地域文化之外或说与其他地域文化并驾齐驱，则为学界所共识。

(2)齐文化的源流。搞清楚齐文化的源流，可以对齐文化的来源、根基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特点有更明确的认识。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齐文化深厚、博大，他的形成，一言以蔽之，是百川汇海的融合，是各种文化的多元复合体。从主要的方面讲，它与东夷文化、姜炎文化、商文化和周文化有直接的渊源关系”[10]，认为齐文化的来源有四。也有的学者认为，“从考古学意义上分析，齐文化主要是由三个来源，三个部分组成的，即太公望在成王三年分封到临淄周围地区建立齐国时伴随大规模的部落殖民所带来的、起源于泾河渭河流域的周文化（在齐文化中居于相对主导地位）；在殷商时期（约公元前13世纪——公元前11世纪中），从中原地区逐渐向东发展的、通过部落殖民带来的商文化；土著夷文化系统中的少昊氏一支夷文化”，“齐文化是以海岱文化为起点的”[11]。还有的学者从文化圈的理论出发，认为我国古代有东、西两大文化圈，而齐文化

就源于这两个文化圈[12]。
齐文化来源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在《齐国史》、《齐文化概论》、《齐文化通论》等专著中也有反映。

齐文化的上限，学术界基本认同于姜太公封齐建国，而下限则见仁见智。有学者认为，齐文化“不仅存在于先秦，而且延续到西汉”[13]。有的学者说，齐文化“作为集中的文化表现，则是终汉而止的”[14]。这里的“汉”究竟是东汉还是西汉，不是很清楚，但作者既不明确东、西，而是笼统说“汉”，则当是东汉，与前之西汉观点不同。而有的学者则将齐文化的下限更往后推至魏晋时代，认为“齐文化即齐学，齐学源于殷周时期的巫史之学，历春秋、战国、秦汉，到魏晋结束”[15]。

(3)齐文化的主要内容。齐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由于对文化现象的认知和理解不同，对齐文化来源有不同的分析，所以对齐文化究竟应该包括哪些主要内容，也就存在不同的观点。

有学
者认为，齐学就是齐文化，而齐学源于殷周时期的巫史之学，春秋以前，齐学形成了道家传统。战国时道术分裂为黄老道家、阴阳家和神仙家三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学派，稷下先生在此基础上综合儒、墨、名、法各派汇成齐学。汉初，齐学又以黄老之学的形式在全国取得统治地位，齐学中的神仙方术则被分离出来。汉武帝独尊儒术，黄老之学被黜，而与神仙方术结合演变而为道教[16]。有的学者则认为法术权势相结合为特征的齐法家学说是齐文化的主要内容[17]。有的学者认为管仲思想和《管子》书是齐学和齐文化的代表，只要搞清楚了《管子》一书的丰富思想内容、历史文化背景，那么，管仲的思想、田齐改革的理论以及稷下学也就很自然地理清了。因此，研究齐学、齐文化，只要抓住《管子》的研究，才算是抓住了研究齐文化的牛鼻子[18]。因为齐学中有起自太公、传至孙武、孙膑、司马穰苴等人的光辉军事思想，所以，有的学者认为齐文化应以这块“压轴的瑰宝”为主要内容[19]。

以上各人都坚持一说，而有的学者则综合各家，认为齐文化有几个传统。一是《管子》的传统。由于管仲学派在不同时期受到不同的影响，特别是后来受到黄老道家的影响，使之形成了以经世之法与黄老道术结合为显著特征的学派。二是兵家传统。从银雀山汉墓中发现墓主收集孙武、孙膑、尉缭、太公、穰苴等兵书看，齐国的兵学传统源远流长，直至汉初尚未熄灭。第三则是儒家传统。儒家在齐文化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传《春秋》的《公羊传》就是始于齐人公羊高，以后子孙世代口授，到汉景帝时，公羊寿和另

一齐人胡毋子都著之于竹帛。因其以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为特点，后人将这一派称之为齐学，与以记录史实为特征的被称为鲁学的《左传》、《谷梁传》平分秋色（注：详见李学勤先生的《多采的古代地区文化》，祝贺《齐文化专号》，《文史知识》，1989年第3期。）。
(4)齐文化的基本特征

关于齐文化的基本特征，学术界也存在不同的观点。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本来具有封闭性的特点，然而，齐文化作为濒海工商型文化，却具有很大的开放性特点。这种开放性文化的成因，在于齐国的商业型传统、比较开明的政治、沿海的地域条件以及齐国的开放经济造就了一批具有民主色彩的统治者。与此相反，有的学者认为，齐国文化具有沿海工商文化与内陆农业文化吻合的重合边缘文化趋向，并把齐文化与鲁文化作为自古以来形
成的统一文化体系进行考察，进一步认为，齐鲁文化的基本特征表现为明显的正统性、传承性、稳固性和辐射性[20]。

有学者认为，齐文化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崇物利、卑义礼；尚变革，恶守常；重兼容，轻一统[21]。有的学者认为，齐文化的特点首先在于它的务实性，其次在于它的开放性，其三表现为齐国少思想禁锢、少权力干预、文化政策开明的自由性[22]。有的学者认为，齐文化的特点由大、小两个系统构成，一是开放性、兼容性、早熟性、务实性构成的大系统，二是义利并重、法教并重、富民与富国并重、优惠工商与控制工商并重等构成的小系统[23]。还有其他一些说法。

由以上的不同观点可以发现，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总结归纳，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没有正误之分，只有或宽或狭、或全或缺、或准或偏的区别，都是齐文化所具有的。
另外，近年对营丘地望和对“齐”字的解释也成为很多研究者关注的热点。
2.稷下学研究

上面说过，新时期对齐文化的研究，是从稷下学研究开始的，因为稷下学是齐文化中最为光辉的组成部分，所以，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二十几年来，研究热潮经久不衰，取得了巨大成绩。这时期出版的专著有刘蔚华、苗润田著的《稷下学史》，赵蔚芝编的《稷下学宫资料汇编》，张秉楠著的《稷下学钩沉》，胡家聪的《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等几部。这时期发表的论文，粗略统计不下150篇。总起来看，学者们围绕以下几个主要问题进行了研究：

(1)稷下学宫的地址。关于稷下学宫位于临淄城稷门之外的说法，学者们并无疑义，分歧在于稷门究竟是城南门还是西门。有学者认为，稷门应是城南门，理由

是稷山正好位于临淄旧城正南略偏[24]。有的学者认为应该是城西门，因为“西门濒临系水，附近有申池，在此设置学宫，有水池园囿，比较符合学宫古制；而此地之学宫遗址，又为《齐地记》所证实”[25]。但是，西门并非一座，哪一座是稷门？于是稷下学位于哪里还是出现不同观点。有的学者说稷门是小城西南的首门，有的学者则认为稷门不是面对稷山的齐都小城的南门，也不是小城的西门，而是大城两座西门中偏北的一座。他们认为，稷门并非因其面对稷山而得名，而是因为通往“棘邑”而得名。古代的“棘”、“稷”读音相近，可以互借。而“棘邑”或“棘里”正在临淄的西北
方向[26]。这个说法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

(2)稷下学宫的性质。稷下学宫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学术界也存在几种说法。有学者说：“稷下学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社会科学院。在战国时代，它是独一无二的；如果下限到辛亥革命为止，它还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它与秦汉以来的太学、国子监大不相同，它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学术机构，是兼收并蓄与百家争鸣相统一的学术机构”[27]，着重强调了稷下学宫的学术性质。有学者认为，稷下学士的活动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著书立说也是适应现实的政治需要。并从田齐灭亡的历史发展的角度解释其政治性质被学术性质淹没的原因[28]。有的学者在认同“稷下先生参与政治是第一要务”的同时，又进一步认为稷下学宫是一个官办的大学府，其规模不亚于今天的大学，因而落脚于它的教育性质[29]。有的学者不同意稷下学宫性质的单一说，认为稷下学宫呈现出了多重性质，它不仅是学术研究机构，又是齐国君主的“智囊机构”、“咨询机构”，还是培养人才的场所和文化交流中心[30]。

(3)稷下学宫的主要人物和学术流派。稷下学宫从创办到结束，几乎与田齐政权相始终，达140年左右，来稷下游学的学士最多时有一千余人。有学者认为，迄今可考的共19人[31]，有的学者认为更多，有近30人[32]。对孟子是否为稷下先生，学术界有两种对立的看法，桓宽在《盐铁论》中认为孟子是稷下先生，而近代的钱穆则认为不是。近年大部分学者认为应把孟子列为稷下先生。但也有学者认为“孟子在主观上把自己同稷下先生作了严格区分”，“孟子的行为同稷下先生恰成鲜明的对照，足见他不与稷下先生为类，他不属于稷下先生是很明显的”[33]。

稷下学宫人数众多，学派也很复杂，根据《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其中有儒家，有道家，有阴阳家，有法家，有名家，有小说家。有学者

认为，按照宋钘的理论实践，他应该归入墨家，从《庄子·天下篇》宋、尹并提来看，他可能向名家转化，并说班固没有归类的淳于髡应该归入杂家[34]。

随着把宋钘归入墨家而来的问题就是稷下学宫中有否墨家。有的学者持分析态度，认为“早期墨者不可能参与稷下学宫”，“少数北方墨者有可能进入稷下”，“后期墨者是否跻身稷下？不能一概而论”[35]。

对于荀子是否为儒家，也有学者提出疑义，认为荀子的思想学说“与正
宗儒家大相径庭，其历史命运也不能与孔孟相比类”，而认为“荀子本人当是战国末期黄老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和学术领袖”[36]。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说稷下学宫著名稷下先生有76人，现在可考的不足二分之一，甚至才四分之一，由于资料的散佚，其中多人的学说也支离破碎，因而，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4)稷下黄老学研究。过去，研究黄老学的学者很少，论著鲜见。近年来，随着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出土，黄老学研究成为热门，专著不断出版，论文大量发表。据陈鼓应统计，祖国大陆通论性的著作就有吴光的《黄老之学通论》，余明光的《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台湾有陈丽桂关于战国及秦汉黄老之学的两部著作[37]，以后又有丁原明的《黄老学论纲》等，都涉及到稷下学。直接与稷下学联系的则有胡家聪的《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白奚的《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等等。至于论文，更是数不胜数，《管子学刊》、《道家文化研究》等刊物经常发表这方面的论文。

有学者认为，黄老学有两个发源中心，一是楚国，二是齐国。“就齐国来说，它统摄了田骈、接子为代表的道之一术派，慎到及《管子·法法》诸篇的道、法派，以及《管子·心术》四篇所代表的道之正和派（或称综合派）。这三系道家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系统，并各以历时态存在形式显示了稷下黄老学的进展。”[38]明确认为稷下学中有黄老之学。有的学者更进一步，不仅说《管子》书中《心术》四篇属于黄老学作品，其他反映黄老思想的篇章还有很多，还干脆认为帛书《黄帝四经》就著于稷下[39]。当然对此也有不同看法，“唐兰先生主张出自郑国，更多的学者如吴光先生等认为出自楚国，还有的学者主张作于越国”，同意出自齐国稷下的还有陈鼓应[40]。

关于《管子·心术》四篇的作者问题，也是其中争论较大的问题，有人认为是田骈、慎到，有人则持怀疑态度。有学者说：“至于有人认为《管子》中的《心术》等四篇为田骈、慎到之遗著，或以为《黄

老帛书》也出于田骈之手，恐怕难以确信。”[41]
除以上研究外，对稷下人物、思想、学派以及作用、影响的研究也非常集中。
3.管子学研究

进入新时期以后，管子学研究进入高峰期。几次大型学术讨论会的召开，《管子学刊》
的创办，研究机构的建立，都推动管子学研究向纵深发展。因此，出现的成果也令人振奋。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有赵守正的《管子通解》，巫宝三的《管子经济思想研究》，王秀珠等的《管子经略思想研究》，胡家聪的《管子新探》，台湾徐汉昌的《管子思想研究》等。论文集有《管子研究》和《〈管子〉与齐文化》等。至于论文至少有几百篇。研究探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管子》的作者和成书时代以及管仲与《管子》的关系。对于此问题，学术界依然未形成统一的看法，概括起来大体有这样几种。一是部分遗著说。这些学者认为罗根泽在《管子探源》中说书中无管仲著作的考证不可全信，郭沫若的考证也缺乏根据[42]。有学者认为《管子》书中《牧民》等26篇为管仲自著，《立政》等18篇记载了管仲的思想和事迹[43]。有的学者为证明《管子·经言》各篇为管仲自著，不遗余力，从内容、文体，甚至句式、用韵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注：见《管子学刊》中几期李曦的几篇考证文章。）。与此针锋相对的则有胡家聪的《〈经言〉作于战国考辨——驳〈管仲遗著考〉》（注：见《管子学刊》1997年创刊号等几期，又可参看其《管子新探》等著作。）等，认为《管子》成于战国时期，不是管仲的著作，而是田齐变法的产物。为此展开了学术交锋。现在虽表面偃旗息鼓，而不同意见还是存在的。

有学者认为《管子》虽不是管仲自著，却是管仲学派的著作。有的说：《管子》一书“我们认为是战国时代齐国推崇管仲的学者的著作的汇集”，这些学者“可以称为管子学派”，而且是“战国时代齐国法家的一派”[44]。

有的学者承认《管子》书中有稷下学者的文章，但不同意稷下论文集或稷下丛书、学报之类的说法，同时认为其中有管仲的遗著。他们说：“由于《管子》一书的作者、时代问题较为复杂，书中各篇的时代早晚相差很大，既有春秋时代的文字、管仲的遗说，又有战国及秦汉间的文章，不能认为它就是稷下学者的论文集或稷下学报。”[45]
另外，有学者则认为《管子》是由管仲遗著、管仲学派的著作和稷下学士的论著三部分构成。
与作者问题相联系，《管子》成书的时间也有不同观点，其中认为晚至汉代的有赵守正[46]。

(2)《管子》内容的

研究。《管子》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加之管仲本人又是著名宰相，功业显赫
，书中反映了他的部分言行和思想，因此，近年来对《管子》书各种思想内容都有人进行研究。

最突出的是对《管子》经济思想进行的研究，大到全部经济活动和思想，小到货币思想、市场思想、管理思想、对外贸易、消费思想等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最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研究中，都能挖掘其对现代物质文明建设的借鉴意义。这方面的主要成果除上面提到的几部专著和经常见诸报刊的论文外，特别要提到徐树梓主编的、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先秦齐国经济管理思想》以及由宋玉顺主编的、齐鲁书社出版的《齐文化与现代化》两书。

其次是对《管子》改革创新的研究。不论《管子》成书于什么时代，它反映了春秋时代桓管富国强兵的改革创新的精神和做法则是为学界所公认的，因此，研究其改革创新的具体措施及其效果，不仅能反映齐文化中尚利、务实的品质，也能反映其不拘成法、积极向上的特点，还能给现代人以启迪。《管子》中反映的改革创新是多方面的，如土地制度的改革、税收的改革、行政制度的改革、工商管理的改革、军事制度的改革等等。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改革，才使齐国民富国强，取得“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首霸春秋的业绩。这方面的主要成果除报刊刊登的文章外，比较集中的还有《〈管子〉与齐文化》和《齐文化纵论》两本论文集。

第三是《管子》的哲学思想。有学者认为：“《管子》中的哲学思想，道家的思想最为浓厚，它不但发扬了老子的学说，而且还杂以别家的见解，把中国周、秦以来的哲学思想，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它强调“道”“是宇宙间最初的、虚而无形的、无可比拟的动力或自然法则（规律）”，所以“它的哲学思想仍然以为法则是第一位的，物质是第二性的，基本上还是唯心主义的。”却又从《管子》的精气说出发认为其哲学思想有唯物主义因素[47]。还有的学者认为，《管子》是以水、地为万物本原的，这“既不同于老子、庄子所主张的道或庄子后学所主张的天，也不同于《易传》中以太极为世界本原的观点”[48]成为独特的哲学思想。但是，作为《管子》哲学思想的研究，还应该是围绕精气说展开的争鸣性讨论。

第四是《管子》的军事思想研究。管子虽是经略家，但《管子》中的军事思想还是非常丰富的，除《七法》、《幼官》、《兵法》、《地图》、《制分》集中讨论军事问题外，其他篇章也多有

论述。有学者认为“是继《孙子》之后，在中国古代军事科学园地里开放出的又一朵绚丽之花”，它“重视战争，但又主张不要轻易发动战争”，因为它“已经认识到战争在性质上有‘义’和‘不义’之分”。《管子》强调强兵，但首先要富国，做到“财盖天下”，还要重视武器装备的建设以及对士兵进行教育训练等[49]。也有的学者认为《管子》中的军事思想不是管仲的遗著，它的“主要内容当产生于战国中期以后，是齐国兵学晚期的代表性重要文献之一，反映了当时的思想特色”[50]。还有的学者探讨了《管子》的用兵规律：先衡量计算敌我双方的条件，权衡利弊以及设虚实、熟地形、顺天时等[51]。
总之，《管子》的军事思想被很多专家学者，特别是军事领域的专家学者所重视。
4.晏子学研究

晏婴是管仲以后齐国出现的另一个贤相，《晏子春秋》是齐文化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晏婴及《晏子春秋》的研究也成为齐文化研究中的热点，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校释典籍方面的诸多著作中，当首推骈宇骞的《晏子春秋校释》。徐树梓主编的《晏子研究》一书，是集中研究晏婴及《晏子春秋》的论文集，对晏婴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民本思想、军事思想以及和同思想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作为研究《晏子春秋》的论文集，还有王振民主编的《晏子春秋文集》等。《管子学刊》还开辟了“晏子研究”专栏，不断有研究晏子的论文发表，晏子的形象、晏婴与齐景公的关系以及《晏子春秋》的主要内容，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特别值得提到的是香港学者郑良树先生《论〈晏子春秋〉的编写及成书过程》（注：《管子学刊》2000年第1、2期。）所作的研究，以其详实的考索、合理的论证，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其他研究情况不再一一介绍。这里主要介绍一下“晏子学”的提出。

“晏子学”的提法，过去不见，初见于宣兆琦的《齐文化发展史》。该书认为：《晏子春秋》“以晏婴言行为依据……与其把《晏子春秋》说成历史散文、小说等，倒不如将其看作一部独具特色的先秦子书更为恰当”。该书进一步认为：“（晏婴）作为齐相，面对的是经邦治国理民的实际问题，他的谋略、举措由是出，思想、学说亦是生。国计民生的复杂性，自然导致了其思想学说内容的丰富性，此点非先秦任一著书授徒为业之诸子所可比。针对当时齐国公室衰微、私家膨胀的局面，晏婴主张以礼治国；针对齐国统治者横征暴
敛、刑繁罚重的苛政，晏婴主张施行仁政，此为儒家所称道；针对齐君以及卿大

夫们的奢侈淫逸生活，晏婴主张节俭，并身体躬行之，此为墨家所欣赏。然若将其归入儒家或墨家，无疑是出主人奴了。如果强为之作一归属的话，那么，将晏婴和《晏子春秋》的思想学说称作晏子学比较适宜。”作者认为，如同管子学一样，晏子学也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大学问。为了确立“晏子学”体系，作者从九个方面论述了其内容，即以礼治国论，以法治国论，以德治国论，贤能治国论，民本论，君臣关系论，处世论，邦交论和无神论等[52]。
5.齐国军事思想研究

在先秦齐国长达800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家，比如姜子牙、管仲、孙武、孙膑、司马穰苴等，他们以超人的智慧，及时总结了前人及自身的战争实践经验，升华结晶，给后人留下了一部部彪炳青史的军事学著作，比如《六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等，从而形成了内容丰富、独具特色的齐兵学传统。这一传统文化，尤其是《孙子兵法》，自改革开放以来，倍受世人青睐。

(1)孙武与《孙子兵法》的研究。孙子和《孙子兵法》的研究一直是热门，新时代以后的研究不仅限于军事领域，也走向经济管理领域，因此，研究更为火爆。其表现如下：

其一，学术会议的连续召开。第一次，1999年5月在山东省惠民县，会后成立了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出版了《孙子新探——中外学者论孙子》一书。第二次，1990年10月在北京。第三次，1992年4月在山东省临沂市，200余国内外专家学者参加大会，提交论文90余篇，可以说是规模宏大，成果丰富。这些会议的先后召开和研究成果的发表，进一步推动了《孙子兵法》的研究。

其二，创办了研究孙子及《孙子兵法》的学术刊物。1992年，为适应研究的需要，山东省社科联创办了全国唯一的以研究《孙子兵法》等古代兵法优秀遗产为宗旨的刊物——《孙子学刊》，为研究者提供了发表研究成果的阵地。

其三，研究成果大量涌现。近年来，出版研究专著很多，影响较大的有谢祥皓等编的《孙子集成》，朱军著的《孙子兵法博议》，陶汉章著的《孙子兵法概论》，吴九龙主编的《孙子校释》，吴如嵩著的《孙子兵法新论》等。发表的论文，更是举不胜举，大凡孙武其人、其事，其思想、其影响，《孙子
兵法》的内容、地位、与现代战争的关系、经济管理等，都有专论，可以说是丰富多彩，新见迭出。

在对孙子进行的研究中，其里籍成为争论的焦点，大体有惠民说、广饶说、博兴说、莒邑说以及临淄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推动了研究的发展。

(2)

孙膑与《孙膑兵法》。《孙膑兵法》又称《齐孙子》，由于久已失传，很长历史阶段怀疑其是否存在，甚至有人认为与《孙子兵法》实为一部。199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两孙子的竹简，才澄清了历史的迷雾，研究《孙膑兵法》也就形成热潮。

近几年研究《孙膑兵法》的硕果累累，出版的专著有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的《孙膑兵法》及重新编订本，沈阳部队注释组的《孙膑兵法注释》，张震泽的《孙膑兵法校理》，霍印章的《孙膑兵法浅说》等，在文献整理、注释、校勘上用力甚多。大量论文，则围绕《孙膑兵法》的军事理论、用兵思想、哲学思想、与《孙子兵法》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引起学界关注的有两件事，一是孙膑故里问题，由于司马迁《史记》对孙膑里籍语焉不详，产生了鄄城说、阳谷说、郓城说的分歧。二是马陵之战的位置，大体有山东莘县、河南濮阳、河南新郑、河南清丰、河北大名、山东郯城几种观点。其中以山东莘县和郯城两说讨论多，影响大。
另外，对《六韬》和其他齐兵学的研究，也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
6.齐国经济管理思想研究

齐国的经济思想特别丰富，在先秦时代是其他地域文化所不能比拟的。近年来，对齐文化中的经济思想进行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巫宝三的《管子经济思想研究》和王秀珠等的《管子经略思想研究》比较有影响，《管子学刊》1994年“古代管理思想研究”专栏，和由徐树梓主编的《先秦齐国经济管理思想》论文集，也反响甚巨。

1994年，临淄区齐文化研究社的同志就齐国的经济管理问题，召集了一次小规模的学术讨论会，《管子学刊》将部分论文以专栏的形式刊出，受到学界关注，其中大部分被人大资料复印中心全文转载。以这次会议为契机，1995年，临淄区齐文化开发领导小组和《管子学刊》编辑部联合发起，在临淄组织召开了全国性的“齐国经济管理思想学术讨论会”，第一次就经济管理思想进行专门研讨，提交的论文
结集为《先秦齐国经济管理思想》出版。
另外，由于齐国货币出土较多，使用较广，特色鲜明，也成为近年研究的热门，且成绩不菲。
7.齐国科技思想研究
由于齐国经济发展迅速，文化发达，也促进了科技的发展和进步。近年，对于齐国科技文化的研究也引起学界注意。

(1)齐派医学研究。研究集中在扁鹊身上，学者们就扁鹊的成就、贡献、影响各抒己见，肯定了扁鹊在中国传统医学上的地位。不同观点集中在对扁鹊里籍的认识上，有人认为他是现在的山东长清人，也有人认为他

是现在河北任丘人，争论十分激烈。

(2)齐国音乐研究。齐国的音乐十分发达、丰富，不仅民间流传着动人的故事，上层人物中也不乏音乐人才，因此，其音乐理论和实践都独具特色。

在对音乐的研究中有两个热点，一是《管子》中三分损益法对音乐的贡献，将音乐的不同音调的规律进行了理性、科学的归纳，并用数学的知识进行符合实际的规定，使音调更为准确，且便于把握，不仅丰富了音乐理论，而且提供了可供操作的规范。晏婴、荀子都可以说是音乐理论大家，晏婴的“和同”论，荀子的《乐论》，都为齐国音乐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些都在专著或专论中进行了研究。二是对《韶》乐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韶乐》是传统的宫廷或庙乐，但是进入齐国后，受到齐国地方音乐的影响，比原来更加丰富多彩，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致使“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1995年，淄博王赣提供了一份古琴谱，名《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与《尚书·益稷》篇的描述相合。后经吴钊打谱校注，王川昆、唐建军记为简谱。在此基础上，1995年4月8日，民盟淄博市委邀请省内外专家30余人召开了“第一次《韶》乐挖掘整理研讨会”。专家学者就《韶》乐的来源、传承、流变、齐《韶》的特点、孔子在齐闻《韶》及其地址、《韶》乐的改编等进行了集中深入的讨论，会议的成果结集为《韶乐》一书出版。随后，《管子学刊》也连续发表了几篇相关的文章，使对《韶》乐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入。

(3)《考工记》研究。齐国科技文化的发展，除《管子》等文献有所反映外，突出表现在《考工记》一书中。《考工记》本是科技管理的书，因为其中涉及到职官的设置，后来就将其作为“冬官”补入《周礼》。随着齐文化研究的深入，对《考工
记》的关注也多了起来。

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考工记》出自道家，有的中国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出自儒家之手。有的认为“《考工记》正是儒学领导科技的开端示范”，还说：“《考工记》内容以管理为主，这一点常被忽视，整部《周礼》都是讲管理的，故也叫《周官》。儒家是搞政治的，他们关心科技当然是从管理上着眼。”[53]

成书的时间，有学者认为，“《考工记》其书，凡务实内容，不排除早出于春秋时代的可能，但应在荀子或其门人手中定稿”，理由是其中反映的分工，与荀子群、分的观点相合[54]。有的学者认为“《考工记》主题部分的成书不会早于春秋初期，不会晚于春秋中后期”，并列举内证和出土文物证明自己的观点。[55]
对于《考

工记》反映的发达的科技思想和精细、高超的制作工艺以及制作流程和严格管理，基本没出现大的分歧。
近年出现的代表性成果应推戴吾三的《〈考工记〉图说》。
8.齐国法治思想研究

齐国的管仲被认为是法家的先驱，其后学和其他具有法家思想的人所组成的学派，被称为齐法家，与三晋法家有很大区别。这是齐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焦点，引起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这里不再烦琐介绍，只就最近的一次学术会议和相关问题进行简略描述。

2002年8月，由淄博市政府、中国孔子基金会、山东理工大学、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临淄区政府、淄博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承办的“淄博市第五届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淄博市临淄区召开，参加会议的有100多人，主要是就齐国的治国思想展开讨论，在会后结集出版的《齐国治国思想论集》一书中，涉及齐国法制思想的文章为数不为少，观点非常详明。有的学者说，齐法家就是齐国的黄老学，它“较之三晋法家有更大的灵活性，也更有生命力”。“三晋法家是纯正的法家、棱角明显的法家，而齐法家则是‘德法兼治’的法家、十分圆滑的法家，其实质则是黄老学。”[56]把德法兼治作为齐国法治的主要特点。有的学者认为齐国独具一格的齐国法系是吸收从太公之法到司马法，又不断创立新法，经管仲、晏婴到战国才终于形成。为此得出结论说：“管仲、晏婴的法律思想对战国时的齐法家影响巨大，管仲因而被后人奉为法家的先驱。从管仲到晏婴励精图治，独具一格的齐国法
家系终于形成。”[57]有的学者在同意齐法家德法兼治的前提下，又有更细的划分，认为齐法家中存在道法家一派。这一派以田骈、慎到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尚法而‘唯法’”，“尊君而不尚贤”，“提倡因任而治”
[58]，对齐法家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另外，对齐国法治的来源、《管子》中法治的各个方面，也都有文章论及。可以说，这次会议的成果，反映了当前对齐国法治思想研究的新动向。
9.与其他文化的比较研究

文化现象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在与其他文化的碰撞、交流中发展前进的。因此，地域文化的特点也只有在与其他文化的比较中才会更为鲜明。近年来，为了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认识齐文化，比较研究也取得了令人高兴的成果。

首先，与传统文化研究形成高潮相适应，各地域文化研究也先后掀起高潮，由于齐文化研究行动快、起点高、队伍整齐、政府重视，无疑走在地域文化研究的前列。在诸多文化问题进行研究

并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与其他地域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不仅是大势所趋，也是十分必要的。这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应首推邱文山等人著的于2003年8月出版的《齐文化与先秦地域文化》，全书66万字，将齐文化与鲁、楚、燕、晋、吴越和秦六大地域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这个课题受到重视，被列为省级社科规划重大项目，这也可以看出比较研究在当前的重要地位。就目前来看，可以说是填补地域文化研究空白的成果。除此而外，进行地域文化比较研究的论文，也时常见诸报刊。

在与其他地域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同时，也有的学者将齐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虽未见专著出版，论文还是时有发表。
（三）研究现状的简单分析

通观新时期的齐文化研究，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专著还是论文，总量都是过去的十几倍或几十倍，研究范围涉及到齐文化从宏观到微观的方方面面，这都是值得欣喜的。但是，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首先，齐文化虽是地域文化，但它也与传统文化一样，是各种文化的综合体。要全面深刻认识齐文化，把各种分支文化的源流、内容、特点以及发展脉络梳理清楚，就是势所难免的了。但是，就现实来看，对齐文化中的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军事文化以及哲学、文学、艺术、民俗
等分支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相对还是较少，研究不够充分。

其次，对齐文化的文献资料，除《齐文化丛书》整理了部分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特别是随着竹简、帛书等新材料的出土和新观点的提出，对文献资料进行整理、补充、完善也势在必行。这是齐文化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可以促进或带动其他研究工作的进行。
再次，比较研究虽已有所突破，但比起可以进行比较研究的内容来说，还远远不够。
第四，对齐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所作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二、齐文化研究的发展趋势

最近，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给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很大的希望和很高的要求，同时，也给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工作者指明了方向和奋斗目标，给他们以很高的地位和极大的力量，鼓舞起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热情。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结合齐文化研究的实际，齐文化研究似乎应该向以下几个趋势发展：
（一）向比较研究发展

基于从整体和比较中把握认识齐文化和比较研究虽已起步却相对薄弱，今后的齐文化研究有进一步向比较研究发展的趋势。比较研究的范围是比较广阔的，既可以与其他地域文化进行横向

或纵向的比较，也可以与国外的文化进行横向或纵向的比较；既可以进行整体的比较，也可以进行个体的比较；既可以进行不同学派的比较，也可以进行同一学派不同观点的比较，还可以进行不同时间里的发展变化的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通过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实质的而不是表面的比较，才能在更广阔的空间里和更长的时间里更准确地认识齐文化的本质和特点。
（二）向文献的重新整理和研究发展

基于文献是研究的基础和考古新材料的不断发现、新观点的不断提出，对齐文化的文献资料进行再整理显得非常必要。如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有《管子》的资料，这对《管子》的重新整理提供了依据。从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等作《管子集校》到现在近70年了，更多学者有了新的观点或新的解释，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不足，也为重新整理《管子》提供了必要性。其他文献大致也如此。
（三）向多学科协同研究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
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出，“要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制改革，整合研究力量，优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配置”。就是要把研究力量集中起来，组织强有力的研究队伍，推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齐文化丛书》的成功出版，应该成为这一号召的注脚。当初，丛书编委会聘请了全国近百位专家学者，许多都是学科带头人，分成多个写作、编撰组，经过一个五年计划，高质量地完成了这部巨著。这一成功的经验，为今后的研究，特别是重大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四）向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出：“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重点扶持关系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全局的研究项目，扶持对学科创新发展起关键性作用的研究项目，扶持对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有重大作用的研究项目，扶持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有重要影响的研究项目。”这个意见的精神，就是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为现代化建设服务。齐文化中有很多优秀的遗产，可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和启迪，要努力发掘，要出效益，这个“效益”，就是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要为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贡献力量。同时，齐文化资源中尚有许多有待开发的项目，需要研究者为其研究、策划，以充分利用起来。如旅游景点的开发利用等。
（五）向从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古代文化发展史的角度发展

齐文化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古代文化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