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乙己》:叙述者与两个“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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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孔乙己》:叙述者与两个“伙计”
彼得·弗雷德里克·斯特劳森在《论指称》中建议区分语句、语句的使用、和语句的表达,而指出“语词本身谈不上提到或指称什么东西。”
“我”这个语词可能由(且仅仅由)无数人当中的任何一个正确地用来指称他本人。说出这一点也就是说出了关于“我”这个语词的事情:在某种涵义上,也就是给出了这个语词的意义。这是关于语词本身所能说出的那种事情。但是,关于“我”这个语词本身,说它指称着某个特定人物却是毫无意义的。说它指称着某个特定人物这一点,仅仅是关于语词的某个特定使用所能说出的那种事情。[9]
也就是说“我”这个词出现在虚构叙事文学中时,并不一定总是指称同一个个体,随着语境的不同,它有可能指向不同的特定的故事中的人物,也有可能指向一个文化的、思想的、审美的主体。这一原则在我们分析第一人称叙事的小说中很有价值。
鲁迅的小说《孔乙己》无疑是一篇艺术圆熟之作,但是对于作品艺术魅力及思想内容的阐释中一直有些难题,最近几年人们从叙述学角度研究小说,对于《孔乙己》艺术释读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如下论述可以说概括了当代最新的研究成果(引文中插入的A、B…是引者所加,它们是下文要讨论的一些问题):
小说的核心孔乙己与酒客的关系,已经构成了“被看/看”的模式;在这个模式里,作为被看者的孔乙己(知识分子)的自我审视与主观评价(自以为是国家、社会不可或缺的“君子”,“清白”而高人一等)与他(们)在社会上实际所处的“被看(亦即充当人们无聊生活中的“笑料”)地位,两者形成的巨大反差,集中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与命运的悲剧性与荒谬性。(A)但作家并没有选择孔乙己或酒客作为小说的叙述者,而是别出心裁地以酒店里的“小伙计”充当叙述故事的角色。这样,他就可以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同时观察与描写孔乙己的可悲与可笑,看客的麻木与残酷,形成一个“被看/看”的模式,以展开知识者与群众的双重悲喜剧。(B)而小伙计自己,随着小说的展开,也逐渐参与到故事中来,先是“附和着笑”,后又冷酷地拒绝了孔乙己
教自己识字的好意,从而构成了一个被看客同化的精神悲剧。(C)他的背后正有隐含作者在“看”,从而形成第三个层面上的“被看/看”的结构。(D)而读者在阅读的开始是认同于叙述者的有距离的旁观态度的,但随着叙述的展开,就逐渐远离叙述者,而向隐含作者靠拢,从小说外在的喜剧性中看到了(体味到了)其内在的悲剧性。读者、隐含作者、叙述者与人物就置身于如此复杂的小说叙述网络之中,呈现出既非单一的,又是动态的复杂心理、情绪、美感反应。而这一切复杂性又显现于极其简练的叙述语言与极其舒展的
叙述风格之中:这正显示了鲁迅非凡的艺术创造力。[10] 这段评论中存在一些问题,我们逐一讨论。
(A)首先应该明确,《孔乙己》中的人物“我”是一个曾经作过小伙计的人,是他在回忆二十多年前的旧事(“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见闻孔乙己故事的“我”是十几岁的小伙计,回忆、讲述孔乙己故事的则是成年以后的三十多岁的“小伙计”。“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柜台里,专管我的职务。虽然没有什么失职,但总觉得有些单调,有些无聊。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从此”一词在上引文当中意谓从那时候开始,指
示了这段话语的性质。这里的话语基调是回顾性的,而且是舒缓超然的。现在我们明确:小说开始部分的这个能指“我”的所指称的是三十多岁的成年的伙计。
如果上文所说成立,则(B)与(A)中的叙述者就不是没有区别的:“从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开始,是成年的回忆者在回忆中渐渐“沉入”往事,“我”之所指便由成年伙计滑向小伙计,这一所指滑动的标志,便是场景式场面的出现:
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⑶,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一到……”这样的句式说明这是概述,“有的叫道”开始化入场景,在场景里,成年伙计的声音开始隐退(“他不回答”,“便排出九文大钱。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仍然带有成年伙计的声音,尤其是“又”一词,指示这样的说法已经不是一次,而是反复出现的,这标明了叙述人对于事件频率的概括),接下来的对话中,叙述人完全是客观报道,叙述也成为场景中人物的演出,这里的叙述的眼睛与耳朵是小伙计的,成年的伙计只是作一个透明的实况转播式的叙述。接下来的一段(“听人家背地里谈论”到“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又回到成年伙计的概述性回忆,声音与眼光都是成年伙计的,并且也在语调上表现出来。然后再次转入场景式叙述(“孔乙己喝过半碗酒”,到“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综观《孔乙己》其中的人物“我”其实有两个,能指“我”一直在二者之间滑动,一般的评论研究者始终不能区分他们,将他们混淆的结果,是难以解释作品的思想内容、情感态度的文本来源。
理清作品思想内容、情感态度的文本来源的关键,是两个“我”的差异。两个“我”的差异在什么地方?成年的“我”在叙述孔乙己的事情时,语调舒缓,并且也总是善意的,他所叙述的或者是关于孔乙己的好处的,或者是为了引导出当年自己与孔乙己的关系的,尤其是小说的最后一部分:
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这一部分显然是成年伙计的追忆的概述,充满了对于孔乙己的同情与忆念,正是这样的同情与忆念,唤起人们对于孔乙己人生、命运的回味。而小伙计“我”则显示了与众看客一样的冷漠与无情,正是这两个“我”的差异,构成了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