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叙事学的角度谈《孤独者》1

从叙事学角度探讨

《孤独者》的双重内心自我形象

姓名：黄梦倩

学号：094030016

班级：09中文E班

摘要: 本文通过《孤独者》中“我”和魏连殳在对待孩子问题上的前后不一致并可交互置换的态度,试图论述两人实为同一个体的两个互为对立冲突的内心自我形象,并探讨两种自我的最后胜负结局,以此为表现人物拥有的丰厚心灵世界与叙事方式对此的安排提供一个可能有的展示,并指出了读者对于参与文本与重构人物形象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孤独者》交互置换对立冲突内心自我心灵世界

鲁迅的《孤独者》以“我”的视角叙述了与魏连殳的交往及其最后的死去。魏连殳是叙述者的表述对象,所有关于魏连殳的事情都是通过叙述者之口被说出的。本文试图探讨的是:尽管表面上魏连殳是被言说的对象,但内在里却成为了与“我”有差别的另一种心理层面的隐喻,是“我”所自知的心灵冲突。两个不同身份主体所塑造出的潜在内心自我形象是在叙事进程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呈现得清晰化的,这一方面有在文本缝隙处不和谐声音的透露,另一方面也隐含有作者对于读者参与的邀请。

文本中反复出现了“孩子”的意象,它含有能确立不稳定性的素材,这些不稳定性是后续大部分叙述的源泉,在情感的变化上提供人物行为的内在原因。“孩子”是希望的象征,也是纯洁的意喻、美好的寄托。从魏连殳在与“我”对话中表达出的对孩子的一往情深,缓慢的变化,以及从中交织的“我”矛盾的态度中,浮现了有着复杂内

心世界的人物形象。在“我”与魏连殳的初次见面中,他的表情始终是冷冷的,就算是面对真诚关心他的“我”,也只是“套话一说完”,“便只好默默地相对,逐渐沉闷起来”。但在此时出现的几个孩子却形成了魏连殳表情的变化,使他刹时生气起来,“眼里即刻发出欢喜的光来”。魏连殳对待大人是有距离感的,是难以融入的,对方被看作了不可理解自己的“他者”,但孩子却似乎成为了能知他的心、解他的意的对象,所以他用本真的态度来看待他们,甚至在送口琴这件事上都可以看出他对孩子慷慨的热情,这可能是他把孩子看成了是和自己同一类的人,那么对于这世界他也是存有希望的,因为希望有时既可以是存在于他人的,又可以是自己所给予对方的。对他人的希望,源于又最终复返到对自我的希望。

接下来讲到了另一次见面时“我”和魏连殳的对话。这次谈话是魏连殳主动提起的,因为“我”表现出了对他过份关心孩子的不耐烦,而他似乎很重视我的态度,期望我会理解他,因此便说:“孩子总是好,他们全是天真……”这句话并没有说完,便被“我”一句带判断性的话打断了:“那也不尽然。”这就把对孩子的评价的叙事权利转移到“我”的话上,并且还是一句“随便”说出的话,这就使“我”的话更具肯定性。而魏连殳对此的辩驳是孩子天生是天真的,只是后来由环境所造就的坏,而这环境就是大人们罪恶的世界。“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点。”这句话正呼应首次见面魏连殳对孩子热情的原因,因为孩子正是他心中唯一的希望,从“我以为中国的……”可以看出,希望正是中国的,也是魏连殳的。所以当“我”说孩子也是有

坏根苗的,因为不会有无端的花果时,他变得突然间气忿,现出“许久不见的冷冷的态度来”,以至于三个月不和“我”来往。从文本的细节看出端倪:“我”看起来是个降服于现实的悲观论者,以至于对孩子失望,而魏连殳与“我”相反,对孩子信任,是一个相信孩子的乐观主义者。

在第三节中,“我”再次来到魏连殳家拜访,所见到的是“满眼是凄凉和空空洞洞”,器具和书籍是所剩无几了,也不见了忧郁慷慨的青年和怀才不遇的奇士,甚至竟也不见了孩子,这是魏连殳日益窘迫的处境造成的,也可以看出他从对外在的希望退却到内心的孤独。当面对魏连殳因孩子们不吃他的花生米而有的失落情绪时,我诚心地说:“我以为你太自寻苦恼了,你看得人间太坏了……”而他只是“冷冷的笑了一笑”,并说出了他把访问他的人看作来寻找谈资的,这时“我”又安慰他:“人们其实并不是这样,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你应该将世间看得光明些。”“我”和魏连殳的人生观出现了更为明显的前后突转:“我”变得对“光明”有了向往,而魏连殳却是看得灰暗了,甚至在后来对曾那么珍爱的孩子也表现出愤恨和蔑视:“要他买东西,他就要孩子装一声狗叫,或者磕一个响头”。

随着叙事进程的发展,“我”与魏连殳之间会发生何种关系,以致会出现那种可以互为置换的价值取向,它们之间有什么潜在的关联性呢?在其后“我”得知魏连殳已“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即对生活采取了表面上看似求生

而实确是投降的悲观选择时,“我”虽是心里“总有些不舒服,而同时可又夹杂些快意和高兴”,就算是魏连殳的面貌已经“逐渐模糊”,但却“似乎和我日加密切起来,往往无端感到一种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不安和极轻微的震颤”。尽管二人的人生取向有了区别,但彼此是有亲和关系的。文本的缝隙最终想要告诉我们的是:“我”和魏连殳正是同一个个体的两个互为斗争的内心自我——一个是对人生充满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对生活是不宁息的抗争;另一个是落入消极无为的悲观主义深渊,持一种无奈地忍受的妥协姿态。但虽然两个自我总是争斗的,但却也是共处的。在魏连殳有关祖母的那段暗示性的谈话后,“我”走出门,看到“圆月已经升在中天了,是极静的夜”,如果环境很多时候是心境的折射,那么这句话所描绘的静谧氛围可能就指出了彼此也可以是共处的,起码是会暂时营造出平和的表象的,“升在中天”是否也透露两种自我的冲突或最终的结局还是可能出现的呢?在之后的一节便讲述了魏连殳对生活的屈从,直到第六节魏连殳的死去,这里再次出现了“孩子”,这是他的远房侄子并非出自真心的哭泣。这或许成为了对“我”与魏连殳之间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定论——叙述者在内心里已再次认同了孩子可能有的罪恶性。但同时,也安排了最后走向悲观人生论调的魏连殳以死亡的结局,就算是“在不妥贴的衣冠中”似乎是带着留恋地离去。这也许就意蕴着两种自我对立的结果:尽管失望是存在的,比如说孩子,妥协可以是具有强烈诱惑力的,但抗争和希望仍旧是不息不绝的,就算最终的胜利需借由死亡痛苦的蜕变,同时必须是怒喊出“愤怒和悲哀”,经由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