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与做人 梁启超

为学与做人
梁启超
怎么样才能不惑呢?最要紧就是养成我们的判断力。

想要养成判断力:第一步,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进一步,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知识;再进一步,还要有遇事能断的智慧。

假如一个人连常识都没有,听见打雷,说就是雷公发威;瞧见月蚀,说就是虾蟆贪嘴。

那么,一定闹到什么事都没有主意,碰着一点疑难问题,就靠求神问卜瞧相算命去解决。

真所谓“大惑不解”,成了最可怜的人了。

学校里小学中学所教,就就是要人有了许多基本的常识,免得凡事都暗中摸索。

但仅仅有这点常识还不够。

我们做人,总要各有一件专门职业;这门职业,也并不就是我一人破天荒去做,从前已经许多人做过。

我们积了无数经验,发见出好些原理原则,这就就是专门学识。

我打算做这项职业,就应该有这项专门学识。

例如我想做农民不:怎样的改良土壤,怎样的改良种子,怎样的防御水旱病虫等等,都就是前人经验有的成为学识的。

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她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就是则惑了。

做工做商等等都各各有她的专门学识,也就是如此。

我想做财政家不:何种租税可以生出何样结果,何种公债可以生出何样结果等等,都就是前人经验有的成为学识的。

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她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就是则惑了。

教育家军事家等等都各各有她的专门学识,也就是如此。

我们在高等以上学校所求的知识,就就是这一类。

但专靠这种常识与学识就够不?还不能。

宇宙与人生就是活的不就是呆的;我们每日所碰见的事理就是复杂的变化的不就是单纯的印板的。

倘若我们只就是学过这一件才懂这一件,那么,碰着一件没有学过的事来到跟前,便手忙脚乱了。

所以还要养成总体的智慧才能得有根本的判断力。

这种总体的智慧如何才能养成呢?第一件:要把我们向来粗浮的脑筋,着实磨练她,叫她变成细密而且踏实。

那么,无论遇着如何繁难的事,我都可以彻头彻尾想清楚她的条理,自然不至于惑了。

第二件:要把我们向来昏浊的脑筋,着实将养她,叫她变成清明。

那么,一件事理到跟前,我才能很从容很莹澈的去判断她,自然不至于惑了。

以上所说常识学识与总体的智慧,都就是智育的要件,目的就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

(选自梁启超《人文心语录》)
学者梁启超的家风与家教
[摘要]梁启超就是个开明的父亲,也就是一个高明的教育家,她在性情、品格,以及眼界、胸怀等诸多方面都高人一筹。

她的家风与家教,也往往就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近些年来,梁启超的教子之道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

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便就是,梁氏一门何以能出三个院士,而其她几个子女也都就是各自领域里十分杰出的人才。

这种情形在今天确实能引起很多父母的兴趣,就像“哈佛女孩”一度十分畅销一样,作为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几乎没有不“望子成龙”的。

梁氏家教似乎就在这种情形之下进入了大众视野。

要谈梁氏的家风与家教,不能不从梁启超的早期教育谈起。

至少有三个至亲的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就是她的祖父,二就是她的父亲,还有一位就是她的母亲。

梁启超的祖父梁维清为梁氏家风与家教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梁启超就是广东新会人氏,1873年2月23日(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生于新会之熊子乡茶坑村。

梁启超出生时,梁氏一族迁居此地已有240多年了。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她的高祖、曾祖都就是中国乡村中最常见的普通农民,地位、财富、学识都微不足道。

到了她祖父这一代,“始肆志于学”。

祖父一边种地,一边攻读诗书,终于考取了“生员”,俗称秀才,才使得梁家跻身于士绅阶层,成为当地受人尊敬的乡绅。

梁启超四五岁开始读书,便由祖父悉心指导。

她提到祖父当时曾经教她读过两部书,一部就是《四子书》,另一部就是《诗经》。

后者既为五经之一,而前者便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四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在内的合集。

梁启超的禀赋以及儿童时代所受到的教育,得自其祖父之处固多,得自其父母之处亦不
少。

母亲就是第一个教她识字的人,然而我们所知道的她对梁启超的教育,只有六岁时责打一事。

据梁启超回忆,她六岁时,记不得因为什么,说了谎话。

母亲发觉后,十分生气,把她叫到卧房,严加盘问。

母亲本来就是慈祥的,终日含笑,很疼爱自己的孩子,但这时却就是一副盛怒的样子。

她命令梁启超跪在地上,竟“力鞭十数”,同时警告伏在膝下的儿子,如果再说谎,将来只能做盗贼或乞丐。

她的父亲梁宝瑛,字莲涧,人称莲涧先生。

虽然不曾博得半点功名,但她退居乡里,教书育人,也深得乡民的爱戴。

当年,梁启超从护国前线回到上海,得知父亲已于一个多月前去世,曾怀着悲痛心情写下《哀启》一文,其中讲到,她与几个兄弟、堂兄弟,从小就在父亲执教的私塾中读书,她的学业根底、立身根基,一丝一毫都来自父亲的教诲。

在梁启超眼里,父亲就是个不苟言笑、中规中矩的人,在孩子们面前,她总就是显得十分严肃。

作为父亲,她不仅督促儿子刻苦读书,还要求她参加一些田间劳动,言语举止也要谨守礼仪,如果违反了家风、家训,她决不姑息,一定严厉训诫。

她对梁启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就是,您把自己瞧作就是个平常的孩子不？“汝自视乃如常儿乎！”梁启超说,这句话她此生此世一直不敢忘。

在梁氏家风与家教的传承中,梁启超就是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她自觉地将中西道德熔于一炉,既能“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又能“採补其所本无而新之”。

她的教育理念,既有从祖父、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义理”与“名节”,强调内心修养、精神陶冶与人格磨炼,又有西方现代教育所提倡的科学、民主、平等、自由,尊重个性、公民责任等理念。

她让我们瞧到了以人格教育为主的儒家伦理实现现代化转换的可能性,以及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相结合的美好前景。

她教育九个儿女,不仅个个成才,而且都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品格与素养,这就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梁启超对九个儿女的教育,首先就是基于父爱的教育。

她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一再表示,她对她们的爱就是发自肺腑的,自然纯真的。

她说:“您们须知您爹爹就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您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这样的表白有很多,在她写给孩子们的信中随处可见。

这就是一种博大的爱、包容的爱。

这种爱不仅惠及九个子女,也无私地给予女婿与儿媳。

梁思成与林徽因成婚后,她在写给二人的信中按捺不住她的喜悦之情:“我以素来偏爱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儿,其可爱与我原有的女儿们相等,真就是我全生涯中极愉快的一件事。

”有一次,她读了一整天的书,晚上又喝了点儿酒,就有些醉了,于就是,“书也不读了,与我最爱的孩子谈谈吧”,便在信里与大女儿思顺聊起了家常,称赞女婿周希哲“勤勤恳恳做她本分的事,便就是天地间堂堂的一个人”。

她就是勤于给孩子写信的,也要求孩子经常写信给她。

在她晚年,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都在国外,写信成为她关心孩子,与孩子交流、沟通的重要方式。

她一生写家信超过百万字,多数写于1920年以后。

她事情很多,著作、讲学、办杂志、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很多信都就是午夜之后写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个慈父爱子的拳拳之心。

百忙之中,给孩子们写信,读孩子们的来信,成了她晚年最大的快乐与享受。

梁启超对待儿女,不仅关心她们的学业、工作、生活、健康,更对她们的品性、为人、立身、处世给予细致入微的指导。

在她瞧来,教育不就是别的什么,教育就就是教人学做人,而且就是学做一个现代人。

她讲到求知识与学做人的关系,曾老实不客气地告诉年轻人:“您如果做成一个人,智识自然就是越多越好;您如果做不成一个人,智识却就是越多越坏。

”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如她所言做成一个人呢？她说:“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这三部分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先哲名之为三达德——智、仁、勇。

为什么叫做‘达德’呢？因为这三件事就是人类普通道德的标准,总要三件具备才能成一个人。

三件的完成状态怎么样呢？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所以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现在讲的智育、德育、体育,不对,德育范围太笼统,体育范围太狭隘——知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意育要教到人不惧。

教育家教学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我们自动的自己教育自己,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

”
这里所讲的“三不”——不惑、不忧、不惧,就是君子所应具有的德性,也就是梁氏家风与家教的核心内容。

她的教育理念,说到底,就就是要养成每个孩子“三不”的能力。

首先就是“知者不惑”,她说:“怎么样才能不惑呢？最要紧就是养成我们的判断力,想要养成判断力,第一步,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进一步,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智识,再进一步,还要有遇事能断的智慧。

”做到这几条,就可以说就是“不惑”了。

她还告诫年轻人:“我们做人,总要各有一件专门职业。

”基于这种认识,她把子女的求学、求职都瞧得十分重要,认为就是立身的根本。

思成、思永、思忠、思庄几个大孩子,从报考专业到在校学习,再到毕业后的职业选择,甚至成家以后的生计问题,她都亲力亲为,尽量为她们做出妥善安排,绝不敢掉以轻心。

她要求孩子们,毕业之后,不说成名成家,至少先要求得在社会上自立,有自己的事业。

她向孩子们传授治学的方法,强调要细密而踏实,不贪图虚名,也不急于求成。

她希望思庄学生物,思庄不喜欢,她也不强求,反而说:“凡学问最好就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

”她主张做学问要讲一点“趣味主义”,其中就包括“研究您所嗜好的学问”。

在她瞧来,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一种积极探求的精神与勇气。

她告诉几个孩子,求学时心里不要总想着将来如何如何,她说:“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曾国藩)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她把这点精神归纳为“无所为”三个字,认为这就是“趣味主义最重要的条件”。

如果事事“有所为”,比如读书就为了高考,高考就为了上个好大学,上大学就为了拿文凭,拿文凭就为了找个好工作,好工作就为了挣大钱,有了钱就为买房买车享受生活,一切就变得很无趣了。

她不希望孩子把求学当作一块敲门砖,一旦门敲开了,砖也就成了无用的东西。

接着说到“仁者不忧”。

她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中总结出一点,就就是要在生活中保持积极进取的态度。

她最怕自己的孩子消极、气馁、悲观、忧郁,在一次写给思顺的信中,她谈到对思成的担忧:“我就怕因为徽音的境遇不好,把她牵动,忧伤憔悴就是容易销磨人志气的(最怕就是慢慢的磨)。

即如目前因学费艰难,也足以磨人。

但这就是一时的现象,还不要紧,怕将来为日方长。

我所忧虑者还不在物质上,全在精神上。

我到底不深知徽音胸襟如何,若胸襟窄狭的人,一定抵当不住忧伤憔悴,影响到思成,便把我的思成毁了。

您瞧不至如此吧!关于这一点,您要常常帮助着思成注意预防。

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

她有时也现身说法:“您们几时瞧见过爹爹有一天以上的发愁,或一天以上的生气?我关于德性涵养的工夫,自中年来很经些锻炼,现在越发成熟,近于纯任自然了。

我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就是快乐的。

”她认为,这就就是孔子所说的“仁者不忧”。

她认为,一个人,如果就是在“不惑”、“不忧”上下过一番工夫的,那么,要做到“不惧”已非难事。

但为保险起见,有时还需要一点意志力。

“一个人,若就是意志力薄弱,便有很丰富的智识,临时也会用不着;便有很优美的情操,临时也会变了卦”,也就勇不起来。

要把自己的意志力锤炼得坚强一点,有两件事就是必须要做的。

头一件叫做心地光明,襟怀坦荡,恰如俗语所说:生平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

用她的话说则就是:“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

”第二件,则要练就抵御各种诱惑的本事,“不为劣等欲望之所牵制”。

她瞧到,社会上有很多诱惑,而人又很容易为各种欲望所左右,于就是说道:“一个人的意志,由刚强变为薄弱极易,由薄弱返到刚强极难。

一个人有了意志薄弱的毛病,这个人可就完了。

自己作不起自己的主,还有什么事可做？受别人压制,做别人的奴隶,自己只要肯奋斗,终须能恢复自由;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情欲的奴隶,那么,真就是万劫沉沦,永无恢复自由的余地,终身畏首畏尾,成了个可怜人了。

”她因此时时提醒自己,并以此教育孩子们,一定要在磨炼意志上下一番工夫。

她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多次告诫她们:“切勿见猎心喜,吾家殆终不能享无汗之金钱也。

”
梁启超就是个开明的父亲,也就是一个高明的教育家,她在性情、品格,以及眼界、胸怀等诸多方面都高人一筹。

她的家风与家教,也往往就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她写给孩子们的每一封信,都传递着她的体温,娓娓道来,透着坦诚、平与、真挚与暖意,种种人生道理就这样在“润物细无声”的诉说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

观其一生,她就像一个辛勤的园丁,耕耘劳
作,心血浇灌,最终结出了丰硕果实,九个子女,个个成才,而且把梁氏家风与家教传给了下一代。

清华研究院的高材生谢国桢曾在梁家任教,她对梁氏的家风家教羡慕到极点,常与同学们说,要学先生,须从家庭学起。

无论如何,梁启超的为父之道与家风家教就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就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与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