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入歧途的明清江南经济史探讨(一)

误入歧途的明清江南经济史探讨(一)

摘要：一些学者把明清江南经济与英国经济进行比较，力图找到近代中国大大落后于西欧的原因。但学者们对明清江南经济究竟“是什么”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黄宗智认为江南经济在人口压力下出现了“内卷化”；李伯重认为江南经济存在斯密型增长但未出现库兹涅茨型成长；彭慕兰则干脆认为到1800年江南经济并不比英国经济差，英国之所以产生工业革命只是由于英国煤矿离工业区较近并且向新大陆移民缓解了人口压力。美国经济学家诺思阐明：社会结构和经济、政治制度，都是经济人在特定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基础上理性选择的结果。西欧气候复杂，产品差异大，各地又有水路通航，适合发展商品市场，市场的发展又带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兴起。本文认为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欧，在于二者大不相同的地理条件。中国文明本部东西方向气候相同导致产品基本相同无交换必要，南北方向无通航河流导致有差异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中国农民将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进行交换，比调整产品结构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还要花费更高代价，基本产品的交易市场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缺乏市场盈利的刺激，农民也只能够自给自足，导致社会长期停滞于传统状态。明清江南虽然出现了分工协作的手工业生产，但由于市场盈利潜力不大，不能刺激技术创新，所以不可能自发发展出资本主义社会。学者们大都没有搞清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原理，所以其关于明清江南经济史的争论都是不得要领的。关键词：内卷化斯密型增长地理条件商品市场历史反差不得要领（以下是正文）

前些时，我从王家范先生的批评文章“《〈大分流〉与中国历史重估》”中了解到，美国学者彭慕兰认为，直到1800年，英国的英格兰与中国的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差别不大，只是由于英格兰具有适合开采利用的煤矿以及北美殖民地缓解了人口压力，才使得的英国产生了工业革命，此后东西方才分道扬镳了。

说实话，光从彭慕兰的这一结论我已断言，《大分流》一书并不具有研究价值，如果为了消遣去阅读它，那对我的意志力也将是一次严重的考验。

最近，一位热心的读者给我来信说，他看了关于《大分流》一书的评论，感到彭慕兰关于英国崛起原因的论述，恰好能够证明我“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的历史理论（许平中：《中西历史反差探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我对这位读者把《大分流》与我的历史思想联系起来颇感吃惊。但仔细想来，彭慕兰所说的英国工业革命的两个关键原因，正好“对应”于我所阐述的“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所以读者对我的历史理论产生误解，一点也不奇怪。但是这也使我认识到，有必要再向读者强调，在我看来，历史运行的终极“原因”（“条件”）是确定的，都是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所以历史研究的关键任务，不是找到“哪些因素”促进或延缓了社会的发展进步，而是阐明这些因素“如何”决定或影响了经济人的选择，从而使他们创造了各自大不相同的社会和历史。

为了说明我与彭慕兰历史研究的方法不同，我不得不浏览了网站上关于《大分流》的介绍和评论，也大致了解了中国学者研究经济史的方法。本文不就学者们提供的具体经济史资料进行评述，只就研究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经济史爱好者。一、宏观历史问题的提出：近代中国何以“落伍”？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迫使中国人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史家也开始对自己传统社会进行重新检讨。但是实在说来，经过100多年的探索，学者们并没有搞清中国历史进程何以与西欧出现如此强烈的反差。在笔者看来，人们甚至对传统中国社会究竟“是什么”也没有搞清。19世纪的中国落后于西方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这一落后状况是由于从秦汉以来的社会“长期发展缓慢”，还是中国传统社会“早已停滞”，或是认为名带之前的中国一直居于世界的前列，只是在明清时期才落伍了？许多人以为“缓慢论”、“停滞论”和“落伍论”之间的差别无关紧要，但实际上，这三种观点认识问题的基础并不相同。如果认为中国社会是“长期发展缓慢”，那就需要从社会结构形成后社会运行的动力方面去寻找原因；如果认为中国社会“早已停滞”，那就需要从传统社会有没有自我发展的潜力上下工夫研究；但如

果认为古代中国有辉煌的成就，只是在明清之际才落伍了，那就只需要在明清时代的具有什么特殊因素中探讨落伍的原因。当许多中国学者尚在思考中国社会究竟“是什么”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位“高明”的西方学者李约瑟，他硬是在故纸堆和其它不知道什么资料中发掘出古代中国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得出15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大大领先于世界的结论。于是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15世纪之后的中国何以不能像西欧那样率先转向现代，却由古代的辉煌转向近代的沉沦，陷于后进挨打的命运呢？中国人把这一问题称为“李约瑟难题”或“李约瑟之谜”。许多学者早就对“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神话颇感怀疑。学过平面几何的人都知道，远在古希腊时代，欧几里德就归纳了几何学的公理体系。就这一体系给人的思想启迪来说，那是中国的所谓四大发明所望尘莫及的，不少人隐约感到，四大发明也许一点也不值得中国人自豪和骄傲，因为它们都不过是人们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偶然的发现而已。如果中国从来就不具有世界领先的科学技术，那就无所谓明清时期的“落伍”。近代中国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大大落后于西欧，不过是由于近代以来西欧大大加快了发展步伐而已。因此，探讨中西历史何以出现如此强烈的反差，不应当致力于研究中国，而应当致力于研究西欧。其实只要把世界其它地区也纳入我们的视野，就很容易发现，比中国更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埃及、印度、巴比伦所在的地域，也都没有（自发）发展出近代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上也都是停滞的。只是由于它们距近代文明发源地的西欧较近，受近代文明“冲击”比中国早，有的国家或地区甚至直接被西方文明所统治，这才使它们似乎显得比中国“进步”。从宏观角度看，传统中国社会不管是缓慢、停滞还是落伍，在世界上并不是什么特殊现象。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并向全世界扩张这一伟大的社会运动，世界其它地区还会普遍停滞于自己的中世纪，中国也还会继续自己的王朝更替和历史循环。认为任何“社会”或“文明”都具有无限发展的潜力，是没有根据的。中国学者尤其不愿意相信传统中国社会不具有自发发展到资本主义的潜力，所以总想在中国历史中发现能够自发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因素”，于是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被制造出来。对于这些“资本主义萌芽”何以没能发展起来，他们则归咎于西方的扩张打乱或“阻碍”了中国的正常发展。但是也有不少学者看到远在资本主义扩张到中国之前，中国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所以近代中国的落后，就不应当归咎于资本主义的扩张打断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于是一些人力图在中西历史的比较中，找到西欧发展的有利“因素”和中国发展的不利“因素”，用不同因素的作用来解释中西历史的反差。在这些对比研究中，最有价值的也许就是对明清江南经济与同时期的英国经济所做的比较。先是华裔美国学者黄宗智先生提出了解释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内卷化”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江南的农户家庭虽然通过增加劳动力的投入获得了较高总收入，但由于人口压力导致的劳动报酬递减，人均日产量却是下降的。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导致社会虽然有“增长”但是却没有发展，也就是出现“无发展的增长”。他把江南经济运行的这一方式称为“内卷化”或“过密化”。清华大学的李伯重教授在其《“过密型增长理论”不适于明清江南农村经济史研究》2]一文中，对“内卷化”理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近代经济成长的方式有“斯密型成长”和“库兹涅茨型成长”两种，前者是指由分工协作和专业化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后者是指技术进步带动的经济发展。两种成长方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明清江南农村经济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的经济成长，那里的经济增长是由分工合作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就是斯密型的经济成长。仅仅因为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成长就否定江南的经济发展是讲不通的。美国学者彭慕兰却认为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并不比英国经济落后。他在2000年出版的《大分流》一书中，通过对英格兰和中国江南社会经济几种重要因素的比较后认为，1800年前的欧洲经济并非早已具备内在的“决定性优势”，此后当欧洲借助于煤炭以及与新大陆的贸易缓解了土地和能源压力后，它才走上了与中国“分流”的道路。彭慕兰得出的结论是，“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完全是几种偶然因素的作用”。下面介绍几位学者关于明清江南经济史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