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 钱钟书

高考作文素材——季羡林
季羡林（1911.8.6—2009.7.11），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临清人。

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

他精通12国语言，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1]。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

叔季嗣诚。

幼时随马景恭识字。

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

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

10岁，开始学英文。

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

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

"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

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

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

同学中还有胡乔木。

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

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

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

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

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

10月，抵达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

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

”《留德十年》）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

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

因此，“非读梵文不行”。

“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

”（《留德十一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

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

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

一个学期40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

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

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

"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

"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

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

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

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

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

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

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

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

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

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

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1988年3月一1989年4月草稿，1992年6月定稿）。

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

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季羡林先生的品格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

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

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

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
■一辞“国学大师”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

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

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

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

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

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

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

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

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

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

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

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

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

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

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二辞“学界泰斗”
“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

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这要分两层来讲：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界。

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

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

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光谈教育界。

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

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

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特别是
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

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

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三辞“国宝”
“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

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

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

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

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

我实在是大惑不解。

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

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

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

我来一个急刹车。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2006年感动中国颁奖辞（季羡林）
【颁奖辞】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

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

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

季羡林：最难时也不丢掉良知
96岁的季羡林先生长年任教北京大学，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名著，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的《季羡林文集》，现在即使身居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

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

他在“文革”期间偷偷地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

他的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经典语录
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

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

忍者，相互容忍也。

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

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

只望有誉，不能有毁。

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时光流失，一转眼，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算。

有人说，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

人活得太久，对众生的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

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得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

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

自己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这就是善。

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

“要说真话，不讲假话。

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
“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

”
“我快一百岁了，活这么久值得。

因为尽管国家有这样那样不可避免的问题，但现在总的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

”
“我的家乡在山东。

泰山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
“最后两句话是——‘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斯年’。

人民的灵魂，百姓的脊梁，中华民族大有前途。

”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

只望有誉，不能有毁。

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

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

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西方采取的是强硬的手段，要“征服自然”，而东方则主张采用和平友好的手段，也就是天人合一。

要先于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

宋代大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
你们的生命只有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才有价值，离开民族大业的个人追求，总是渺小的。

做人要老实，学外语也要老实。

学外语没有什么万能的窍门。

俗语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这就是窍门。

由季羡林“三辞”想到的
5月14日，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季羡林执教60周年暨95华诞庆祝大会在北大举行。

考虑到季老年事已高，医生不允许他来参加大会。

人们通过一段录像又听到了季老那熟悉的声音。

“大师”、“泰斗”、“国宝”，这是三顶多么光荣的桂冠，多少人求之不得。

而季羡林先生对这些大大小小的桂冠的感觉，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他的辞谢，不是虚伪的作秀，而是求实作风的表现。

他说：“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
对于学者、文人或艺术家来说，这“自由自在身”的确非常重要。

但是一个人要长远地保持“自由自在身”，却也并不容易。

不但权力、金钱能腐蚀人，而且名誉、地位也能使人异化，一旦被腐蚀和异化，就不复自由自在，也就失却了创造力。

所以有些人名气渐大，地位日隆，而创造力递衰，作品每况愈下，原因就在于此。

而季羡林先生在70岁以后还能进行学术冲刺，写出了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糖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并译出了吐火罗文作品《弥勒会见记》，这种老而不衰的创造力，就在于他没有被那几顶桂冠罩住，保持了一个“自由自在身”。

96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提出“三辞”，不仅使自己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而且对当前的浮夸学风，也下了一帖清凉剂。

目前许多高等学校和学术机构三天两头提出要“培养”出多少“大师”的指标，要把多少学科提升到国际领先的地位，孰不知“大师”不是“培养”出来的，用行政手段封赠的“大师”也未必是真“大师”，而一个学科的发展则需要遵循自身的学术规律。

与其整日呼唤“大师”的横空出世，不如先打破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形成学术民主、自由创造的空气。

季羡林：君子如水，大智大德隐于无形
近来，很多人都把几位文化老人的近况挂念在心上。

8月6日，是季羡林老先生94岁的寿辰，在此之前，温家宝总理亲切地看望了这位誉满国内外的学术大师。

我们看到，季老的精神和思维都很好，耄耋之年仍然坚持每日读书写作。

这位国宝级的长者很健朗，人们就会很宽心，似乎这个消息告诉我们，在日月如梭的时光中，那些的沉甸甸的传统文化还在。

我们敬仰季羡林老先生，是因为他的思想就像一本厚厚的百科全书，读之使人明智，而他的品格却像一目见底的清水，大德大智隐于无形。

●一个‘真’字示人
季老说过，自己喜欢的人“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

“真情、真实、真切”是季先生的处世原则，在一生对国学的探究中，季老秉承：唯有真情相待，方能坦诚相见；唯有真实为事，方能有为当世；唯有真切处世，方能心阔坦荡。

由“三真”所引伸出来的是季老那博大的胸怀和深厚的爱国情怀。

●两份生日礼物
有两件生日礼物已经为季老准备好了，都是书：一部是由华艺出版社重组再版的《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它在2000年版的基础上特别增加了两篇新作《我的小学和中学》、《我的高中》；二是由王树英撰写、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非
凡人生——季羡林先生》，这是第一本季羡林传记，不仅图文并茂地详述了老人卓尔不群的一生，还附录了季先生有关印度方面的主要著作目录，以及印度、英国著名学者和作家撰写季先生的文章。

《非凡人生——季羡林先生》一书中写道道：“季羡林的不寻常之处恰恰就在于他的‘平常’。

”他衣着朴素，总是穿着一身洗旧了的卡其布中山装，以致来报到的新生误认他是老校工，让他代为照看行李。

他安详恬静，从不疾言厉色，“表面上严肃得有点让人敬畏，内心却是滚烫的”。

他总是以平和博爱的胸怀，真诚丰富的感情待人对物。

他喜爱动物花草，甚至“经常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惹起万斛闲愁”。

他宽容和谅解了“文革”中痛打和折磨过自己的人。

他这种“洞明世事，反求诸躬”的高尚品格，赢得了众人的钦敬。

●十年留德之路
季羡林先生从1935年到1945年留学德国，在哥廷根大学演习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

他在《留德十年》一书中，忆述了那段特殊日子的学习和生活经历。

初到德国，以前朦胧中想学梵文的念头在这里逐渐清晰了，梵文是世界上最难懂的文字，且流传至今的是残缺不全的贝叶经，而梵文研究最权威的当时就是德国，这里有世界著名的梵文学者。

于是，他投在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门下。

瓦教授对教学非常严肃认真，尽管选读梵文的学生只有一个，而且还是中国人，但是，他还是一丝不苟、正正经经地上课。

季羡林在德国获得了博士学位，取回了真经。

他精通世界上极少数人才能读懂的吐火罗文、吐陀语以及梵文等。

他关于印度语言论文的发表，受到世界梵文学界的瞩目。

但是，偌大的中国却找不到梵文研究的资料，他只好致力于印度史、中印文化关系的研究。

1946年季羡林赴北京大学任教。

●再一个十年及后来
十年文革，在“无人接触”的日子里，他偷偷地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

他每天提心吊胆地进行着：先把原诗译成白话散文，然后反复推敲修改成四行一韵的诗句，历经5个寒暑，终于把长达8万行的《罗摩衍那》译成中文，为中国翻译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建造了一座丰碑。

这十年中，季老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以自省之笔，纪录了所经历的一切，且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读来让人感慨万端。

这两个十年之后，他辛勤著述，在学术上硕果累累，“在量和质两方面都远远超过这以前的四五十年”。

他的晚年出版了11部学术著作，撰写了200多篇学术论文，在中国文化研究、比较文学、东西文化交流、梵语与佛教史研究等十多个学术领域和层面上取得辉煌成就，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建树了丰功伟绩。

●要活到108岁
目前季老先生还在医院住着，由于腿部实行了手术，走路不便，所以一直没有出院。

季先生是个一天也不能不工作的人，这里也就成了他的书房，每天读书、听读报纸、写作，一点儿也不闲着。

季老对温家宝总理说，“我94周岁了，并不打算‘走’。

我要活到108岁。

”“只要活着，脑筋就要天天不停。

”
●文摘语录
“我曾套宋词写过三句话，‘午静携侣寻野菜，黄昏抱猫向夕阳，当时只道是寻常。

’我的小猫虎子和咪咪还在世的时候，我也往往在二月兰丛里看到她们：一黑一白，在紫色中格外显眼。

” ——《二月兰》
“前年和去年，每当夏月塘荷盛开时，我每天至少有几次徘徊在塘边，坐在石头上，静静地吸吮荷花和荷叶的清香。

“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

”我确实觉得四周静得很。

我在一片寂静中，默默地坐在那里，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的绿肥、红肥。

倒影映入水中，风乍起，一片莲瓣堕入水中，它从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却是从下边向上落，最后一接触到水面，二者合为一，像小船似地漂在那里。

我曾在某一本诗话上读到两句诗：“池花对影落，沙鸟带声飞。

”作者深惜第二句对仗不工。

这也难怪，像“池花对影落”这样的境界究竟有几个人能参悟透呢？” ——《清塘荷韵》
“我们中国人本来吃肉不多，我们所谓‘主食’实际上是西方人的‘副食’。

黄油从前我们根本不吃。

所以在德国人开始沉不住气的时候，我还优哉游哉，处之泰然。

但是，到了我的“主食”面包和土豆限量供应的时候，我才感到有点不妙了。

面包少且不说，实质更可怕。

完全不知道里面掺了什么东西。

有人说是鱼粉，无从否认或证实。

反正是只要放上一天，第二天便有腥臭味。

而且吃了，能在肚子里制造气体。

” ——《留德十年》
“这一本小书是用血换来的，是和泪写成的。

我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是我毕生的最大幸福，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

愿它带着我的祝福走向人间吧。

它带去的不是仇恨和报复，而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恶和善，丑和美，照见绝望和希望。

它带去的是对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诚。

” ——《牛棚杂忆》
1、是以一种文化批判精神观照中国与世界。

在精熟中国文化和通览世界文化的基础上，钱先生在观察中西文化事物时，总是表现出一种清醒的头脑和一种深刻的洞察力。

他不拒绝任何一种理论学说，也不盲从任何一个权威。

他毕生致力于确定中国文学艺术在世界文学艺术宫殿中的适当位置，从而促使中国文学艺术走向世界，加入到世界文学艺术的总的格局中去。

为此，他既深刻地阐发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厚意蕴和独特价值，也恰切地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

他既批评中国人由于某些幻觉而对本土文化的妄自尊大，又毫不留情地横扫了西方人由于无知而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偏见。

钱先生对于推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学术以及使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文化，起了很好的作用。

2、是以一种新的学术规范发展和深化中国学研究。

中国是诗书礼义之邦，中国的学问源远流长，中国学早已蔚成世界之显学。

在这个领域，一方面是勤谨笃实，硕果累累，另一方面却是陈陈相因，难以出新。

思想方法上的僵化固守和学术方法上的划地为牢，极大地阻滞了前进的速度。

在这种亟待变革的形势下，钱先生的治学方法应运而生。

他数十年间所实践的“打通”、“参互”、“比较”的方法，努力使中国学自觉地成为一个科学的、开放的体系，从而获得一个更深、更广、更新的发展。

3、是以一种现代意识统领文学创作。

钱钟书先生生活在一个农业国，但是，他却没有小生产所固有的狭隘保守观念；他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但是，他却没有三家村学究的陈腐迂阔做派。

钱先生的创作贯注着一种强烈的现代意识，这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并不多见的，有别于同时代的一般作品而与世界文学潮流颇为合拍。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的文学创作都不是那种生吞活剥的东西，而是具有真正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中国人也为外国人所喜爱的作品。

4、是以一种高尚的形象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人格上的榜样。

在三、四十年代，钱钟书先生不向恶势力俯首，用文学作品辛辣地嘲弄了那个黑暗社会。

1949年以后，钱钟书先生虽然“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文革”中更是受尽凌辱和折磨，但是，智者是不可征服的。

钱钟书先生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他作为一个学者，要为祖国和世界文化做出贡献的历史使命。

他不走冷门，不投热机，不计利钝，不易操守，反对树宗立派，只是一心一意地搞研究、出成果。

在当今之世，这种品格更其难能可贵。

淡泊名利
我和钱钟书先生相识得较晚，但也是钱钟书著作的热心读者。

我到社科院工作之前，曾在几次会议上见到过钱钟书，每一次我都特意趋前问候，并曾专门去看望过他。

到社科院工作之后，我先后有几次去医院探望他，钱钟书和杨绛慢慢和我熟悉了，有什么心里话，也愿与我坦诚交换。

去年11月，恰逢他88华诞，我曾和几位同志特意到北京医院，向他献上一束花，祝愿他早日康复。

那一天他和杨先生都显得很愉快。

爱国情怀嗜书如命学贯中西
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

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

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书评或介绍。

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

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 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

因为是随时批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

他们也懒得去理会，反正是消遣，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

谁有能力和耐心做那些事呢？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