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电视时代

在已经分裂的电视版图之外，更丰富的媒介生态正在成形，那些过去的电视人离开了电视，各自在新的领地上生存，也重构了新的游戏规则。

在很多人的童年时代，电视是一个情结。

30年前，许多地方厂区都会有一台12寸黑白电视，每到晚上，厂里的职工、附近的村民，还有那些穿着塑料凉鞋的孩子们，她们都带着自己家的木板凳，围着电视一圈一圈，那个时候看电视是一个奢侈的愿望。

黑白电视很快就被彩色电视代替，也走进普通人的家里，每天回家都习惯性的打开那个黑匣子，看外面的世界，客厅里的电视是全家人共同的娱乐。那是属于一代人对于家庭生活的记忆。

但在电视的帝国之外，互联网带来了新的传播渠道，个人PC、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甚至互联网电视，过去围绕在电视机前面的人们正在被他们打散——2013年，北京地区电视机开机率已经从3年前的70%下降至30%。在越来越多的人想不到再去碰那个按钮的时候，电视也变成客厅角落里的静物。

电视的世界原本拥有着可供所有观众停留的大陆式疆域版图，但它正在经历一场地壳运动，开始断裂、游离。电视不得不与网络视频正面对抗，而各种类型和规模的自媒体也在自建城邦，带走了原本属于电视的观众群。

在这个过程里，有一些电视人，他们身处其中，意识到传播生态这一场不容逆转的转变，他们选择离开，放下旧的体制。就像刘春、马东、罗振宇，他们从电视转入网络视频，甚至运作着自己的自媒体，当然也带着他们各自的考量。

电视那个有着严密组织的机构，曾经就像一个集体式发光体，可现在组织内部零散的光源正在逃脱离散，又各自在新的栖息地上生存，他们丰富着后电视时代的

传播环境，当然也同时被新的游戏规则改造着。

断裂的电视版图

2011年罗振宇离开《第一财经》频道，也最终真正离开了电视，“那个时候，很多同事已经看到了未来电视躲不开的拐点”。

地方电视台每年都会制定百分之十几的增长任务。但在CTR媒介智讯的数据里，2012年，电视媒体广告增速放缓，多家电视广告资源甚至表现出下降的态势，35岁以下的年轻观众群迅速离开，电视就像进入自己的老龄化。

一直以来，电视台一直都处于大众传播的路径里，以高度组织化的渠道，收集和组织信息、抵达受众，而受众又是一群极为模糊的存在。电视也在这种单向式的传播里逐渐构建起自己的帝国，维系自己高高在上的姿态。

当电视遇到互联网，原本孤立的两个点可以在网络的语境里实现自动连接，完成互动和沟通，视频网站和移动视频以各自的技术展现出内容的丰富与便捷，观众也正在进行一场迁移。根据CNNIC的数据，2013年6月，中国已经有3.89亿网络视频网民，在他们中间已经有1.6亿会选择通过手机在线收看或下载视频。

其实在过去的20年，中国的社会群体也在离心作用里断裂分层，这个时代早已经没有以所有人为辐射范围的绝对中心。但电视这些年来却一直做着同一件事儿，他在不断为自己的节目寻找更多的受众，划定更广阔的边境海岸线，收视率抑或创收能力是电视的测量标准。

2006年的时候，罗振宇还是CCTV-2《对话》的节目制片人，也处于电视的游戏规则里。电视台会为《对话》划定一块领地，每周日晚上开放60分钟的时间空档，而罗振宇则需要在这一小片领地上为电视台找到更多的受众和居民，即便是被排在晚上10点之后的财经谈话类栏目。那几年，罗振宇每天都在为收视率绞尽脑汁，“央视是一个压力很大的集体，我那个时候渴望的不是自由，我渴望的是赢”。

但被局限于电视的固有体制，电视台之间会彼此争夺排名，会在竞争中失败，但却永远不可能出现某一家卫视因失败而被吞并的故事。电视行业并不全是充分市场竞争的格局，也不存在进入和退出的机制，就像央视对于资源的垄断，就像那些居于劣势却仍然在市场当中分享着资源的地方卫视。

马东在央视一直做着《挑战主持人》和《文化访谈录》的制片人，每次预算报批之后，他只需要负责确定主题，组建制作团队，每周在3台摄像机前面与一位采访对象完成2个小时的深度交流，最终审片。央视总有它固有的资源和广告团队，销售或广告其实都不是他需要担心的事儿。

罗振宇经常说，“在这样的环境里，大家都在用低水平的产品，做着高度的竞争”，那个时候他还身处其中。

电视的黄金时间总是会留给综艺节目和电视剧的，它们总能为电视台找到更多的

受众，也为电视台带来更多的广告收入。原创内容的短缺让综艺节目只能在收视率的排名压力里限于同质化，就像各地方卫视不得不参与其中的音乐类选秀，在泛娱乐的取悦里陷入恶性循环的锁链。

2012年电视剧的收视率出现普遍下滑，而湖南卫视的热播剧也只是艰难破2，在CTR央视市场研究的中国城市居民调查（China National Resident Survey，CNRS）里，中国电视剧观众多趋于40岁以上，并随着学历的上升而递减。视频网站却在版权的争夺里满足了不同群体的内容需求，对于不再符合品味的国产电视剧，观众会很自然的选择离开它。

或许现在电视限于原有的模式里，并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他们终究无法改变对于广告的依赖。其实在广告之外另有电视频道收费的可行路径，就像美国国家地理频道，但在中国，所有电视台都变成卫星电视之后，也只有广告这唯一的选项。

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世界的游戏规则，但电视台却依旧困在自己的封闭系统里玩着最初的游戏。就像罗振宇参加过的所有电视节目策划会，所有电视台内容输出的预设场景都是一样的：观众会坐在电视机前面几个小时不动的专注收看。但现实是现在的人们甚至已经不再去打开它了。

电视在经历了观众群体的离散之后，原来的电视人也正在经历一场重新定位和归属，有人因为对于新鲜和刺激的好奇，也有人因为看透了传播生态的转变，或者选择把握住进入一个新的领域的最后年代。

走进视频网站

马东在加入爱奇艺的4个月之前，他已经从央视离职，那几个月，他在家休息、打高尔夫球。每次被问到“为什么离开”，他总会说，“我想换一种生活方式，想把自己的人生重新归零”，他也同样用这个原因说服了原来的领导。

但作为一个内容传播的从业者，马东对于传播渠道和传播方式的改变有一种职业的敏锐，早在三四年前，他就已经注意到互联网的迅速扩张。“过去三四年，传播渠道的变化非常明显”。

离开央视是在马东的44岁，走到一个对他来说全新的行业。那个时候，马东已经在央视工作了10年，最初以主持人的身份进入，2004年成为CCTV-3《挑战主持人》和《文化访谈录》的总导演、制片人，随后进入春晚导演组，并在2009年成为CCTV-3的总监助理，进入频道管理层，在电视行业内，他尝试了很多的角色。

旧有的体制就像一条单行线，进入领导层之后很难再退回来做一个制片人，在那个严密的系统里，从副处、正处，到副局、正局，最终在某一个位置上退休，未来完全可以预见。可马东却觉得“如果从一件事情里不再能收获好奇和满足感，这种感觉是可怕的”。

认识龚宇是在马东离职之后，一个偶然的场合，在他眼里，龚宇很像他自动化控制的专业出身，性格偏理性、沉稳，与言语相比，他更相信数据，所有的系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