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技术)中国传统工艺

工艺篇
导言
中国传统工艺，是历代中国人为满足自身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采用各种物质材料和手工技艺所创造的手工艺品以及相应活动的总称。

作为中华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体现了工艺美术的一般特征，又显示了民族文化的鲜明个性。

中国传统工艺有烧造、织绣、印染、编结、木作、营造、装潢、扎糊、剪镂、刻印、画绘、塑作等技艺类型。

现在被习惯地划分为陶瓷、金属、染织、漆器、家具、编结和雕塑等几大门类。

一、烧造工艺
1．陶冶泥火
泥土最初的陶化，意味着人类对火的创造契机的第一次把握。

火，从此成为人类创造力的延伸。

谈论陶器烧造，人们因此爱说“火的洗礼”。

所谓“火的洗礼”是由火候、火焰作用于泥料来兑现的。

“火候”即温度，是界定“陶”和“瓷”的一项物理指数，更是陶瓷艺术的技术前提。

一般地说，成陶温度约在700-1000摄氏度之间，成瓷温度则在1100摄氏度以上。

成熟的中国瓷器多在1300摄氏度左右。

“火焰”，即烧造气氛，是决定“陶色”和“瓷色”的一种化学因素，同样也是陶瓷艺术的技术前提。

火焰，有氧化和还原两种性质。

火焰的一定性质和变化，会直接影响陶瓷制品的胎质、
釉色、光泽和肌理。

例如：同样含铜的釉，用氧化焰会烧出漂亮的绿色或青色，而用还原焰则会烧成美丽的红色；若是含铁的釉，两种火焰烧成的釉色几乎正好相反。

所谓“白如玉”的传统白瓷，是用还原焰烧成的。

谈论陶器烧造，人们往往把“泥”与“火”相提并论。

坯胎和釉子，是陶瓷之“泥”的基本内涵，坯胎，是用泥料构筑的陶瓷制品的形体骨架。

以烧结点为分水岭，在前称“坯”，在后称“胎”。

在变化过程中，“泥料”是造成这种统一的基础，它不仅规定了陶瓷的形态，而且规定了成“陶”或成“瓷”的趋势。

一般地说，制陶的泥料主要是含杂质较多的粘土；制瓷的泥料主要是由高岭土组成的瓷土。

前者颗粒不匀，常含杂质，烧结后胎质粗松，不透明，具有吸水性，叩之声浊；后者颗粒细匀，成分纯净。

烧结后胎质坚硬致密，有半透明性，吸水率极小，叩声清扬。

釉，也称釉子，是覆在陶瓷胎骨上的透明或半透明、无色或有色的玻璃质薄层。

釉料的主要成分是釉石，碾碎细炼后制成釉浆挂在成型的坯表上。

釉料熔点比胎骨要低，有较强的张性和流动性，烧结过后平匀光滑。

除耐磨、耐蚀、不渗水等理化性能外，陶瓷挂釉等于披上一件美丽华灿的衣裳，光彩照人。

2.陶瓷匠心
《考工记》所记“抟埴之工”，即陶工。

“抟埴”就是用粘土拍成陶
器坯子的意思。

抟是一种最原始的成型技术，捏塑和泥条盘筑也同样原始。

以后出现的模制和轮制法，是制陶术的革命性进步。

轮制技术开启了中国一贯几千年的辘轳拉坯成型技艺传统，使圆器成为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形式。

除圆器外，传统陶瓷器皿还有琢器。

广义的琢器，是指不用陶车拉坯成圆形的其他形状的器皿，如方行器、扇行器、棱状器或各种异行器。

天下器物，多有装饰。

中国传统陶瓷艺术，尤见装饰匠心。

中国传统陶瓷装饰形式，大体有刻镂、堆贴、模印、釉色、化妆土、彩绘六大类型。

刻镂装饰是在坯体上刻画、点戳、镌镂、纹饰，也有在釉表进行刻饰的，如刻瓷；模印装饰是成型时靠模子将纹饰印在坯体上；堆贴装饰是用泥在坯体上堆塑，或用泥片预制成形，再贴在坯体上的浮雕纹饰；釉色装饰即以各种有色或无色、透明或半透明、高温或低温、有光或无光的釉子直接为饰，亦有以色釉绘出纹饰的；化妆土装饰是用细土或细瓷土制浆挂在坯体上，以掩饰胎面，并减少坯胎对外表的玻璃釉的渗吸；
彩绘后罩釉烧成的是釉下彩（如青话、釉里红、釉下五彩等），由先施釉烧成，再在釉表彩绘，并低温烧烤的是釉上彩（如古彩、粉彩、新彩、珐琅彩等）。

上述六大类装饰手法，往往彼此配合，被综合地用于陶瓷装饰。

3.瓷的发展
关于瓷器的起源，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白陶（如大汶口文化的白陶），就是“原始素烧瓷器”；商代创造了青釉，发展成“原始青瓷”。

另一种观点认为成熟的、真正的瓷器出现在东汉，而以前的带釉器是“高温釉陶”。

两种观点分歧的重要原因，是“缺乏一个大家公认的科学的瓷器定义”。

其实，凡事都有一定的发展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两种观点不难统一起来。

也就是说，原始白陶是一定瓷器因素的确切端倪（如高岭土作胎，火候在100摄氏度以上），而东汉青瓷则是瓷器因素的全面实现。

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江浙一带始终是青釉器（或是说原始青瓷）主要产地。

魏晋南北朝的中国，进入了瓷器时代。

且南北青瓷的风格差异十分明显，已形成两大生产体系。

就釉色而言，北方青瓷中泛黄，而南方青瓷则更加青翠。

这一时期的江浙青瓷生产，有越窑、瓯窑、婺窑和德清窑四个窑系。

有“诸窑之冠”美称的越窑，在唐代创造了中国青瓷艺术的高峰境界。

陆龟蒙曾诗赞：“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所谓“千峰翠色”，正是对越窑青瓷莹润之釉色的点的诗意写照。

美丽的越窑器深得宫廷赏识，以至设官督造，并以“秘色瓷”相称。

隋代，中国窑工烧成了白瓷。

这项伟大的成就，改变了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创了“南青北白”的新格局。

白瓷对烧造技术有很高的
要求，需尽量减少原料中铁的成分，并要适当地把握火焰。

河北邢窑于初唐崛起，以生产光素大方的白瓷而与越窑齐名。

白瓷给人以崭新的视觉感受，故成时尚。

一时间，“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另外，用颜色釉、釉下彩和绞釉纹胎来装饰瓷器，也是唐代的成就，它们为后来的陶瓷装饰开辟了新路。

于汉代铅釉陶发展而来的“唐三彩”，鲜明而典型地反映了唐代雍容博大、清新华灿的时代风貌。

宋代，是中国传统瓷艺达到最高美学境界的时代，钧、汝、官、哥、定五大名窑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使中国在人类制瓷史上登峰造极。

五窑之中，汝窑、官窑和哥窑都是继续窑衰微后而一贯青瓷传统的官家窑场。

汝窑（河南临汝）瓷多为素器，土脉细润如同胴体，釉质莹泽，厚若堆脂，棕眼（釉中的微气孔）并巧露铜色胎骨最佳，以粉青为标准色。

官瓷共同之特征：釉厚过胎，釉层有微小如珠之气泡攒聚（素称“聚沫攒珠”），釉面有自然天成之裂纹（素称“蟹爪纹”）；器口或棱线处釉薄而微露泛紫之胎色，器足无釉呈铁红或铁褐色（素称“紫口铁足”）。

哥窑，窑址迄今未发现。

据传，南宋时有章氏兄弟均善烧窑，生一生二同在浙江龙泉各主一窑。

生一所造，即为哥窑。

传世哥瓷一般呈“紫口铁足”之像，釉厚湿透，釉面润泽如酥，有网状开片或重叠如冰裂纹或呈细密之“百圾碎”，裂纹多呈红黄色（俗称“金铁线”）或黑紫色。

龙泉窑（亦称“弟窑”）虽未在五大名窑之列，却以几抵厚釉之极限的“梅子青”等，穷尽碧玉般釉色之美。

钧窑（河南禹县）亦属青瓷系，其出品特别发挥了原料内铜元素即
还原气氛的随即变化，生出亦青红的“夕阳紫翠忽成岚”的天成之美。

钧窑的突出成就在于以多色釉的创造，突破了青瓷的单一青色。

定窑（河北曲阳），以烧造白瓷为主，称为“白定”，兼烧色釉及白釉剔花器，依颜色有红定、紫定、绿定和墨定等色釉器。

定窑的成就以刻、剔、印的装饰最为突出，使素白瓷的单调品质为之一变。

另外，镶铜或金银于器物“芒口”（因扣烧而形成的粗涩的口沿），有美用兼得之巧妙。

白定釉色乳白，比邢白瓷更有类玉感。

蒙元统治者崇尚白瓷，青瓷逐渐衰落。

白瓷的突飞猛进，引出了元明清彩绘瓷日占上风的新格局。

首先是釉下彩绘青花瓷的猛然崛起，继之，名成话的青花斗彩和填彩、清康熙的古彩、雍正的粉彩和乾隆的珐琅彩等一一登场。

颜色釉一路，一元代釉里红为开启，随后，祭红、郎红、胭脂水、碧玉釉以及乾隆时期的无数色釉鱼贯而出，宛若彩练横空，气象绚丽。

二、铸锻工艺
1.青铜文明
中国古代通称金属为“金”。

所谓“五金”，指的是金、银、铜、铁、锡五种金属及其制品。

中华铸锻工艺的成就，主要得之于对五金的驾驭。

金，最初指铜或铜器。

人类用铜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当时所用为天然红铜，故史称“红铜时代”或“金石并用时代”。

冶铜铸锻工艺阶段的到来，标志着人类文明历程的一个新时代——青铜时代。

中国青铜时代包括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

青铜，实为铜锡合金，因色呈灰青而得名。

它具有熔点低、硬度大的特点。

铜锡原料不同比例配合，会使铸器具有不同性能。

铸器工序有炼铜、范模、合范、浇沦和修饰等，其中以范模制作最为关键。

三代铸器多用合范法，先将泥模翻成泥或陶质的外范和内范，再将它们拼合起来，然后往内外范之间的空隙中注入铜液，冷凝后即形成器壁。

由模子转移到外范上的纹饰和文字，进而转印到铜器的外壁。

这是古代中国具有文明特征性的一种技艺。

对古人而言，青铜器的人文政治意义远出于技艺价值。

著名的“问鼎”故事，便是最好的说明。

据古史记载，铸九鼎象征天下以后，历经商周，都视之为传国之宝，得九鼎即受命得天下。

春秋时，周王室衰微，楚庄王侍强势于洛邑向周王使者问九鼎大小轻重。

“问鼎中原”，从此成为夺取政权的代称。

显而易见，铜鼎是象征王权、揭示礼乐制度的最重要的一种礼器。

它和其他青铜礼器统称为“彝器”，即意为“常宝之器”。

超越日用的神圣社会意识形态意义，使这类铜器每每以超人的尺度、雄厚的造型、精繁的纹饰和严正的铭文傲立世间，令人感到一种神秘狞厉的威力和崇高峻峭的美。

商周青铜器有炊器、食器、酒器、乐器、兵器、工具和杂器，品种多样，形制丰富，功用区分明显。

青铜纹饰气象万千，有拟兽式的饕餮、夔龙、夔凤、鸟、蛇、牛、虎象、蝉、龟和鱼纹等；有几何式的
云雷、四瓣、圆涡、方格、垂鳞和瓦纹；有拟人式的人面、饕餮食人纹；还有像牺首、兽形钮一类的立体装饰。

与原始时期的自由和两汉时期的飘逸相比，商周图案格式显得凝重拘谨。

但它以变化统一的关系结构和回转交错的形态特征，初奠了那个充满中国文化精神以致千古延续的“S”形的普遍结构范式。

春秋战国时代，新兴的理性精神和审美理想，日益冲淡了神秘凝重的原始宗教气氛，赋予青铜艺术以崭新的美学品质。

浑铸、分铸和失蜡铸造法的综合使用，以及刻画、焊接、镶嵌、金银错、鎏金、镂空等新加工装饰技法的运用，使青铜器形制与装饰上的奇构巧思如虎添翼。

面向日常实用的价值取向、针对实现生活的艺术表现、趋于写实灵巧的造型形态、日益明快活泼的审美风格，是这个时期青铜艺术的共同趋势。

战国后期，奇巧华美的风格在金银错等镶嵌的器物上得到特别的发展。

至汉代青铜器多朴素无华，着重于日用器皿的发展，如灯、炉、奁、壶、洗、镜的产量都很大。

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鎏金嵌松石铜壶和规矩镜等精美的作品，代表了汉代青铜工艺的最高水平。

被称作“幻镜”的西汉透光镜，尤其中国人的智慧。

其原理直到几年前，才被中国研究人员揭开。

由汗而下，唐代极盛的铜镜，明代的宣德炉和景泰蓝，清代的铜胎画法郎，都在不同方面体现了中华铸锻工艺的发展。

2.黑金铁器
“黑金”，就是铁！黑色的旋风，席卷中华大地，带来了中国古代文明史上的“铁器时代”！吴国剑匠干将和莫邪用铁锻造的利剑，从此成为剑中珍品和制剑楷模。

铁器至少在春秋前期已经出现。

战国时期，铁器以它优越的实用性能，首先在生产工具领域全面地替代了青铜器。

铁制工具的应用不仅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木作、雕镌、髹漆等其他工艺门类的发展，还为人们输入了造物制器的新观念——朴形实用。

这种观念在冶铁制器领域一直延续，铁器因此少有矫饰，而多呈美用兼得的浑朴形态。

铁器于汉代广泛地进入日常生活，铁制的锅、灯、镜、顶针、剪子和菜刀等日用品已成为市场上的商品。

主要用于审美或纪念的铸铁艺术，在唐宋时期成就斐然。

中国现存最早的特大铸件，首推五代李云铸造的沧州大铁狮。

湖北当阳玉泉寺的13级北宋铁塔，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大的铁塔，这些特大型铸件，显示了当时造范和合铸技术的高明。

当代观赏性锻铁工艺，以安徽芜湖铁画为著。

3.金光灿烂
黄金和白银有美丽的光泽色质，还有良好的延展性，可以锻箔抽丝，将它们的美丽转化成装饰和品物之美。

从包金银到金银错，汉以前的金银工艺多表现为装饰形态，纯粹的金银器物所见不多。

金银工艺是唐代手工业的重要部门。

据文献记载，当时有销金、拍
金、镀金、织金、砑金、披金、泥金、镂金、捻金、戗金、圈金、贴金、嵌金和裹金十四种金加工方法，可见唐代金银工艺的发达。

造型考究、形式多边的唐代金银器，多有毛雕或浅浮雕的装饰花纹，精致雅丽。

有的银器鎏金，银地和金光相映成趣，一派金碧辉煌。

有的银器饰以金银珠玉组成的流苏，更添华丽高贵感。

宋、元、明、清、的工匠进一步发展了金银铸锻工艺，留下了许多光辉作品。

如北宋的鎏金银塔、元代的四合如意金盘、明代的錾花错金银执壶、清代的龙纹金执壶等，都是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上乘精品锡器，自古以来多用于日常生活，其品种以香炉、酒壶、灯台、花瓶等最为多见。

形制多依实用功能而构造，朴素无华却呈现精妙的设计匠意。

三、染织工艺
1.丝的文化
中国使用丝纤维在古代世界是独树一帜的。

中国人发现了丝，并以其卓越的才能织造出令世人叹绝的丝织品，创造了独步于世界的“丝的文化”
相传，最早的丝织术是由黄帝的妻子嫘发明的。

这种说法带有传奇色彩，但现代考古学已经证明，早在仰韶文化时期，黄河流域已经出现了完整的丝织物。

从那时起，蚕丝的生产与纺织逐渐遍及中国南北。

“织”的存在引发了“染”的出现。

人们为求悦目或作象征，会在精心织出的丝织品上涂染颜色。

河姆渡遗址和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丝
织物，都被染成绛红色便是很好的证明。

商周时期养蚕、缫丝、种麻、采葛、织绸、染色等工艺取得了迅速发展，并已有专门的分工。

出现了几何纹单层提花织物、染色刺绣和相当先进复杂的绞经罗，周代还出现了织锦。

虽属初创但已成型，为后代丝绸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齐觯纨缟”，世人皆知。

春秋战国时，齐鲁地区已成为十分发达的丝绸造重地，其产量高居全国之首。

中国的丝绸业至此已进入全面成熟、高度发达的阶段。

在湖北江陵马山石一号墓出土了大批战国时期的丝织品。

其中一件龙凤虎纹绣衾纹样组织巧妙、形象生动夸张、色彩绚丽和谐，堪称战国刺绣的杰出代表。

2.繁荣似锦
秦汉是中国染织、丝绸业空前繁荣的时期，丝织艺术在汉代，尤其灿烂辉煌。

正是汉代人开通了西域，走出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将中国的丝绸和文化传播到西方。

在古罗马相当长的时间里，丝绸与黄金等价。

汉代的丝绸锦绣十分丰富，织法、绣法、染法变化多样。

织品由锦、绫、绮、罗、锻、纱、缣、缟、缚、纨、细、缦、綮、练、绢等织成；绣品有信期绣、长秀绣、乘云绣等。

其针法也多种多样，除平绣外还有锁绣、钉线绣等。

汉代绣纹饰流行云气纹、茱萸纹、鸟兽纹、文字纹、几何纹、人物骑纹等。

汉代的印染技术也相当完善，有浸染、套染、媒染等方法。

型版花
技术为世界之最早。

魏晋时期，本已十分发达的蜀地丝织业更是“擅名天下”，跃居全国之首。

此时的魏国出了卓越的纺织工艺家马钧，他改革了提花机，使提花绸图案变化丰富而自然有序，并使生产效率成倍增长。

受文化交流的影响，魏晋南北朝的丝织图案出现了明显的异域色彩，佛教题材的装饰图案也时有所见。

唐代以其富强傲视世界，在织造技术方面，唐代取得了巨大成就，织机有了重要改进。

唐代丝织品种丰富、织造精巧，出现了许多新品种。

锦，是多色的多重织物（现称缎子织），质地厚重，为丝绸中最华美的产品。

唐代的锦有经锦、玮锦两种织造。

经锦是汉魏以来的传统技法，玮锦则是唐代的新创造。

绮，是一种素地斜纹提花。

罗和纱，是斜织的半透明织物，织法较为复杂，唐代的罗、纱，更加精细，经玮丝细如毫发，光洁轻薄有“如烟似雾”的美喻。

唐代的印染技术也空前发展，其中防染印花技术占主要地位。

流行的印染方法有夹缬、绞缬、拓印及碱印等。

唐代的刺绣工艺进步很大。

刺绣除用于服装及一般丝织品的装饰外，还广泛用于宗教的绣经绣像。

这是中国刺绣史上的一大转变，它使刺绣逐渐脱离织物装饰而成为相对独立的艺术欣赏品。

就丝织图案而言，唐代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两汉所盛行的云气纹、动物纹已被大量的植物花卉纹所替代；魏晋南北朝时形成的种种新型骨架，如联珠纹、对称波形纹和龟背纹骨架，在唐代则进一步发展、
完善。

唐人还创造出不少新的纹样，如团窠花、陵阳公样、大小宝花、缠枝唐草、折枝花鸟等。

鼎盛于宋，有缂丝（又名克丝、刻丝），是中国人创造的又一种精美绝伦的高级显花丝织物。

宋代缂丝数宣和时最盛，以河北定州出品最佳。

北宋缂丝多为服用纹锦侧重实用，它们结构严谨、衔接自然，花鸟穿插生动，亮色的主纹衬以深地，幽丽淡雅。

南宋缂丝技艺更加精湛，部分缂丝转向欣赏，主要织制唐宋名家的书画。

崇尚书画之风，也反映在刺绣上。

宋代刺绣除部分用于服饰外，另一部分则向纯欣赏品发展，竭力模仿名家书画，这类绣作用针细密精巧，刻形传神入境，精品甚多，堪称代表的有《瑶台跨鹤图》、《海棠双鸟图》及《梅竹鹦鹉》等。

宋代丝织业也很发达，染织艺风一改隋唐的华丽、热烈，以典雅、沉静代之；纹样趋重写实，花鸟尤盛。

元带染织工艺，最有特色的是加金织物、毡毯和棉织。

由于蒙古族统治者的偏好并掠得大量黄金，也由于金人用金习俗的延续,元代盛行加金织物。

用金方法有部分加金和全部织金两种。

棉花于元代迅速发展成为纺织品的主要原料。

黄道婆融合黎族织造技术和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一套较先进的织造方法，大大提高了棉纺织的生产效率。

3.锦上添花
明清丝绸织造所达到的境界，可谓锦上添花。

明代出现了绚丽的妆
花、高贵的库锻和金碧辉煌的织金织银。

清代更推出了地方特色浓烈的云锦、蜀棉、宋锦（仿）、回回锦、壮锦等，它们各显优势、争奇斗艳。

明代始创的“拔染法”是印染技术的一大转折，它改变了传统单一的“防染”技术，使生产效率成倍提高。

明清印染品中，“药斑布”（有称浇花布、蓝印花布）颇受民间百姓喜爱，其印法有刮印、刷印两种；印出的花布有蓝底白花，也有白底蓝花。

明清宫廷刺绣工艺已形成某种定式，龙袍、宫服、绣字、绣画往往千篇一律，变化极少。

但在民间，实用性刺绣则蓬勃发展，充满生机。

至清代更有了地域风格鲜明的“四大名绣”——苏绣、湘绣、粤绣和蜀绣。

明清的染织图案内容极为丰富，盛行以谐音、寓意、假代、组合、象征等为表现手法的“吉祥图案”，从艺术风格倾向于矫饰，有繁缛堆砌之嫌。

四、编结工艺
1.编结意味
在汉语中，编，指古代串联竹简的皮条或绳子；结，则指用线绳等物打成结或编织，也指织成之物。

从字面意思来看，原始的编结形态大概是条状的，即利用天然植物纤维或线材绞、纠、扭成的“绳”、“索”。

随着人们对线绳间经玮关系的认识和掌握，编结形态也逐渐由条状扩展为面状以至体状。

编结形态的演进，是文明文化演进的形
象说明，它留下的人文印迹是深刻的。

在中国工匠手里，不仅复杂的编结物总有巧构美形，就连简单基本的编结技巧，也能转化成最单纯却意味无穷的装饰花结。

“八结”也好，“百结也好，种种结莫不寓寄深深的吉祥美意。

2.编结经玮
编结工艺在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史，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曾出土过上百件苇席残片，堪称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编织物，距今已有七千多年。

战国秦汉时期，中国编结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从湖北江陵战国楚墓出土的一批竹编器物来看，无论采用人字、方格十字、长方或矩纹，还是运用六角形空花、八角形空花或是盘缠编织法，技艺都非常精湛，图案也非常美观。

据史记记载，草、柳、麦秸等材料的编结工艺在北方地区已很普遍，南方的福建、广东等地区则以藤编最为发达。

由于材料的关系，历史上的编结物不易保存下来，加上文献记载也不多，因此难以了解每个时代的具体情况。

但可以肯定，唐代以来，生活用品的编结日趋发达和繁荣，生产规模、种类品质、工艺技术和艺术水平都不同程度地超越了以往。

而且，在历史传承的深厚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些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专业产地和地方特产。

如扬州莞席、常州龙凤细席、广州藤席、贺州龙凤纹簟、虔州竹梳箱、象州和宾州藤席、温州竹丝灯等等。

不妨立足当代，粗略地浏览一下几种主要的编结工艺。

以篾片篾丝为原材料的竹编工艺，在南方最为发达。

东阳素称“竹编之乡”，以拟形（主要是动物）竹编最有特色。

嵊县竹编以食篮、果篮、套篮驰名。

重庆竹编工艺冠盖西南，为当地最有群众性的传统手工产业。

成都以出产瓷胎竹编著称。

梁平则以竹帘字成一格，以后还发展了竹帘画。

益阳有“竹器城”的美誉，素以水竹凉席明扬四海，被世人誉为“薄如纸、明如玉、平如水、柔如帛”。

安徽舒城亦以竹席著称，号称“舒席”，早自明代便是进贡朝廷的佳品。

善于因地制宜的工匠，在长期的实践中筛选出诸多适宜当地特点的优良编结草料。

例如，蒲草、油草、黄草、苏草、龙须草、箕草等。

各地的草料虽名目不同却有共同的特点，即草秆光滑节少、质地坚韧柔软，经得住编结或使用过程中的弯拉曲折。

但凡草料，采割来后皆须必要的初加工，如挑选、劈分、晾晒等，有的还要薰蒸、漂白或染色。

编结方法不尽相同，但大体上不外乎结、编、辫、捻、搓、拧、串、盘、绞之类；编结格式以十字格、人字格、米字格、几何形、空心方角、六角、八角和梅花眼等所用最多。

草编是一种最普及最广泛的传统工艺，产地遍布全国，出品皆为居家生活的日用品，尤以席、垫、帽、篮、盒一类的器物为多。

如浙江宁波，湖南临武、浙江慈溪、山西潞城、山东烟台、青岛、上海嘉定和天津等，各有不同风格的草编器物盛行于世，皆为久负盛名的传统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