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赔款与中国教育

庚子赔款和中国教育

如果没有非同寻常的恢复能力，中国早就在一次又一次的沉重灾难后陷入沼泽，而现状是中国经受住了打击并且有了改革和再生的可能性。一个巨大的大约三千万的群体，已经有因为洪灾而陷入贫困的处境，也有些地方处于在对方竞争的内战中。但情况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可言。中国，不管情况是会变得更好或者更坏，都会采用西方政府机构的形式。不管现在的斗争结果会如何，哪一方会试图通过武力进行中央强有力的控制来保证国家的安全统一，未来还是要依靠于中国如何被西方的文化精神所同化，而不是哪些肤浅的方法形式会成为一种妄想和灾难。1922年庚子赔款退还的巧妙运用，将起到事件进程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它的数量，资源的浩瀚，中国的巨大人口量，构成了她未来重要的，全球利益性的发展的相关问题。在这里也不需要强调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作为中国制造对世界供求的重要性。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二十万外国人已经居住在这个国家，而且绝大部分对产业和商务有一定的兴趣，这将会使政府更加完备，国家更加稳定，但作为一个急需关注的问题是他们属于哪一个民族，并且这不再只是一个民族的动荡波及其他的国家。不管距离的远近，任何时间问题都有可能在影响世界的另一部分中失败。

不深究于细节的话，它有可能对于简短地概括到目前为止与大英帝国有关的庚子赔款处境十分有用。在1922年它被政府决定作为调解1900年从中国流入大英帝国的账户赔偿款。赔款在一年后支付，到了1945年赔款数额又扩大了。因此支付情况影响了不仅涵盖了23年的一部分时间，赔款数额也变成了400000 l每年，代表了主要数量，大约为11000000 l。但得到的缓解并不明显：主要的数额仍旧来自大量的中国资源收入，但是不同于用偿债基金支付，它是对双方两个国家都有贡献的。一项对这次决定造成影响的法案在今年5月的议会上被提出，但是也被立法机关通过了。

因此几乎没有任何必要去追究导致英国政府作出这些举动的原因，也没有事实证明。其中一种考虑是毫无疑问地，美国与日本政府利益相勾结，对于赔款数额双方作出了相对的条件。英国政府不能在一旁对自己的声望损害问题袖手旁观。法国也是，撇开汇出的赔款不谈，已经将金额清算至在中国的一家绝大部分储户为中国人的法国银行。至于德国这一最大参与者的索赔，在战争期间被取消了。对俄罗斯的支付也随之停止了，但是通过中国和苏联政府的安排，俄罗斯的全部赔款都被作为提升中国人民的教育所使用。盗用基金使得德国的索赔被取消成为了可能，同时这也是对那些妄图豁免的当权者的一种警告。他们企图从中国得到利益，但很明显的是在这样境况下的国家从1900年的改革中就取得了胜利，他们需要一双强有力的手维护全体人民的利益，这些利益应该使明智的支出成为可能。

在议会上提出的法案通过后，1922年12月制定并宣布了相应的政策，应收的赔款数额增大了对双方国家都无益处。很多建议被提出来为了提高模糊的词语的准确度。代表团们极力推进在英国的监督下将用于公共事业的钱数扩大。另一个建议是认为应该在北京设立一个科技博物馆。对于后者的建议支持的声音比较少。即使这个国家在这类机构上获得全面的利益方面有了明显的提升，但在通信和交通方面还面临着如何妥善处理基金来扩展用途的难题。这些好处会在北京得到印证。至于前一个的建议，把钱投入公共事业中，则有很多可以说，但是这些钱相对于国家之大则显得过少，因此最后它只能对一两个或者更少的区域产生一定的益处。如果不是为了达成这一目的比如急迫的需要而拨款是很难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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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一个开阔的视角来审视现状，中国的需求和中国人民的意愿本身就是一致的，并不存在分歧，它们都明白无误地指向同一个方向，那就是教育。这个观点，无论如何，都是在向关系缓和的两方面“自荐”。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确保在教育方面的资金投资。这是中国人自己的建议，而俄罗斯也一直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的英国居民中，那些最有权利与权威部门交谈的人，即香港英商会的代表，一直在强有力地推进教育。此外，他们坚

持认为当前的形势要求我们学习英国的教育模式。因此他们希望英国公立学校教育精神中的某些东西有可能引进运用到中国教育中。

中国人被赋予了很多令人钦佩的品质，其中的品质也极其类似我们，然而他们有许多由于在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隔离导致的弱点。因此，从他们对家庭权利要求方面的强烈关注度来看，他们往往被预计成一个对他们所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有狭窄视野的群体。而这必然是由于他们所处的政府和社会生活的缺陷导致的，以及，他们对外国人的不信任，这些都是他们之所以在任何时候都处理不好国际关系的原因，无论是在太平盛世还是在战火连天。没有任何冒犯的意思，可以说他们缺乏公共道德的锻炼，那些在英国被发展的教育。经过悠久的传统，中国人献身于教育事业，数量让人感到敬畏，而他们自身意识到他们的从1911年创建的体系在努力改革中显示的缺陷。中国式教育现在正在一个教育主导的控制下，以北京为行政中心，有一个包括了中小学和一些大学的国家体系。中国因此掌握了一个系统的框架。但必须承认的是，它只不过是一个纲要，也许，深入来说，它还不是非常清晰的。除此之外，账户采取一些部分或者全部在国外教育机构的管理，很大程度上是传教事业的成果。

如何最有效地利用资源，将利用庚子赔款予以提供的问题实际是双方的问题。虽然已经有可能在中国的现状下用最粗略的方式，大概能说表明，在国家可以参与国际大家庭中来前长期的培训是必要的，特别是在商业和古老的文明可能会应用。对于世界其他地区，在这个问题这方面的疏忽也没有任何事情被认为危险。然而，一方面，这意味努力提供一切援助中国人自己来改革和复兴其教育系统；另一方面，要保证在改革，这种努力应该是由公众和国际社会的道德理想启发的，但与西方的国家不一定是相同的——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如同日本所展现的。

很明显,这两个因素必须被放到前面。第一，对于如此巨大的需求，可用金额占很小比例，,在人口这么稠密的国家,，随着基金在二十三年间结束，中国人自己通过永久的合作获得结果。第二，虽然，可能想灌输西方的精神理想，但是教育应该具备彻底的民族性格。解除国际化的中国学生正在提供一个危险的政治现状,通过教育设施扩展他的产品，可能会变得非常严重。因此，需要周密的考虑并且应做出任何可能的计划邀请或需要中国的合作，比如1923年2月在上海，在会议上英国商会的代表建议。他同时强调，庚子赔款所必须用的资金用于教育的方向去往英国的资金，应把它看作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的意见“具有足够的代表性，这样的方案，概述在这些列当中（8月30，p301），以及Dr.R.P Scott 在帝国的回顾十一月的问题（见11月15日，p 726），对于这些方案中考虑到的广泛的问题我们已经表示，到目前为止的可能性，是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应该受益于英国的良好意愿，成功的根本因素是真正的合作和财务, 同时，高等教育是唯一的领域，有效的合作是可行的。

总之，这里有两个点我们希望在制定细节中给出。一个是除了成立在欧洲或美国给中国学生的奖学金，在至少一年的时间应该有一个交换讲师；其次，制定充足的规定进行研究地理，社会历史，和中国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