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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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与幸福
12投理3班张润东
观点:GDP仅仅反映了幸福感的一部分。
在过去,GDP被用来判断一个国家与人民的富裕程度。
但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仅仅用GDP反映国民水平是不科学的。
GDP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
现在衡量国家发展水平和国民幸福指数普遍采用GDP。
但我认为用GDP来衡量幸福,本身就是一件可笑的事情。
GDP其实就是一串数字,是十分客观的概念。
而幸福是主观的,随着人的成长而不断完善,受经济、环境、宗教、信仰等方面影响。
从数学角度上来说,就是无法在同一个坐标轴上。
那么,可以说,GDP与幸福没有直接关系。
中国的发展曾经“唯GDP论”在上风,所以,政府大力发展房地产、重复的公共建设。
明明同一条路却在两三年中修了几次。
GDP是上去了,但我们百姓的幸福指数可大大下降。
既然GDP是数值,那么我们也可以给幸福感附加一个分值。
政府在第一天修路由于大部分市民认为是便民工程而使幸福分值为正,是上升的一个数值。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工程的延长,市民期望下降,修路工程所引起的噪音问题,交通阻塞等问题等会使该工程所造成的幸福分值将会下降,但该工程所投入产生的GDP依旧增加,即GDP上升,幸福感下降。
由此可见,GDP不能真实反映幸福指数。
而且,我们并不能完全将GDP与幸福划等号。
因为,GDP并不能100%转化成幸福感,也许GDP会带来负的影响。
计算GDP的其中一种方法是支出法。
也就是说,算的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花费的多少。
但我们知道我国收入分配失衡。
首先,体现在政府积累财富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个人收入占比越来越小。
这会使得政府花钱方面更加大手笔,而百姓过日子需要更加精打细算。
加上现在,医疗及社会保障不到位,百姓的储蓄也不敢轻易花掉,从而导致居民消费能力受到严重抑制。
百姓没有保障,谈何幸福呢?如果政府花钱办实事,那么,百姓交税是充满幸福的。
但偏偏经常遇到曝光公费乱开销的现象,那么,百姓纳税自然心里不舒服。
有一点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仇富”心态。
产生这种原因肯定是不幸福了。
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
而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而且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
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
虽然GDP还是不断上升,但社会分配不均依旧成为我国居民不幸福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句话说,经济是基础。
钱不一定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
可见,GDP这个以金钱为计量的数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幸福。
但GDP反映的只是幸福的物质指数。
俗话说,有钱有有钱的活法,没钱有没钱的活法。
有钱并不一定过得快乐,没钱也可以穷开心。
所以,幸福还需要一个精神上的衡量指数。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种心理欲望得到满足时的状态。
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对生活的满足和感到生活有巨大乐趣并自然而然地希望持续久远的愉快心情。
马丁·塞利格曼认为幸福是可以测量的,幸福包括五个元素“积极情绪”“投入”“良好的人际关系”“意义”和“成就”。
可见,GDP只能充其量占据“投入”的一部分而已。
而衡量幸福的指数,需要测量人的情绪如何、投入多少、人际关系
怎样、意义轻重、成就多大。
30多年前,不丹国王最早提出“幸福感指数”,并付诸实践去测量。
20多年来,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不丹,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
可见,GDP不能反映出真实的幸福感。
如果说GDP、GNP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幸福指数就可以成为一个幸福感的标准。
现在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幸福指数与GDP一样重要。
它可以反映群众对生活、社会的满意程度。
幸福指数的高低体现政府受群众欢迎程度,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
为此,我向政府提出一下建议:
第一,完善分配领域的税收体系,缩小贫富差距。
在分配领域上向广大普通民众倾斜。
第二,大幅提高职工收入和投资者收入,提高消费和投资占GDP的比重。
让内需成为拉动GDP增长的主力军。
第三,要把资源向中小企业倾斜。
大力扶持民营、小微企业,鼓励创业、就业。
第四,加快强化社会保障和医保改革进程,解除民众消费的后顾之忧。
让民众花钱有所保障,花钱更有信心。
第五,加大建立现代慈善组织机构,救助弱势群体。
在国外,就有企业以慈善抵税的制度。
国内可以效仿,促进企业对公共慈善的支持。
第六,大幅降低政府开支。
落实惠民工程。
要采取措施约束政府的行政开支,减少公共财力的滥用,改变官场的奢靡之风。
增加政府财政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第七,完善国家规则及干部考核评价指标。
不要把GDP作为考核的硬指标。
要有长远的目标。
记得有位官员说过,功臣不在任期内。
不能追求短期的GDP 增长,而放弃健康与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