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教育变革中的奖励出身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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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出身是随着清末兴新学和派留学热潮的兴起而出现的。

早在1862年,奕　在《新设同文馆章程》中,援引乾隆时设的俄文馆旧例,提出对同文馆学生由总理衙门自行考试一次,优者授以七八九品等官。1871年,曾

国藩、李鸿章在《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中提出每年回国的30名留学幼童,由驻洋委员胪列各人所长,听候派用,分别奏赏顶戴官阶差事。此后,督抚大臣在倡言兴学时,总忘不了奖励出身这一附加条件。1896年,在讨论开办京师大学堂时,孙家鼎在折子中专列

清末教育变革中的奖励出身制度

●邱巍

迫内渡厦门。施士洁、邱逢甲等台湾进士除投身募军备战和抵御日军的斗争外,还写了不少爱国诗文,表达对割让台湾的悲愤和抵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邱逢甲于《马关条约》签定一周年时写的《春愁》诗:“春愁难遗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对失去台湾的悲愤和忧虑跃然纸上,深切表达了诗人强烈的爱国之情。在台湾的秀才中奋起抵抗侵略者的更是不在少数。苗栗县秀才吴汤兴,组织义军在八卦山地区与日军展开激战,最后壮烈成仁,便是一个突出例子。

通过对闽台科举考试的历史渊源的考察,我们认为这种渊源是十分深厚的,由此验证了闽台文化同属一个统一的文化区域,闽台文化毫无疑问又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闽台一体的文化关系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除了福建不断向台湾移民外,还由于清代两地同属一个行政体系,制度相同,意识形态一致,而不能简单地将这种渊源归结为台湾文化一直处在福建文化的强势影响之下。

注释:

①江日升著:《台湾外纪》,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2页。

②商衍鎏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78页。

③林再复著:《闽南人》,台湾三民书局1985年印行,第296页。

④转引自刘海峰、庄明水著:《福建教育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页。

⑤连横著:《台湾通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

189页。

⑥转引自汪毅夫著:《中国文化与闽台社会》,海峡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4—25页。

⑦许雪姬撰:《台湾末代举人高选锋》,《台北文献》杂志第100期。

⑧安国祁撰:《清代台湾社会的转型》,《中华学报》第五卷第三期。

黄新宪,《教育评论》杂志主编、研究员

教育评论/1999年第2期

“出身宜推广”一条,称“中国素重科目,不宽予以出身,终不能鼓舞人才。”①到清末教育改革时期,奖励出身趋向系统化、制度化。癸卯学制的《各学堂奖励章程》规定,清政府对从高等小学堂至通儒院的毕业生,分别奖给“与科举无异”的出身,并确定了相应的可授官职。1906年,科举制度废除,但奖励出身制度仍存在到1911年,随着清王朝的灭亡才最终消失。

从奖励出身的历史看,不应将其完全归结为清政府的饵诱之举。奖励出身既与清政府的用人制度联系,又成为发展新式教育的配套与辅助政策。

在主观上,对于清政府而言,奖励出身的根本目的是把新式学堂和出国留学的人才纳入国家的用人轨道,以拯救时局。纵观清末大臣言兴学堂、废科举的奏折,开头总不忘写上“冀养人才,以为国用”之类的词句。可见,“乏才”确实是最高统治者隐隐作痛的一块心病。正如袁世凯、张之洞所言“窃惟国无强弱,得人则兴,时无安危,有才斯理。……无人才则救贫救弱,徒属空谈,有人才则图富图强,易如反掌。”②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清政府把教育重点放在人才教育上,同时希图通过奖励录用把新式人才导引、嫁接到传统的用人体制中来。事实上,这种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仅廷试留学生就有1000余人,分别授予了各科进士、举人出身,及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各部主事、内阁中书职,从而使这些人进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之中。

在客观上,奖励出身适应了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文化氛围和民众心理的需要。中国长期严密的科举制度造成了读书、科举、做官三位一体的社会心理,在传统的小农经济下,官本位仍是整个社会基本的价值取向。在宗法、家族社会里,社会对一个成功的知识分子的角色期待一直是读书、做官、光宗耀祖、显亲扬名。整个社会不发生根本的转向,这样的心理就会长期存在,这使新式教育在传统社会心理面前始终步履维艰。张之洞曾长期致力于湖北学务,并参与中央学务政策的制定。他在《劝学篇》中慨言,“夫学堂虽立,无进身之阶,人不乐为也。”③从这个角度看,奖励出身已成为在已存社会文化心理下,兴办学堂、鼓励留学、培养新式人才的被动措施。1904年,有人在分析新式学堂发展迟缓的原因时说:“夫人之所趋者,非名即利。”“兴学以来至今,历有年所,然进身无路。入其中者,恒苦无可出脱。”认为学堂缓进的原因,在于缺乏名利的诱导。“今岁审定章程胪列分发等项,凡在学生均有钦赐举人进士各等名目,是京师大学堂至此稍有定格矣,惟是各省之中小学堂尚未遍谕此等宗旨,致属吏议建学堂,绅衿往往袖手。”④绅衿是传统科第心理的集中代表,奖励出身的推广确实有助于改变他们对于新学的态度。“此后绅士们机敏地停止了反抗,另辟办学堂以保存他们特权的新出路,因为学堂也能授予毕业生进士、举人和生员的学衔。绅士家族送其子弟入学,希望以此保持他们的特权;因此他们非常热衷于开办学堂,甚至不惜自己花钱来办。”⑤正是在投身新学的过程中,士绅阶层自身也实现了近代转变。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奖励出身的制度是以利禄饵诱天下之人,学子之求学者中十有八九动机已不纯洁。舒新城也认为,学堂的奖励章程不过是科第精神的复活。应当说,这样的批评是相当尖锐和深刻的。但是,这些议论主要是针对废除科举后的情形而发的,并不应视为普遍性的结论。奖励出身制度实际上是一个历史过程,同样的制度放在不同的历史坐标上,其效应和评价自然会有所不同。

教育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全国广大读书人的前途、衣食问题,没有必要的配套措施,改革便难以推进。奖励出身制度恰当地成为了由传统科举制向现代学校教育制度转换的过渡性措施和减少社会震荡的减震阀。当然,到了后期“以学干禄”所带来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已有众多的论述,这里补充的是其相反的一个方面。

注释:

①、②陈学恂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432页、570页。

③陈学恂编:《中国近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251页。

④《论中国学堂制度缓进之原因》,见《东方杂志》一卷六号。

⑤费正清著:《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41页。

邱巍,浙江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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