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东京城的防御体系及其社会成因

第３８卷第３期Ｖ０１．３８ＮＯ．３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５年５月

Ｍａｖ２００５

论北宋东京城的防御体系及其社会成因

李合群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郑州４５０００１）

摘要：北宋东京地处平原，无山川可恃，宋王朝遂大力构筑城池，派驻禁军守卫，形成了“前有坚城，后有重兵”的完备的防御体系。宋与辽、西夏民族战争的频发和宋王朝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是宋东京防御体系的直接成因。宋东京防御体系的庞大，加重了宋代“冗兵”“冗费”的社会后果。

关键词：北宋；东京；防御体系；社会成因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４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８２０４（２００５）０３—０１４１—０３

北宋东京开封，“八荒争凑，万国咸通”［１］（序），具有当时长安、洛阳无可比拟的交通优势。但是，这里地处中原，无山川Ｉ可恃，此“所谓八面受敌，乃自古一战场耳”Ｅ２３（卷一四三）。加之宋与辽、西夏之间的民族矛盾及国内阶级矛盾，使得宋东京城的防御，在中国古代都城中具有独特性。在此，笔者对宋东京防御体系及其社会成因等问题，予以探讨。

一、前有坚城，后有重兵

北宋东京城地处中原，无山川Ｉ险固可守，北宋统治者为了避免“石晋无备，契丹一举直陷京师（开封）”Ｅ２３（卷一四九）的历史悲剧重演，对东京城防体系的构筑可谓处心积虑。首先，北宋一代曾大力营建东京城池并完善城防设施，以充作人造屏障。宋东京城的外城、内城、皇城三重相环并绕以内外城濠，将东京坚固、严密地保护起来。

北宋东京外城，始筑于五代后周时期，“父老所传周世宗筑京城，取虎牢关土为之，坚密如铁，受炮所击唯凹而已”‘Ｅ３］。北宋一代，对外城曾屡次增修，俨然是一座封建城堡。城濠亦经多次疏浚，至北宋末年，“阔十余丈，濠之内外，皆植杨柳，粉墙朱户，禁人往来”Ｅ１３（卷一）。近年，宋外城遗址已被探出，呈一南北稍短、东西略长的长方形，实测周长约为２９１２０米Ｅ４］（Ｐ１３４），与文献所载的“周回五十里一百六十步”基本吻合。

宋东京里城，系保卫京师的第二道屏障，其在军事上是作为外城与皇城之间的缓冲地带，以进一步保障皇宫的安全。宋徽宗宣和六年（１１２４年）十二月下诏兴修里城城墙、城濠及诸城门［５］（方域一之二Ｏ）。宋内城遗址亦被探出，略呈一东西稍长、南北稍短的正方形，周长约１１５５０米［４］（Ｐ１６２），符合史载“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的规模。

宋皇城，位于东京城中部偏北处，为宋朝廷及部分中央官府所在地。这里原是唐宣武军节度使的衙署。北宋初年，曾对皇城进行大力营建，周围五里。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１０１２年）正月，下诏“以砖垒皇城”［２］（卷七七），此为中国古城墙外包砖之始。并且，皇城四角筑有角楼，高数十丈Ｅ６３（卷一四），开创了中国古代京师皇城建造角楼的先河。城外包砖及城上建角楼，大大加强了宋皇城的防御能力，并为以后元大都及明清北京紫禁城所继承。从对皇城北墙局部解剖结果来看，城垣外侧保存有６０厘米厚的砖层［４］（Ｐ１６９），从而证实了宋皇城包砖历史记载的不谬。

北宋时期，火药和火药武器已经诞生并广泛运用到攻城掠地之战中，这对作为环卫京师首道屏障的宋外城的防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城门因是防卫上的薄弱环节而成为宋廷刻意经营之处。宋外城共辟城门十二座，除南薰门等四座正门因通御路而属“直门两重”之外，其余“皆瓮城三层，屈曲开门”Ｅｌ－Ｉ（卷一）。瓮城，最早为边城独有的防御设施，始见于汉长城的玉门关。唐代以安西县锁阳城为代表。但是，瓮城出现在内地，却始于北宋东京城。由于此种门制系三重城垣，“屈曲开门’：，。使得攻城之敌只能绕曲，如瓮中之鳖，难以逃脱城墙上卫士的俯击。近年，宋外城西墙万胜门及东墙新曹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０５－－１６

作者简介：李合群（１９６５一），男，河南兰考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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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瓮城遗址已被探出，呈弧形，瓮门偏开Ｅ４３（Ｐ１４７），符合“屈曲开门”的结构。宋神宗时，又将外城诸门“皆用纯铁裹之，此祖宗所无有也”Ｅ７３。

北宋统治者除加固城门、建造瓮城之外，还于宋神宗元丰年问“封筑团敌马面”Ｅ５３（方域一八），并且“每百步设马面、战棚，密置女头，旦暮修整，望之耸然”［１］（卷一）。马面是城墙的附属物，其作用在于加强防守，使攻城者三面受击，且利于加固墙体。它和瓮城一样，亦主要出现在阶级和民族矛盾尖锐的边一城中，隋唐长安和洛阳城均未设置。战棚，系古代守城的活动装置。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曰：“边城守具中有战棚，以长木抗于女墙之上，大体类敌楼，可以离合，设之，顷刻可就，以备仓卒。（若）城楼推坏，或无楼受攻，则急张战棚以临之。”ＥｓＪ（卷一一）此为备用的防御设施。另外，宋外城上还设有御敌之武器，“每二百步置一防城库，贮守御之器”［１］（卷一），以供守城之用。另“有广固兵士二十指挥，每Ｅｌ修造泥饰，专有京城所提总其事”［１］（卷一）。文中的“广固”，系禁军番号，“以备京城工役”Ｅ９３（卷一八八）。按北宋军队编制，每指挥为５００人，则２０指挥为１万士兵，这些数字虽可能有些夸张，但从中可反映出Ｅｔ常修城兵士之多。

宋廷不但构筑了坚固的城池，还在京城与京畿一带安置了数量庞大的禁军，“以兵为险”，“设险以制敌”Ｅ９３（《石晋传》），从而构成了京师开封牢固的人防体系。

北宋建立伊始，赵匡胤即对藩镇“收其精兵”，并“令天下长吏择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２］（卷六）。这种措施既加强了中央禁军，又削弱了地方兵力。宋初有禁军约二十二万，京师开封驻有十多万，此所谓“宿重兵于京师，以消四方不轨之气”Ｅ２３（卷三０一）。北宋禁军总领于殿前、侍卫两司。真宗咸平年间，侍卫司又分为侍卫马军司和步军司，并殿前司号为三衙，禁军即分属于三衙统率。殿前司所统辖的禁兵“诸班直”，为“亲军之最亲近者，执事殿陛，宿卫宫省，扈从乘舆”［１０３（卷六六）。“诸班直”和皇城司所统辖的“亲从官”数千人，共同组成中央警卫部队，直接负责保卫皇宫的安全。东京禁军除“诸班直”之外，以殿前司所属的捧日（马军）、天武（步兵）和侍卫司所属的龙卫（马军）、神卫（步军）最为精锐，谓之上四军，不出戌，专职守卫京师。宋统治者对禁军本身亦采取了防范措施。其重要手段是“更戌法”，即自京师分遣部分禁兵出戌边防重镇和内郡要地，二、三年换防一次，“番休互迁，使不得久而生变”［２］（卷三。一）。并且，其家属被留在京师，有暗作人质之用意。另外，由于这些外出禁军总处于“更出迭入”的状态中，极易造成“兵无常帅，帅·１４２·无常师”［１１］（卷一三五）的局面，从而可望根除将士合谋不轨之隐患。

二、影响东京防御体系构筑的内外因素

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四年ｆ９７９年）灭北汉之后，为夺回燕云十六州之地而大举攻辽，然而在高梁河之战中败北。雍熙三年（９８６年），宋军又在岐关、朔州之战中再度惨败。从此，宋太宗及其群臣对辽由进攻逐渐转为防御，出现了“来则御之，去则勿逐”Ｅｚ３（卷二七）的消极局面。既然无望夺回幽云故地，也就失去了宋朝防御辽朝最重要的长城防线，华北门户完全对契丹铁骑洞开，出现了“燕蓟以南，平壤千里，无名山大川之阻，蕃汉共之”［２］（卷三ｏ）的局面。并且，华北平原在军事上利于辽骑的驰骋，却使以步兵为主的宋军处于劣势。这些不利因素，使京师开封客观上陷入“形势涣散，防维为难”［１２－１（卷四七）的境地。于是，加强京师本身的防御功能势在必行。

宋仁宗宝元元年（１０３８年），元吴称帝，建立西夏。而宋与西夏的关系亦直接影响了宋东京城的防御。元昊建立西夏后，对宋发动了三次大的攻势而宋皆败。随后，元昊率军直抵渭州；“幅员六七百里，焚荡庐舍，屠掠居民而去”Ｅ２］（卷一三七），对宋朝西部边陲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并直接刺激了宋东京的防御营建。仁宗嘉裙四年（１０５９年）“正月十一日，修筑京新、旧城，及兴役赐兵缗钱”Ｅｓ３（方域一之一四），将内、外二城同时修复，可见工程之大。

宋神宗及其以后帝王，为了应付对西夏的战争，曾将京师驻军进一步西调，京师人防力量随之削弱。于是，宋廷加重了东京城防设施的营建，以弥补人防力量之不足。如元丰五年（１０８２年）“十二月十八日，诏在京新城外四壁城壕开阔五十步，下收四十步，深一五尺，地脉不及者至泉止”［５３（方域一之一七）。元丰七年（１０８４年）“六月二十四日，赐专一主管制造军械所度牌千五百，买木修置京城四御门及诸瓮城门，封筑团敌马面”［５］（方域一之一八）。至此，宋东京城的防御设施大体完备。

在内政方面，宋代由于实行田制不立和不抑兼并的政策，阶级矛盾一直很尖锐，宋太宗淳化四年（９９３年）即爆发了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鉴于当时国内阶级矛盾的日趋尖锐及与辽关系的暂时缓和，宋太宗晚年曾告诫臣下日：“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矽ｐ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Ｅ２３（卷三二）从此，宋廷防御的重点转移到所谓的“内患”方面。仁宗庆历初，全国又有三四十个州出现了小规模的武装反抗，而且这种反抗“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１３３。京东王伦、京西张海、郭貌山、贝州的王则等起义，是其中较大的几次。不仅农民阶级反抗激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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