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犹主义的历史渊源及其演变

Journal of Chongqing Industry ＆Trade Polytechnic 总第11期

论反犹主义的历史渊源及其演变

唐立新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深圳 518060）

摘要：反犹主义是西方历史上一种特殊现象，它肇端于宗教信仰的差异，后来掺入了经济，文化等因素，经千年传承，演化成为一种野蛮宰制。近现代以来，反犹主义跟种族主义嫁接，最终酿下大屠杀的悲剧。

关键词：反犹主义神学冲突种族主义大屠杀

犹太人似乎从民族生成的初期起就注定遭受迫害和苦难。根据《圣经》中的《出埃及记》，埃及的法老曾计划一举消灭犹太人，但未得逞；又据《圣经》中的《以斯帖书》，波斯的哈曼也曾有类似的阴谋。虽然这些记载缺乏历史的佐证，但仍可以作为反犹主义最早的记录。此后，众所周知，犹太人遭受了数千年的反犹主义的迫害，那么反犹主义是怎样形成的呢？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呢？

一、文化定势与反犹主义

古代犹太人生活在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被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失去自己的祖国，便向世界各地流散。在流散的过程当中，犹太人深受客地民族的歧视，诽谤，排挤，驱逐，迫害和杀戮；或在整体上作为一个族群备受文化，宗教和种族意义上的仇恨和攻击。反犹主义是犹太人历史上一种恒定的生存压力，也是西方历史上一种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历史文化现象。犹太人由于自身独特的区别性特征，其民族性在非犹太民族心目中很大程度上已经固化。犹太人在巨大的历史惯性的冲击下，陷入到一个观念性的悲剧之中：犹太人被认为从本质上，历史上，种族上，自然属性上就是一个能力低下，邪恶，不应与之交往，理应受到谴责或一系列迫害的劣等民族。①“对于活着的人，犹太人是死去的人；对于当地人，他们是异己和流浪者；对于有资产者，他们是乞丐；对于穷人，他们是剥削者和百万富翁；对于爱国者，他们是没有祖国的人；对于社会上各阶层的人，他们是令人憎恶的竞争对手。”②犹太人遭受的这种观念性的悲剧并没有因为西方历史上曾经出现开明时代而减弱或消歇。事实上，反犹主义最初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因素，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反犹主义逐渐积淀为一种普遍性的定势的文化思维，仿佛是反犹分子身上与生俱来就有的基本的道德和价值判断：即犹太人就是坏的，邪恶的，理应铲除的。甚至，在没有犹太人的地方，或是在犹太人比例极小的地方，反犹主义也同样存在。正如萨特认为，反犹主义的核心并非产生于与犹太人有关的历史，而是来源于那种认为历史的力量为了自身而创造犹太人的观念。他强调，导致一个人憎恨犹太人的原因并不在于哪个反犹人士与犹太人之间的个人接触，而是在于他用自己头脑中那种抽象的犹太人的观念来分析自身失败原因的倾向。

事实上，历史上的反犹主义一开始就是一种因信仰差异而形成的单向的敌视和仇恨，本来可以通过谅解和宽容来消除的。但是，由于历史上初民时代的蒙昧和偏执，反犹主义在狭隘的教义冲突中逐步演化成为一种千年传承的野蛮宰制。从一开始，犹太人便作为一个族群遭受野蛮的驱逐。一方面，在十字军的屠刀下，犹太人遭到“异教徒”的无情杀戮；另一方面，由于教义上的歧异，犹太人被基督教徒妖魔化。从宿主亵渎罪到血祭诽谤，犹太人成了迫害基督徒，谋害耶酥的罪魁祸首。又从黑死病的引起者到敲骨吸髓的高利贷放债者，犹太人被无情地扭曲为反社会，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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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且惟利是图的另类。从生存空间上封堵犹太人，各种歧视性的标志使犹太人陷落为 “隔都”中的“困兽”。宗教改革运动和启蒙主义的阳光并没有洒落在犹太人身上，相反却强化了新教和犹太教的对立，而启蒙理性却催生了新的反犹主义的上升。虽然，在此期间，也不乏有人呼吁解放犹太人，但这种声音在如磐的黑夜中是如此孱弱，反犹主义还是大行其道，直至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的发生。③19世纪以来反犹主义发生了现代转型。最终，反犹主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恶性膨胀，造成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血淋淋的“最终解决方案”的历史性悲剧。

反犹主义，一言以蔽之，是一种肇端于宗教观念差异，随后被一系列经济，文化，社会因素触发的“原型”的偏见性仇恨，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种非正常的集体“潜意识”，其持续长度和发生烈度是一般的历史理论无法说明的，因此极具神秘和诡异，甚至不可理喻。

二、反犹主义的历史根源

在很大程度上，犹太人信仰的犹太教本身就是构成反犹主义的根本原因。在历史上，犹太教和基督教发生了必然的难以调和的神学冲突。犹太教在解构了多神崇拜和自然神崇拜之后，与基督教的敌对性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众所周知，犹太教孕育了基督教，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基督教从在宗教典籍及一神教学说等方面继承了犹太教。但是，基督教扬弃了犹太教的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逐步演化成为一种普世的宗教。基督教认为上帝与犹太教徒所定之约已经失效，上帝另立“新约”以及基督耶酥作为救世主的学说，完全是一种对犹太教教义的颠覆和背叛。况且，基督耶稣作为上帝之子为基督徒受难的故事，直接导致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冲突，埋下了基督徒仇视犹太人的祸根。从此，犹太人在基督教世界中被定格为迫害和谋杀基督耶稣的凶手形象。这在《马太复音》中有生动的描述：犹太人力图怂恿罗马巡抚杀害基督耶稣，而残暴的罗马巡抚则被弱化为一个优柔寡断，受犹太人所左右的形象。

在基督教的文化世界中，犹太人和犹太教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它们的所指是“邪恶的异教徒”。这种文化所指在基督教被定为罗马国教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基督教越是变得流行，作为敌对的“犹太人”和“犹太教”便越是被视为“恶”的化身和“恶”的代名词。两种宗教原本相生相形，却无从相互宽容。基督教对犹太教的“轼母情结”是一个注定要发生的悲剧性情结。

悠悠千年的流散，其实就是犹太人客居他乡的时代。犹太人的“客民”身份，是造成反犹主义愈演愈烈的另一个因素。客民地位的无根性，决定了犹太人在政治权利上的真空状态。犹太人在理财方面的天才的彰显，既是环境所迫，也是其民族性优点的集中体现。这其实已经隐藏了莫大的祸害。“剥削和压迫都不是他们引起怨恨的主要原因；而没有可见的政治作用却拥有财富才是最不可容忍的，因为谁也不理解无功为何受禄。当犹太人同样丧失了他们在公共事物中的作用和影响，除了财富之外一无所有时，反犹主义就达到了顶峰。”④正是由于政治权力的缺失，反犹主义似乎更加顺理成章。“迫害无权的或失权的群体也许是一幅令人不快的景象，但是这不仅仅产生于人类的卑劣行为。认识到权力应有的作用和广泛用途的理性本能，一方面使人服从和容忍真正的权力，另一方面使人仇视那些无权却有钱的人。即使剥削和压迫都仍能使社会运转，并能建立某种秩序，惟有那种无权但是有钱，和高高在上而提不出政策的人，才使人感到是寄生的，无用的，反叛的，因为上述情形割断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联系。”⑤

反犹主义的内在发生机制并非一成不变。必然性之中蕴涵着偶然性，偶然性往往充当了历史的助推器。 “现代心理学家则把反犹主义解释为一种由于紧张或心理不健全而产生的厌恶感，是一种现代民众不安感的投射现象，是那种把自身的不安归结到自身之外某一物体上心理上的必然结果。犹太人作为随时随地都可以归罪的替罪羊能够满足这一偏执狂的基本需要。”⑥更为可悲的是，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犹太人对于指控和迫害只是忍让和默认，很少做出剧烈的反应或者反抗；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就形成了，一轮又一轮的迫害降临到犹太人的头上。

三、反犹主义与种族主义

20世纪早期，犹太人度过了一个“安全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