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民间借贷的特点与积极作用_杨瑞璟

2014.06

作者简介：杨瑞璟(1984 )，女，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教师。①此说见于李埏

:《经济史研究中的商品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探索》1983年第3期。②此说见于林文勋《唐宋社会变革论纲》中的《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商品经济史研究》一文，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 26页。

宋代民间借贷的特点与积极作用

杨瑞璟

摘要：宋代是民间借贷发展较快的时期，

其特点表现为借贷类型多、经营主体多元化、政府对高利贷的干预程度较强。宋代民间借贷活动的正面影响及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有效维持了乡村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维护了乡村社会的稳定，是宋代社会矛盾的缓冲剂。

关键词：宋代民间借贷；特点；作用中图分类号：K244；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14）06—0165—06

借贷关系古已有之，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经

产生。借贷业作为重要的经济门类之一，其发展贯穿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并一直延续至今。宋代是我国古代传统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发展，商品经济出现了第二

个发展高峰①。而

“商品经济不仅是一种经济形式，更是一种经济力量和社会环境。因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对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做出相应的

调整。”②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时期，往往也是借贷业发展的繁荣时期。

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宋代不但是官营借贷较为发达的时期，同时更是中国古代民间借贷关系获得空前发展的重要时期，如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

时，浙西“春夏之交，雨水调匀，浙人喜于岁丰，家家

典卖，举债出息，以事田作，车水筑圩，高下殆遍，计

本已重，指日待熟。”［1］（卷31，四库全书第1108册，P821）又如宋神

宗之时“苏、湖水，民艰食，县戒强豪民发粟以振。

”时任两浙转运史的沈立“亟命还之，

而劝使自称贷，须岁稔，官为责偿”［2］（卷

33，P10698）

。乾道二年（1166）“二月三日两浙路转运判官姜詵言：‘浙西州县灾伤，民户阙食，乞下谕州军府官守臣疾速措画，其阙

食民户量行赈济，劝谕田主豪右之家，借贷种粮。

”获从［3］（

食货68之65，P6286）。从中可以看到，宋代地方政府

在灾荒之年，采取的是大力鼓励民间私人放贷来帮助小农渡过难关的举措，而不是自己进行放贷。又

如熙宁三年（1070）三月，韩琦上书曰

：“西川四路乡村，民多大姓，一姓所有客户动是三、五百家，自来衣食贷借，仰以为生，今若差官置司，更以青苗钱与之，则客于主户处从来借贷既不可免，又须出此一

重官中利息。”［3］（食货4之28，P4860）可见在西川广大乡村

地区，民间借贷已经十分普遍。王安石行青苗法，

试图达到“昔之贫者举息之于豪民，今之贫者举息

之于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4］（卷41，P440）

之目的，即试图以官方借贷重新取代民间借贷，最后却以失

败告终：“名为抑兼并，乃所以助兼并也。

”［5］（卷376，哲宗元祐四年四月乙卯，P9131 9132）

。以上史料均反映出：时至宋代，民间借贷作为小农生产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有逐渐取代官营借贷而成为借贷关系的主体的趋势，其原因及作用下文将具体阐述。

一、宋代民间借贷的特点

1．类型灵活多变，影响面广

宋代民间借贷关系的第一个特点为类型灵活多变，影响面广，并且许多方式沿用至今。宋代民间借贷大致可分为信用借贷、抵押借贷和互助型借贷三类，这三类运作方式至今仍是民间借贷的主要经营模式。

（1）信用借贷。指的是依靠双方的信用和关系来进行，不需要用物品作为抵押的借贷形式，主要发生于熟悉或具有亲属关系的人群之间。陆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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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云：“骨肉团栾无远别，比邻假贷不相违。”［6］（卷78，四库全书第1163册，P218）诗中所讲述的正是这种以信任为基础建立在亲邻之间的借贷行为。类似这样的借贷形式当今在农村也比较常见：借贷数额少则几百元，多则几千元、上万元，借贷主体主要为自然人或农户，借贷双方关系较为密切，一般是亲朋好友之间相互借用，主要是应付短期生活需要。此外，民间赊贷也可视为一种以商业信用为保障的信用借贷。苏轼曾有言道：“商贾贩卖，例无现钱，若用现钱，则无利息。须今年索去年所卖，明年索今年所赊，然后计算得行，彼此通济。”［1］（卷61，四库全书第1108册，P28）民间赊贷在宋代的出现无疑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

（2）抵押借贷。指的是借贷人需交付担保物品，才能取得其所需之借贷，一旦借贷资金无法偿还，债权人将没收抵押物作为补偿。宋代的抵押借贷又可依所抵押物之不同，分为动产抵押、不动产抵押、人身抵押等。动产抵押的事例很多，如：尤溪人濮六“亡赖狂荡，数盗父母器皿衣服典质”［7］（《夷坚三志己》卷2，P1317）。有的官员则强调“岁饥，畿内小民或以农器蚕具抵粟于大家”方能“苟纾目前”［8］（卷34，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2册，P572）。一些文人诗中所描绘的“不辞沽酒典青衣”［9］（卷4，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2册，P361）、“典衣买花栽”［10］（卷5，四库全书第1166册，P60）、“典衣租黄犊”［6］（卷63，四库全书第1163册，P43）等。又如：富弼之婿冯京“前为馆职，与刘保衡邻居，尝以铜器从宝衡贷钱，宝衡无钱，转以银器质于人，代之出息”［5］（卷189，嘉祐四年三月壬子，P4554）。可见动产抵押的抵押物种类较多，借贷对象包含了以个体小农为主的各个阶层。不动产抵押的抵押物主要是田宅，随着中唐之后均田制的瓦解，土地私有制的主导地位逐渐确立，土地的典当也随之得到认可，如“贫而失业，典卖所不免也”［11］（卷19，四库全书第1169册，P750）。“民间典卖庄土，多是出于婚姻丧葬之急”［5］（卷397，哲宗元祐二年三月辛巳，P9683）。人身抵押在宋代虽为法律所禁止，但实际情况却是屡禁不绝。如宋太祖之时，守素奏曰：“部民有逋赋者，或县吏代输，或于兼并之家假贷，则纳其妻女以为质”。［2］（卷497，P13893）又如南宋蔡戡在《定斋集》中的“单产之民，无不典妻卖子以免罪”［12］（卷5，四库全书第1157册，P610）均说明了小农在走投无路之时以人身抵债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3）互助借贷。在宋代主要表现为合会组织形式，是一种特殊的借贷关系，同时具有借贷和储蓄的功能。如《钟相杨幺佚事》载：钟相“悯里人多贫困，乃倡社会，以等差醵资，不足则自出金以益之，人有缓急，皆往贷焉”［13］（P9）。这样具有互助借贷功能的合会组织满足了小农的借贷需要。除了普通小农，合会也为其他群体提供了互助借贷需求。如宋代人间的“过省会”，参与者“人入钱十百八十”，用来支持贫寒贡士进京应举，而获得资助者一旦中举，又投入本钱供他人使用：“偶与名其间，获钱凡数万，益以亲友之赆，始舍徒而车，得以全其力于三日之试，遂中选焉。故自转输江左以迄于今，每举辄助钱二十万，示不忘本也”。［14］（卷27，四库全书第1174册，P415 416）合会的出现，是民间借贷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成为民间大额资本的重要来源之一［15］（P57）。但是宋代的合会缺乏风险防范的根本措施，因此在实际运作时也就存在着很多缺陷。

2．参与主体多元化

宋代民间借贷关系的第二个特点为参与主体多元化。宋代民间借贷关系已经影响到社会各阶层，当时社会上的各类人群，无论贫富或职业的差别，均被广泛卷入到借贷关系中。

（1）小农。在宋代，广泛存在于农业社会的最基本生产者———小农往往也是最主要的借贷者。北宋陈舜俞叙述了当时的大致情形，“千人之乡，耕人之田者九百夫，犁牛稼器无所不赁于人，匹夫匹妇，男女耦耕，力不百亩，以乐岁之收五之，田者取其二，牛者取其一，稼器者取其一，而仅食其一；不幸中岁，则偿且不赡矣；明年，耕则称息加焉，后虽有丰获，取之无所赢而食矣。率五年之耕，必有一年之凶，彼乐岁丰年犹不免盻盻之，若衣食之不足，凶年求免于寒饥，难矣”［16］（卷2，四库全书第1096册，P416）。由此可见，很大一部分小农都缺少田地、农具，即使在丰收年份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中产之年，则难免依靠借贷度过，若是遇上灾荒之年，借贷就成为小农免于流离饥寒之苦的唯一办法。祖无择在其《龙学文集》中云：“田农之家，往往举息钱以市种与牛，乃克播种。”［17］（卷10，四库全书第1098册，P838）这说明了小农之家往往需要借贷才能维系农业生产。南宋王柏在其《鲁斋集》中总结道：“今之农与古之农异。秋成之时，百逋丛身，解偿之余，储积无几，往往负贩佣工以谋朝夕之赢者，比比皆是也。”［18］（卷7，四库全书第1186册，P113）可以认为，借贷关系已经成为小农生产、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这是宋代民间借贷关系发展的一个新趋势。

（2）地主。从宋代社会阶层来看，小农为借贷的主要群体，地主则为放贷的主要群体。如韩琦所云：“今兼并之家，例开质库，置课场。”［19］（卷112，P1208 1209）又如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二月，苏轼建议以常平宽剩钱买田募役，王岩叟上言反对，曰：“富民召客为佃户，每岁未收获间，借贷赒给，无所不至，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之他，今一两项之空地，佃户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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