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词集序跋中的词源之论-

清代词集序跋中的词源之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典词学重要理论命题与批评体式承衍研究》（11BZW006）。

清代词集序跋中的词源之论，主要体现在三种观点中：一是词为“诗余”论，二是词为“倚声”论，三是词为“诗余”与“倚声”相结合论。其中，在第一种持论中，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总体上阐说到词源于诗作之体，二是分论到词源于风骚之体。在第二种持论中，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侧重从音调渊承上加以论说，二是侧重从体制渊承上予以切入。上述几个维面，共同构建出清代词源之论的主体空间，为后人全面深入地把握词体之性进一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标签：清代；词集序跋；词源之论；维面；线索

在中国古典词学史上，有关词的渊源的论说是很多的，形成源远流长的承衍阐说线索。不同视点和观点在其中相互比较、彼此映照、共构融通，为后人更为深入地认识词的渊承、演变与发展历程提供了多样的辨识，也为多方面把握词作之体提供了观照的平台。本文从词集序跋这一较为集中体现人们词学观念的批评形式角度，对清代词学理论批评中的词源之论予以考察。

一、词为“诗余”之论

我国古典词学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这便是总将词体置入与诗体的互动关系中加以观照。因此，用从诗之体制衍化与派生的视点考察词的起源与演变，便成为传统词集序跋中词源论的第一个维面。此一论说大致出现于明代中期。杨慎、张东川、钱允治、王象晋、张慎言、秦士奇、陈子龙等人，将词为“诗余”之论不断展衍开来。清代，在词集序跋中从总体上阐说到词源于诗作之体的，主要有邱维屏、朱一是、李玉、陈撰、陈阿平等人，他们从不同的视点与侧面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了词为“诗余”之属的论断。

清代前期，邱维屏《曾灿词序》云：“诗余为诗之别派，与乐府歌曲为源流者也。诗之义，不专主于怨而非怨者不能工，其说盖莫详于六一居士之论梅圣俞也。至诗余，则作者大率出于春花秋月，闺房怨恨之辞，如东野之寒、阆仙之瘦、梅翁之清绝，使屈而为之，或反有骨形牙聱之病，故予常欲反居士之言，谓必达者而后工也。”①邱维屏持论词为诗体之“别派”，并论断其具体发轫于汉魏六朝乐府之诗中，虽然它的出现与乐府依声填字创作特征有关，但归根结底乃为“诗余”之属。他比照诗词两体之异别，认为欧阳修在论说梅尧臣诗作时，曾提出过“穷而后工”之说，揭橥出诗歌创作更多的是据依于抒发怨闷的艺术发生机制，其论对诗歌创作发生的概括是甚为详实而准确的；而词的创作则并非如此，它更多地呈现出“达而后工”的特点，亦即主体之喜怒哀乐无不催生其创作的艺术发生机制，人们面对“春花秋月”等自然意象，思绪纷繁，是无不可言说的；而所抒写“怨恨”，更多拘限于个人生活之狭小范围。总之，词体与诗体是渊源相同而某种程度上又路径异趋的。李玉《南音三籁序》云：“原夫词者诗之余，曲者词之余也。

自太白《忆秦娥》一阕，遂开百代诗余之祖。赵宋时黄九、秦七辈竞作新词，字戛金玉。东坡虽有‘铁绰板’之诮，而豪爽之致，时溢笔端。南渡后争讲理学，间为风云月露之句，遂逊前哲。迨至金元，词变为曲。”②李玉在词体之属上也持“诗余”说。他肯定文体替变的历史发展规律，界断所传为李白所作《忆秦娥》开启了后世词的创作；发展到北宋中期的黄庭坚、秦观等人，进一步在字语运用与体制创新上做出贡献；而苏轼词作另辟一途，不甚讲究音律，风格呈现豪迈放旷，延展至南宋，词的创作更多地呈现出议论化的特征，词体的原有艺术质性日见消弭，而最终导致在金元时期，不少词体与曲体合而为一了。李玉简洁地将词体起源于诗体而又流衍于曲体的衍化及替变过程予以了概括性的叙说。

清代中期，陈撰《秋林琴雅序》云：“词于诗同源而殊体，风骚五七字之外，另有此境而精微诣极。惟南渡德祐、景炎间，斯为特绝。吾杭若姜白石、张玉田、周草窗、史梅溪、仇山村诸君所作皆是也。自是以还，正不乏人，而审音之善，二百余年来几成辍响。”③陈撰持诗词同源的观点，他肯定两种文学形式体制有异而渊源相通，认为词的创作较之诗体更见精微深细。陈撰推尚南宋姜夔、张炎、周密、史达祖、仇远等人词作在声调运用与音律表现上甚为讲究，评断其充分张扬出词体的音乐性表现特征，对词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陈阿平《搨花亭词稿序》云：“故诗之往复流连，一唱三叹，遗音未竟，悉于词发之。故词为诗之余，然非俯仰古今，自抒情性，实大声宏，浩然有得者不能。”④陈阿平亦持词为“诗余”之属论。他从诗体之“遗音”“余绪”的角度来论说词体，认为人们将在诗作中所不易与不便表现的内容都艺术地对象化于词作中，其在体制上确是从诗体中衍化而来的。

我国传统词集序跋中对词源于风骚之体的论说，大致出现于元代前期。刘敏中较早肯定诗体以情性表现为本质所在，其言为心声，声出而韵，正是沿着这两方面创作因素及艺术表现原则，后世词作之体才得以推陈出新，因此，词体渊源最初是在先秦诗骚之中的。明代，温博从文体替变的角度论断词乃衍生于乐府之体中。他叙说自己最初赏读词作时的感受，认为其大都为“靡靡”之音，于社会现实内涵少有表现，在艺术风格表现上则柔媚华美。他疑心此乃时代运会使然，及至读到范仲淹、司马光、朱熹等人之词后，才体悟到并非所有的宋人词作都是如此，它们才真正承扬了《诗三百》以来的风雅统绪，是对传统诗歌创作取向的大力弘扬。清代，在词集序跋中阐说到词源于风骚之体的，主要有毛奇龄、叶舒崇、王昶、张维屏、黄彭年、贾敦艮、顾云、汪香祖等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将词为“诗余”之属论予以了不断的展开、充实与深化。

清代前期，毛奇龄《峡流词序》云：“而自昔才人如龙标、辋川、青莲、香山辈，犹且争倡新声，互为标的，则以诗余者，其流为曲，而其源直本于《国风》、《离骚》。故《离骚》名辞，诗余亦名辞，自非沿波讨源，涤流却会，道天渊而濯下泉，孰能使涓涓细流，一归浩荡？故蓄水高唐，渐观百里，流使然也。”⑤毛奇龄论断唐代诗人中，王昌龄、王维、李白、白居易等人都在诗歌创作之外另辟一途，尝试“新声”，他们对词体的创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寻其源流，毛奇龄认为其本根又在先秦诗骚之中。他归结诗骚之体与词作之体都名之为“辞”，其在渊源远绍中体现出内在的共通性。叶舒崇《词原序》针对词导源于齐梁乐府之诗的论断加以驳斥，他主张对词源命题的认识要上溯至先秦诗骚之中。他分别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