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一体化的空间政治学分析

理论与现代化THEORY AND MODERNIZATION 2011－03 Mar，2011

2011年第2期NO．2，2011

随着我国区域经济的蓬勃发展，国内许多区域的一体化程度正在日益加深。郑汴（郑州、开封）一体化、西咸（西安、咸阳）一体化、乌昌（乌鲁木齐、昌吉）一体化、长株潭（长沙、株洲、湘潭）一体化等，已经成为区域发展的新引擎。广东省于2010年8月12日正式公布的珠三角“五个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城乡规划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环境保护一体化和产业布局一体化）规划，又将区域一体化推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在当前的理论研究中，对区域一体化的政治和社会逻辑却阐释得不够。法国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列斐伏尔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指出，空间“一直都是政治性的、战略性的”。[1]推进区域一体化，必然会面临一些空间政治问题，同时也将对空间政治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可以将区域一体化纳入到空间政治学的理论视域中加以分析。

一、区域一体化的空间政治意蕴

区域一体化并不只是市场和经济的一体化，还将

深刻影响到区域内政治权力的运行和配置、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以及区域空间结构的整合等诸多方面。

区域一体化意味着政治权力在空间中重新配置。福柯在一次题为《空间、知识、权力》的访谈中指出，“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2]区域一体化，首先会对特定空间内政治权力的运行产生影响。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权力机关之间的横向联系加强。横向联系的加强会使得协调性权力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并会导致新的协调机构的设立。也就是说，区域一体化将逐渐改变政府的职能。最终，政治权力会在空间内进行重新配置，达到一种与区域一体化要求相适应的新的均衡状态。于是，政治权力的空间分布特征也就发生了变化。

区域一体化意味着公共物品在公民中公平分配。这涉及一个空间正义的问题。根据卡斯特的观点，公共物品是一种集体消费物品，

“是指由国家集体性提供的服务形式，如交通、医疗设施等。因为集体消费是

区域一体化的空间政治学分析

郑春勇

摘要：区域一体化具有丰富的空间政治意蕴，可以纳入空间政治学的视域中进行探讨。在我国，推进区域一体化面临着一些空间政治难题，如空间剥夺、空间壁垒和空间失灵等。这些空间政治问题主要是由空间生产机制的缺陷造成的。解决空间政治问题，推进区域一体化，必须寻找一种新的空间再生产机制。

关键词：区域一体化；空间政治学；区域治理

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02（2011）02－0005－05

作者简介：郑春勇（1984-），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生。邮编：300071

适应于居住在某一空间区域中的人的，因此它就有了一个空间的所指对象。”[3]空间区域中的所有公民都平等地享有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是空间政治的正义追求，是空间政治学中“共同的善”。区域一体化，正是契合了空间政治的这一价值取向。所谓一体化，应该是经济社会的全面一体化，那么，毋庸置疑，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和公平分配也是区域一体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区域一体化意味着空间结构在整合中不断优化。空间政治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空间是生产出来的。列斐伏尔一直反对传统社会理论单纯视空间为社会关系演变的容器和平台，并指出它是社会关系至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空间既是在历史发展中生产出来，又随历史的演变重新结构和转化。”[4]按照这一逻辑，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也就是空间的生产过程。随着区域一体化程度的加深，空间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并且这种变化应该是一种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封闭走向开放，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或者说，区域一体化是一个空间结构整合的过程，并在整合中不断得以优化。

二、区域一体化面临的空间政治问题

区域一体化的前景令人向往，但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却是任重道远。国内众多地区的实践表明，推进区域一体化面临着一系列空间政治难题。主要有：（一）空间剥夺：客观存在的空间等级结构

所谓空间剥夺，是指在某一空间区域中，一部分人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手段“合法”地占有其他人的收益。“剥夺者”和“被剥夺者”往往是分群而居的，他们按照既定的“规则”享有不同的权利和政治经济地位。空间剥夺现象，在古希腊城邦中就已经产生了。那一时期的公民就是空间政治中的剥夺者，奴隶则是空间政治中的被剥夺者。几千年来，空间剥夺现象不但没有消除，反而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而成为一种“合理的存在”，并且其表现形式和手段也更加多样化、更具有隐蔽性。

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今天，空间剥夺这一问题再次被左派学者提起。实际上，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空间剥夺已经演变成一个区域内部一体化的问题。在当今任何一个大城市中，中心区与边缘区的分野都显而易见。与此相伴生的则是穷人与富人的不同空间分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不公平分配。不同阶层的人群居住在不同的区域，拥有不同的公共资源，享受着不同的公共服务。即使是在后城市化时期，富人到郊区去居住时选择的也都是那些风景优美的地方。总之，不管哪种资源成为稀缺资源，它都会立刻体现出一定的阶级阶层特征。于是，人们不得不追问政府的责任底线。比如，

“公共服务均等化”概念的提出，就具有反对空间剥夺的涵义。既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就应该无差异地享有政府所提供的一切公共服务。但遗憾的是，这种理想的权利平等始终无法超越不平等的现实。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刚提出不久，就被加上了“基本”这个限定词。从公共服务均等化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反映了公民权利的巨大让步。即便如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行起来仍然是步履维艰。

（二）空间壁垒：进入大都市的权利

所谓空间壁垒，意指某一空间区域的人们进入另外一个空间区域时所受到的限制。空间壁垒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区域政策壁垒的空间化，二是区域经济结构的空间化。这两者是相互作用的，区域政策影响着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区域政策。其中，区域政策在空间壁垒形成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空间壁垒在发展中国家体现得较为明显，比如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

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空间壁垒实际上是一个区域外部一体化的问题。这里的外部一体化与前面提到的内部一体化相对应，指的是不同城市之间的一体化。如果说内部一体化主要是公民权利问题的话，那么，外部一体化则又加入了政府间关系的因素。通常情况下，一地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与该政府所在城市规模的大小和经济总量的大小成正比例关系。那些小城市的居民如果试图享有与大城市相同的公共服务水平，他们就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来达到这个目标，比如具备一定的资本或者学历。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人才等又是稀缺要素，不同的地方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