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正定隆兴寺隋舍利塔到戒坛演变考

河北正定隆兴寺隋代舍利塔到戒坛的演变考

张永波于坪兰

（石家庄导游服务管理中心邮编050060

河北石家庄正定县文物保管所邮编050800）

关键词：舍利塔戒坛恒州正定龙藏寺龙兴寺隆兴寺演变摘要：本文主要通过文献及碑文等资料证明河北正定隆兴寺现存明清建筑戒坛位置原为隋代恒州龙藏寺舍利塔旧址，并论证戒坛内现存明代双面佛是深受藏密风格影响的铜造像。

隆兴寺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的北宋木构建筑群，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规模宏大、布局严谨的宋代佛寺，在其中轴线的中心位置却是一座明清式建筑戒坛，不仅让人费解。这么重要的位置，在宋代扩建寺院时应该是座什么建筑？如果宋时建造了佛殿，则应是座规模宏大的重要建筑，为什么《隆兴寺志》及寺内众多的历代碑碣中任何没有记载？笔者通过深入查找相关文

献及碑文资料，进一步发现戒坛的前身就是隋文帝仁寿年间下诏于恒州龙藏寺安放的舍利塔，元末明初舍利塔坍塌，明中后期，戒坛在其基址上创建。

一、隋舍利塔兴建的历史背景

史料记载，隋文帝杨坚笃信佛教，在为北周宣帝岳父、隋国公时，印度高僧送给他释迦牟尼佛祖真身舍利一袋，要他日后各地建塔安

放、供养、佑国。他即位后，谓天下一统是由佛教之力，乃诏告天下诸州建灵塔，分别于仁寿元年（601年）六月三十日帝诞日分送舍利于30州；仁寿二年（602年）正月二十三日诏于53州立舍利塔，仁寿四年（604年）又命高僧大德奉送舍利于30州造塔供奉。且舍利入州境，总管刺史以下、县尉以上，停军机事务七日，专门负责举行供养舍利的斋会。这其中仁寿二年隋文帝敕令籍贯恒州、时在京城延兴寺的高僧灵达，带侍从2人，散官1人，各携熏陆香120斤，马5匹，护送舍利前往恒州龙藏寺安置佛舍利①。三月十六日开地宫，佛诞日安放石函。历史上隋朝建立之前，北周武帝宇文毓在建德六年（577年）下令灭佛，致使“数百年来官私佛寺，扫地并尽”（《续高僧传》）。隋朝立国之初的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就“普诏天下任所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佛像”②。开皇三年（583年）帝诏令修复周朝废寺“朕钦崇圣教，念存神宇，其周朝所废之寺咸可修复”

③四年（584年）隋文帝“敕天下凡北周已入官而未毁之佛像等，再行安置”④。

隋开皇六年（586年）恒州刺史鄂国公王孝仙奉敕劝奖州内士庶一万人“拯既灭之文，匡已坠之典”扩建龙藏寺，现存隆兴寺内的龙藏寺碑即为记载此事而竖立之碑。碑文中言“龙藏寺者，其地盖近于燕南……幽闲博敞，良为福地。……太师上柱国大威公之子、使持节左武卫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恒州诸军事恒州刺史鄂国公金城王孝仙......奉敕劝奖州内士庶一万人等，共广福田。......于是灵刹霞舒，宝坊云构.....香楼并构，贝塔俱营”⑤。这说明两点，一是文

中的“幽闲博敞，良为福地”及“共广福田”证明龙藏寺在隋开皇六年已存在；二是文中的“灵刹霞舒，宝坊云构”及“香楼并构，贝塔俱营”则证明开皇六年龙藏寺建起一座佛塔。隋文帝时期，任著作郎的王邵在《舍利塔感应别录》里讲的更明白：“恒州表云：舍利诣州建立灵塔，三月四日到州，即共州府官人巡历检行安置所处，唯治下龙藏寺堪得起塔。其月十日，度地穿基……至四月八日，临向午时，欲下舍利”时出现种种灵异“空里即雨宝屑天花……降塔基石函……刹柱东西二处，忽有异气……回曲直上，周旋塔顶……又有四白鹤，从东北而来，周旋塔上，西南而去。至二十日已时，筑塔基恰成，复雨宝屑天花”⑥。安放舍利过程中出现灵异虽不可信，但文中提到塔刹、塔顶足以证明灵达放舍利之前塔就已存在，否则高僧灵达到恒州后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能建起一座新塔，从各方面讲都不大可能，这就证明奉诏安放于恒州的舍利并非专门新建舍利塔供奉，而是灵达等人“度地穿基”，将开皇六年所建佛塔的地基开启，舍利安奉地宫之内。

二、敦煌莫高窟61窟壁画《大五台山图》中的恒州舍利塔

前些年，隆兴寺由于缺少唐、五代两朝寺史及相关文物遗存，一直处于初步研究阶段。1996年8月10日，于寺内八角井院南头挖蓄水池时，出土唐代莲花瓦当、龙兽首、板瓦、白瓷片等残件⑦。2008年又发现隆兴寺在民国六年（1917年）被日本山中商会盗卖到海外的四尊唐代干漆夹纻佛像，为研究隆兴寺沿革增添了实物资料⑧。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李显复位，为标榜“大唐中兴”敕天下诸州

各置大唐中兴寺、观⑨，神龙三年（707）春二月庚寅日下诏“改中兴寺、观为龙兴，内外不得言中兴”⑩。正定在唐代为恒州城，龙藏寺改额为龙兴寺。敦煌莫高窟61窟西壁现存有一铺五代绘制的《大五台山图》壁画。画面的北下角位置为一座城池局部图，题榜书“河北道镇州”。“镇州”为元和十五年（820年）唐穆宗李恒即位，避帝王名讳，改恒州为镇州。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国家四分五裂只存在短短几十年，由于契丹南侵和藩镇之间的战争，对河北一带的经济和城市设施造成巨大的破坏，镇州“境内凋敝，人室九空”⑪。根本无力修建城垣，充其量只是固守防御的加固。所以敦煌五代《大五台图》壁画中的镇州描绘的是唐朝时正定城的格局。图中镇州城衙署东南方有一座三层方塔。其平面布局是北朝至唐代流行的方形砖塔样式，三层塔身上为覆钵顶，覆钵之上叠涩出檐，装饰二层山花蕉叶，正中起刹，上施三重相轮，顶冠宝珠。“与建于隋大业六年（610年）的山东历城神通寺四门塔的塔刹结构相近”⑫。从壁画中此塔所处位置、结构风格以及有关文献资料来综合研究，《大五台图》中唐镇州东南角方塔，即为仁寿二年隋文帝下诏于恒州龙藏寺安奉舍利的佛塔无疑。

三、记载舍利塔的隋龙藏寺碑移至寺外的时间及原因

五代战乱后周皇帝柴荣亲至镇州（正定）拆毁大悲寺铜像铸钱，正定境内很多寺院一并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正定龙兴寺亦不例外，笔者推测，隋龙藏寺碑由于书法价值极高，此时被移至府署保存。

另一种可能是：北宋开宝二年（969年）宋太祖赵匡胤讨伐后晋驻兵真定（正定）时到城西大悲寺礼佛。得知寺内原来供奉的铜铸大

悲菩萨在五代战乱时期被毁，并听说在拆毁铜像时于莲花座内发现“遇显则毁，遇宋即兴”的谶语后，便下诏在城内最大的龙兴寺隋舍利塔后的最宽大处重铸菩萨金身，并修建大悲阁。两年后，真定城南滹沱河发洪水，即宋《真定府龙兴寺铸金铜像菩萨并盖大悲宝阁序》碑记载的真定出现“河漂木、地涌铜”的灵异，赵匡胤谓此是五台山的文殊菩萨助修大佛寺，于是“诏以铜铸像，以木建阁。内遣军器使与州钤辖等领其事，工人、冶者与夫力役之辈皆妙选能者，凡所经费悉从官给⑬。”在铸造大悲菩萨、修建大悲阁之后，用“开宝四年河漂木之最大者”雕刻了慈氏菩萨⑭，慈氏阁、转轮藏阁等一并修建。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八月，琼法和尚奉旨来龙兴寺，经过七年筹划使寺院“长廊翼舒逥映，罗其千柱重门，洞启壮丽，豁然四达。”⑮由于铸造大悲像与修建大悲阁为浩大的国家工程，在拆除九间讲堂的同时，位于舍利塔附近的很多碑刻被运送至府署异地保存。宋庆历四年（1044年）欧阳修升龙图阁大学士、出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驻真定府，一年后降知滁州。欧阳修在出任真定时见到隋龙藏寺碑“在常山府署之门”⑯，将隋碑收录于《集古录》中并对其书法给予高度评价。隋龙藏寺碑虽被后世所熟知奉为楷书碑刻之鼻祖，但欧阳修认为“龙藏寺已废”才存到府署门内，由此也造成后世很多误解。

那么，隋龙藏寺碑又是何时重新运回至寺内原址呢？南宋赵明诚《金石录》中仅收录隋龙藏寺碑的名字和刻立时间，未记载其地址。元大德五年（1301年）《重修大觉六师殿》碑记：“至于寺兴始末，阁建因缘，金铜像感应于宋朝，舍利塔呈祥于隋代”。延佑三年（1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