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环境新变化与发展新思路

当前我国经济环境新变化与发展新思路

2013年02月18日来源：《中国经济时报》作者：仲武冠

十八大之后的改革将是围绕民生为核心，以追求公平正义为目的的改革。可以想见，未来以保障房建设为代表的房地产业，以教育培训为核心的教育事业，以医疗服务为代表的医疗业，以影视为代表的文化产业，以老龄服务为代表的养老产业，以节能环保为代表的生态产业，以酒店餐饮为代表的旅游业，都将是我国民生领域重点发展对象。

2013年1月12日开始，一场持续多日的雾霾笼罩了我国中东部地区，这起严重空气污染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思考：在经历30多年的超高速经济增长之后，我国原来以污染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能否可持续？未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将会发生何种转变？本文将从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以及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需要转变两个角度来探讨未来我国经济的新思路。

一、国际经济环境的新变化

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空间不可能无限突破，在高福利、人口老龄化、削减财政开支等多重因素的挤压下只好选择以贸易保护主义、抑制本国货币升值。

自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一直通过宽松货币政策在猎取经济恢复的机会，三轮QE政策下来，美国的经济有所恢复，但是美国经济前景因为几十年的产业空心化、财政透支等积弊难以在三年之内复兴。据美国国会预算局分析，财政悬崖协议将使未来10年的美国债务总额增加4万亿美元。增税减支都不利于美国经济恢复，现在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可以预见，在财政政策已经难以倚重的前提下，货币政策自然就成了美国政府的廉价救命稻草，所以，量化宽松将是未来五年之内美国货币政策的基本操作手段。但是，美国经济也有自己可取的地方，就是美元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后金融危机时期，美国应对经济衰退还采取一系列强化美元地位、重塑本国制造业、掠夺世界财富的措施。

与美国经济有所区别的是，欧元区似乎还需要更多时间来协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步伐，毕竟欧元设计时货币政策是与财政政策脱钩的。尽管欧元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能直接形成速效救护能力，但这种自我保护式的设计恰恰说明了欧元区化解欧债危机只能求助于强大政治决心。

唯一不在风头浪尖上的日本其实内部也潜伏着许多暗流，其经济形势良莠不齐。说莠是因为日本主权债务和日元汇率潜伏着较高的恶性循环风险，说良是因为日本政府债务的主要债权人是本国国民，而日本国民的自觉性显然难以使他们在本国政府出现债务危机时落井下石。尽管多年财政赤字已经将政府债务总额推高至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237%的水平，但是日本债务风险尚未演变成债务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得益于强势日元为日本债务循环提供了较有力的支撑。因此，虽然日本主权债务风险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小巫见大巫”，但是日本债务风险和日元汇率风险还需要警惕。

后金融危机时代，美、日、欧、英等发达国家政府都在推行紧缩财政政策、贸易保护主义与抑制本国货币升值。当前发达国家在财政政策上普遍有紧缩需要，因此，货币政策正基本上成了发达经济体抑制经济下滑的唯一手段，这也是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低利率甚至零利率的原因。但是，宽松货币政策的效力也难以取得刺激产出与就业增长的明显效果。2008年以来，美联储、日本央行、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资产负债表分别扩张了214%、35%、106%和278%，但同期广义货币仅分别扩张35%、12%、11%和24%。这一点就充分说明发达国家的货币乘数在萎缩，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空间不可能无限突破。所以，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在高福利、人口老龄化、削减财政开支等多重因素的挤压下只好选择以贸易保护主义、抑制本国货币升值作为次优选择项。

二、国内经济基础的新变化

我国传统出口、投资与消费“三驾马车”的经济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而单独依靠投资或者消费的增长方式似乎也不太现实，新经济增长方式成型已经迫在眉睫。

尽管我国经济增长快于西方，但是已呈缓慢下滑势头。随着国外进口需求的进一步萎缩，我国传统出口、投资与消费“三驾马车”的经济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而单独依靠投资或者消费的增长方式似乎也不太现实，新经济增长方式成型已经迫在眉睫。未来如何在我国人口增长、增加消费、减少房地产建设和降低出口之间做一个再平衡，显然需要根据我国正在和即将面临的各种挑战细细梳理。

第一，过分强调效率比公平更重要导致社会差距加大。如果将一个社会分成精英阶层、中产阶层和弱势群体三部分，仅强调效率易将收入分配的天平倾向精英阶层，弱势群体的收入自然会由于知识结构不足及分配机会缺失而少得离奇，从而拉大收入差距。表现在基尼系数上便是2012年达0．474。可见，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扩大到令人担忧的水平。同样的问题也体现在我国城乡差距上。由于我国城乡二元化管理导致的差距，加上30多年来城乡改革的不同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大。

第二，我国劳动力与资本存量回报率下降预示全要素生产率递减。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与资本存量的回报率不断呈现下降趋势。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的近560万劳动力不断增长到2020年的960万劳动力，2020年之后，我国总劳动人数将随着年轻劳动力比例下降而不断减少。预计到2025年，我国年轻劳动力占比总劳动力将由1985年的50%下降为2025年的28%，下降22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我国依靠不断增加劳动力来提高生产力同时也让工资保持低水平的“人口红利”即将成为历史。联合国的预测显示，未来10年我国劳动人口数量将见顶并开始减少。

同样呈现下降趋势的还有我国每单位资本存量投入所带来的产值出现下降，即资本存量/产值的比值是逐年递减，已从1978年左右的2．4下降为2010年的1．3左右。2002年时，我国的资本存量远远低于美国，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很大——工厂缺少生产产品的机器设备，城市缺少将产品运至市场所需的道路和铁路，那时我国的单位投资收益较高。经过约10年的固定资产与基础设施大量投资，我国单位投资收益已经开始下降，从2009年起很多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

单位资本产出不断下降导致我国资本回报率越来越低。从2001年至2010年，我国每增加一个单位资本，能增加0．13个单位产出，单位产出量低于上世纪90年代的0．17和80年代高点时的0．24。这一点可以从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的变化得到印证，数据显示，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从1980年的1．41下降到2010年的0．63。

资本回报越来越低则说明我国经济运行所需要的资金越来越多，那么用信贷余额占我国GDP的比例也可以得到资本回报率下降的证据。我国信贷余额占GDP比例已经从2002年的115%上升到2012年的121%，增速令人担忧。一般而言，信贷余额占GDP比例越低越好，要想降低这个比率，就必须将信贷增速降至名义GDP的增速以下。

三、未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思路

未来我国将可能围绕四个方面的政策措施来保持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一些有利条件，比如新一代领导人锐意改革所形成的制度优势，将逐步释放我国的科技、教育、劳动力素质等方面的潜力，这将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路径。再如，我国具备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发展已经具备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一定体制条件，宏观调控经验不断丰富，企业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明显提高；财政收支状况良好，金融体系运行稳健，社会资金比较充裕。还如，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为特征的“新四化”已经成为我国未来十年的着力点。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超过60%，那么，按照2011年的总人口算，则我国需要实现8．1亿人口的城镇化，也将是说将有3．9亿人要实现城镇化，伴随城镇化而来的工业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及其拉动的投资需求潜力巨大。城镇化带动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带来消费需求大幅增加，同时产生庞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住房建设等投资需求。据测算，每增加1个城市人口可带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50万元。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拉动最终消费增长约1．6个百分点，新增投资需求6．6万亿元，能够替代10万亿出口。如果在未来2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上升到70%，年均社会消费额可以从目前的10万亿元增加到20万亿元，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也可以维持20年。

未来我国将会采取哪些政策措施来保持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