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在诗歌创作上的异同

浅析“三曹”人生及其诗歌创作

摘要：汉末建安时期，文坛上涌现了大量作家，打破了东汉末年诗坛上的沉闷局面，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由于他们都共同经历了汉末离乱的痛苦生活，所以能自觉继承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在诗中通过叙述丧乱及感叹身世，吐露建功立业的抱负，具有慷慨悲凉、明朗刚健的独特风格。人们把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建安文学”。“三曹”即汉、魏间诗人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的合称。他们政治地位显赫，文学成就很高，成为当时文坛领袖，是集中体现“建安风骨”特点的代表作家。

关键词：三曹建安风骨刚健婉约慷慨

建安时期，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是一个转变时期，此时诗歌的成就最为突出，它已经完全摆脱了汉代诗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功利主义诗歌思想，完全归之于抒一己情怀，但写此心，而不虑及其余。曹氏父子是建安诗歌的集大成者，引领一代文坛。“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邈英逸，故俊才云蒸”（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正是曹氏父子的诗歌创作为建安文学的兴盛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使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耀眼的明珠并光照后世。曹氏父子虽出自一家，但由于人生境遇的不同使这三人的思想感情大不相同，体现在文学创作中便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形成迥异的文学内涵和艺术风格。

一

建安时期，战乱频繁，社会动荡，这为想建功立业之人提供了可能，激发了士人追求功业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又是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给士人带来了事事多变，人生无常的深沉感叹。这种环境为士人创造了一种慷慨悲凉的情境，从而形成了诗歌慷慨悲凉的独特格调，“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刘勰《文心雕龙》）。曹氏父子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他们的诗歌中更是充满了“高古之骨，苍凉之气”（钟惺《古诗归》），但由于性格、际遇的不同，这种慷慨悲凉之气亦各有不同。

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是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当时阶级矛盾尖锐的形势下，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先后削平割据势力，统一了北方，是一个很有胆识的统治者。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写下了大量的诗文，是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在他的诗歌中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有军事家的豪迈壮阔，“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有文学家的深邃思索，“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由于他一生戎马倥璁，因此“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如《观沧海》中对波涛水阔、海岛耸立、草木繁盛、气象万千的描写有吞吐宇宙之势。徐世薄讲：“孟德明允、苍茫、浑健、自有开创之象”。在曹操的诗文中也有悲凉之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但其诗还是以豪迈纵横、气韵沉雄为主调。曹操的诗苍劲雄浑，开一代诗风,鲜明地体现了“建安风骨”的特色。

“诗有文之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曹丕，敏感而多情，对人生的凄凉惆怅有着深刻的感受，因此在他的诗文中多了悲凉之感而少了豪迈之气。“涕零雨面毁容颜，谁能怀忧独不欢？展诗清歌聊自宽，乐往哀来催肝肺”，“忧来无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忧何为”。曹丕的诗清丽婉转，低徊哀怨，一改其父的豪迈之气，而充满“婉娈细秀”的公子气、文士气。

“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曹植是建安诗的集大成者，古人称为“建安之杰”。他的诗“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曹植“生乎乱，长乎军”，曾随父“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这使他少年得志，豪情满怀，诗也呈现出慷慨之情，“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但是后来的政治囚徒生活，给他的慷慨笼罩了一层

悲凉之气，使他既承传了其父的雄健又拥有了其兄的悲情，“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曦。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自顾非金石，咄挈令心悲”。清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子健既擅凌厉之才，兼饶藻组之学，故风雅独绝，不甚法孟德之健笔，而穷态极变，魄力厚于子桓。要之三曹各成绝极，使后人攀仰莫及。”

二

曹操一生雄才伟略，建功立业；曹丕一生富贵闲适，安守父业；曹植一生壮志难酬，郁郁寡欢。这不仅使他们的文学风格不同，而且诗歌内容也有所不同。

曹操的诗歌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诗反映的是汉末社会的动荡不安，百姓颠沛流漓，是“闵时悼乱，歌以述志”。《薤露行》通过对外戚、宦官、军阀之间争权夺利的描写如“惟汉二十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反映了汉末统治集团政治腐败，祸国殃民的罪行，又通过对具体事件的描述“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表达了诗人的愤怒、不满、对百姓痛苦境遇的同情，及由此产生的忧虑和哀伤。东方树认为此诗“浩气奋迈，古直悲凉，音节词旨，雄姿真朴，一起雄直高大，收悲痛哀远”。

《蒿里行》较《薤露行》写得深刻。《薤露行》写统治阶级内部之争，固然有诗人的愤怒与不满，而悲伤的情感落在宗庙被毁，宫室残破之上，以“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的典故加以抒发，想到百姓的不过是一句“号泣而且行”。《蒿里行》不仅写群雄起兵、军阀混战，真实地记录了汉末诸侯拥兵自重，为争权而相互残杀的情景，而且直接落笔到“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勾画了战祸带来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社会悲惨景象，诗人以“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抒发了他的悲苦，充分体现了诗人对人民的同情之感。明人钟惺《古诗归》评此诗：“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曹操的另一类诗表现的是统一天下的雄心与吞吐宇宙气象的豪情。《短歌行》开头便抒写诗人对时光流逝、功业未成的深沉感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接着通过对贤才的思念“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宴饮嘉宾“鼓瑟吹笙”表达了诗人求贤若渴的急切心情“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正因为曹操“设天网以该之，顿八闳以掩之”才开创建安文学的新局面。最后诗人以周公吐哺的典故自喻，抒发其延揽人才，统一天下的鸿雁之志。

曹操是乱世英雄，所抒发之情大都与历史命运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负有关，曹丕却更倾向于个人感情的表达。曹丕有宴游诗，抒情言志诗，但最能体现其诗水平的是写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及思乡之情的诗。

《燕歌行》着意描绘出一幅萧条寂寞的深秋景象“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接着拟用少妇的口吻“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方”倾诉秋夜思念未归的丈夫的怀情和悲伤“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

《杂诗》是描写被迫离乡背井的游子思念故乡的苦闷之情。“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展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为何在烈烈的北风中还要披衣彷徨？因为“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可现实确是“愿飞安得翼，欲济河无梁”，惟有“向风长叹息，断绝我中肠”。陈祚明说曹丕的《杂诗》“以自然为宗，言外有无穷悲慨，若不止故乡之思。寄意不言，深远独绝，诗之上格”。

曹植同其父其兄不同，他的人生境遇可以分为两个时期，这也使他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前后差别。前期，因其天资聪明、才思敏捷，曹操甚是深爱，使其具有贵公子豪爽不羁的情趣，以及创立功业的壮志。《白马篇》热情赞颂了边塞游侠驰骋沙场、奋勇杀敌，保疆卫土的英雄行为“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也表达了游侠忧国忘私、视死如归的爱国思想“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朱乾《乐府正义》说“此寓意于幽并游侠，实自况也”，曹植实际寄托的是自己建功立业的宏意，“吾虽